廬山道觀

廬山，亦名匡山、匡廬，此外還有輔山(敷山)、敷淺原、天子都、天子障、南障山等名稱。因山岳的地理位置和形狀而命名。“廬山”之名始見于《史記·河渠書》。書中有“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記載。廬山位于江西省北部，北臨長江與九江相接，東南瀕鄱陽湖與星子相鄰。東西大約寬20余里，南北大約長50里，層巒疊嶂，有山多重，周圍綿亙約5百余里，奇峰峻嶺大約有90余座。峻峰奇嶺千姿百態(tài)，形狀各異，“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yuǎn)近高低各不同”。廬山風(fēng)景勝絕，有“匡廬奇秀甲天下山”之贊譽。加上山上水源豐富，氣候宜人，還有豐富多彩、令人神往的美麗傳說，使之成為馳名中外的游覽避暑勝地。因此，自古以來就有許許多多的文人墨客、高士逸民、先賢往哲和高僧名道等被吸引而云集廬山，從而既造就了廬山濃重的文化、學(xué)術(shù)氛圍，又形成“道釋同尊”的局面，給廬山籠罩玄虛、神奇的光環(huán)。廬山既是文化名山，亦是宗教名山；既是佛教名山，亦是道教名山。道家列廬山洞為第八小洞天，稱“仙靈詠真之天”，列廬山虎溪山為第四十七福地。

歷來傳說廬山乃“神仙之廬”。據(jù)周景式《廬山記》記載，西周威烈王時(公元前四世紀(jì))，有一個“生而神靈”名叫匡俗(續(xù))的人，為躲避朝廷的征聘，曾隱居在廬山的深谷老林中，求仙學(xué)道，“時人敬事之”。后來，有的神仙家將廬山得名依附于匡俗。廬山很早以來便是神仙方士活動的重要場所，據(jù)說方輔和越廬君兄弟7人也在廬山得道成仙。自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和西漢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漢武帝巡視南方各地，到達(dá)荊楚一帶，“浮江而下”，路過廬山，虔誠祭祀廬山后，廬山作為“神仙之廬”的名聲更顯，地位更崇了。據(jù)說當(dāng)年二位帝王都曾興致勃勃登上上霄峰和紫霄峰，勒石紀(jì)念，漢武帝甚至還給匡俗以“大明公”的封號。自此以后，道教在廬山逐漸興盛起來。

三國時或曰六朝時，福建著名道士董奉，字君異，由南中經(jīng)南昌來廬山隱居。董奉醫(yī)術(shù)高超，時時為人治病，藥到病除，極為見效。治病不收取醫(yī)藥費，只要求重病愈者，栽杏5株；輕病愈者，種杏1株。然后，以杏易谷，周濟貧苦百姓，傳為“杏林佳話”，在歷史上流傳很廣，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董奉精于內(nèi)外丹功，擅長使用丹符。在山期間，董奉筑董奉館(亦名董奉真人壇)和太乙觀，開展齋醮占卜之類道術(shù)以宣演道教。董奉逝世后，其影響越來越大，到宣和二年(1118)，宋徽宗為張揚道教，追封董奉為“升元真人”。

南朝宋大明五年(461)，周游四方布道的陸修靜來到廬山，愛匡阜之勝，建太虛觀，研經(jīng)傳道授徒長達(dá)7年之久。7年當(dāng)中，陸修靜采煉丹藥，收徒布道，并致力于太虛觀的拓置和擴建，最終使之成為一座規(guī)模宏偉、造型別致的名觀。陸修靜在太虛觀最重大的活動便是建置道藏閣。據(jù)傳，閣中珍藏有宋明帝御賜的道家經(jīng)書、藥方和符圖1200卷，“龍篋貯之”，相當(dāng)貴重精美，是當(dāng)時全國最大的道教經(jīng)庫。陸修靜在閣中遨游于道家經(jīng)籍，潛心于道教理論研究，獲得淵博道學(xué)，為日后編輯《道藏》和創(chuàng)立道教儀式奠定堅實的基礎(chǔ)。陸去世后，朝廷追謚“簡寂先生”之號，太虛觀故更名為簡寂觀。簡寂觀在唐以前一直是廬山道教最重要的宮觀和最大的道教修煉場，鼎盛時住有道人多達(dá)五、六百人，香火稱極盛。唐宋時期，影響仍在，出現(xiàn)許堅、錢朗、孫晟、郗法遵等高道，先后長居簡寂觀，與朝廷官府保持著較密切的聯(lián)系，身負(fù)高深道學(xué)和丹功。鼎盛時期的簡寂觀在朝廷的格外恩寵下，不僅赫然成為廬山道教中心和南天師道最著名的道觀，而且極大地促進了廬山道教的發(fā)展。康王觀、崇善觀、詠真觀、昭德觀、白鶴觀、廣福觀、太平宮等道觀如雨后春筍般崛起，互相呼應(yīng)，鼎力相持，與廬山佛教勢力分庭抗禮，創(chuàng)造出“釋道同尊”的局面。

唐代，大名鼎鼎的“神仙”呂洞賓，亦得道于廬山，揚名于廬山。呂洞賓足跡遍及廬山南北，游覽了太平宮、歸宗寺、簡寂觀等山中勝跡，留下了大量詩作。相傳，呂洞賓在廬山遇鐘離權(quán)，經(jīng)過“十試”考驗，得延命之術(shù)、金液大丹之功和天遁劍法。以后劍不離手，長期在仙人洞修煉劍術(shù)和保壽延年之術(shù)，活到一百多歲，仍鶴發(fā)童顏，并終于磨煉出一套高超的劍術(shù)，被后人譽為“劍仙”。又傳呂洞賓憑借“起死回生”之醫(yī)術(shù)，奔波于山上山下為人治病，不取報酬，被山民交口稱譽為“不為良相，便為良醫(yī)”的活神仙。呂洞賓長期在廬山活動，奇聞逸事隨在皆是，名聲遠(yuǎn)播。唐太尉曹勛和廬山清虛道人“采其事實以聞于德壽殿，連唐高宗也深深折服，甚嗟異之”。呂洞賓因此更是身價百倍，儼然成為道教一代祖師，“天生一個仙人洞”也籍此而成為千人頂禮，萬人膜拜的道教勝地。

當(dāng)時，慕名到廬山求仙學(xué)道，成為一種時尚。唐代大詩人李白，自號青蓮居士，從開元十四年(726)起，先后5次上廬山，遍歷山中勝景，同時尋仙訪道，進行為道實踐，留下多首膾炙人口的詩作。李白不僅自己追慕神仙之跡，從事煉丹修道活動，而且鼓勵和支持全家如此：“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從此煉金骨。”李白幾上廬山，都攜妻同游，求神訪道。這在《送內(nèi)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一詩中有真實反映：“君尋騰空去，應(yīng)到碧山家。水舂云田碓，風(fēng)掃石楠花。若戀幽居好，相邀弄紫霞”。“羨君相門女，學(xué)道愛神仙。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fēng)疊，乘鸞著玉鞭。”詩中“相門女”系指唐玄宗時期以“口蜜腹劍”著名的奸相李林甫的女兒——李騰空，也就是李白夫人所要尋找的女道士。李騰空與蔡侍郎之女蔡尋真結(jié)伴到廬山學(xué)道，李居屏風(fēng)疊之北，蔡居屏風(fēng)疊之南，并以丹藥為人治病。每逢道教的三元八節(jié)，二人相聚詠真洞，共研道教經(jīng)籍，開壇講道，聲名顯著。

唐代，廬山高道還有被譽為廬山道教宮觀風(fēng)景第一的白鶴觀住持——劉混成。在白鶴觀期間，劉混成主要從事外丹修煉，同時兼研道學(xué)，常“口誦黃庭兩卷經(jīng)”，頗有些名聲。晚年，離開心血所系的白鶴觀，辭別朝夕相處的弟子，孤身登上五老峰，在木瓜洞棲隱下來。在木瓜洞，劉混成摒棄塵擾，超然物外，息心修道，潛心煉丹，以種木瓜為食，名氣很大，洞因之而名。劉混成所創(chuàng)建的白鶴觀，不僅景色優(yōu)美而成為廬山第一佳境，而且唐宋兩代其在廬山道觀中的地位較為顯赫。蘇軾、蘇轍、陳摶等都曾來觀游歷禮拜，并在詩文中反映了“時傳丹錄千年術(shù)，只誦黃庭兩卷經(jīng)”的盛況。白鶴觀直到清末，時有興衰。

廬山道觀遺址

宋代，廬山道教更加興盛。太平宮是當(dāng)時廬山規(guī)模最大、最負(fù)盛名的道觀，被譽為道教“詠真第八洞天”。太平宮最早的前身，是唐玄宗在廬山敕建的使者廟。南唐三位國主素來篤信道教，堅信長生不老，李異甚至因此而命喪黃泉。在不長的統(tǒng)治時間里，李異等對廬山使者廟格外恩寵，“常遣宦官祭廬山”，并改廟曰通玄府。人宋后，廟達(dá)到了歷史上最為鼎盛時期，廟之名號和規(guī)格一再升級。宋太宗太平興國中(976～984)，詔令廟以紀(jì)元易名為太平興國觀；熙寧中(1068～1077)宋神宗又命于觀中置祠官；及宣和六年(1124)，徽宗又升觀為宮，正式名為太平宮。時太平宮“崇軒華構(gòu)，彌山架壑”，氣宇軒昂，壯麗宏偉。宮田散置旁縣36區(qū)，“侈盛無加”。道侶“常三數(shù)千人”，一般也在500人左右，涌現(xiàn)出劉虛谷、黃知微、白玉蟾等一大批道學(xué)精深，才識俱佳的道士。白玉蟾，南宋道士，又名葛長庚，字如晦，又字白叟，號海瓊子。白玉蟾為道以來，浪游四方，飄忽不定。白氏久聞廬山乃仙靈詠真洞天、虎溪福地，追慕晉代鐘離權(quán)和唐代呂洞賓棲隱廬山修道成仙之舉，遂常到廬山各道院游觀駐錫，禮祖宣道。據(jù)(太平宮志)載，白玉蟾在宮中煉丹，安心修道，大有收獲，最終成為丹功派南五祖之一。以后再傳弟子、元初道士李道純將南北宗合流，稱道全真，盛極一時。

宋代廬山還出了一個道教醫(yī)學(xué)家皇甫坦。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1149)，顯仁皇太后患目疾，宮中御醫(yī)幾治無效，“坦以噓呵布?xì)猓�目即愈”。之后皇甫坦又為仙韶甄娘治好了瘸腿。由此倍受朝廷器重。為了召對方便，皇甫坦由四川青城山移居廬山。高宗為其筑室，賜御書名其所曰“清虛庵”，“詔繪坦像，御贊之”。清虛庵因為御賜而頗具規(guī)模。煥文閣、清虛堂置其間，依山造勢，宏麗狀觀。堂閣中收藏著高宗及后幾代皇帝御賜的《黃庭經(jīng)》、《道德經(jīng)》和《陰符經(jīng)》等道教經(jīng)籍、宸翰題榜、御賜繪像和贊文，滿壁生輝，富麗堂皇。皇甫坦在清虛觀，注意內(nèi)外丹修煉，有所成就，“善布?xì)狻薄��?jù)說，皇甫坦常“宴坐不寐”。久之，兩足外踝皆平偃，頂有珠光瑩瑩。由于皇甫坦與宋幾代皇帝來往密切，所以道徒聞風(fēng)歸附，以沾榮耀，使清虛庵一度名震江南，成為廬山著名道觀之一。

明末清初高道石和陽追劉混成遺蹤，重開木瓜洞，使其變成了一組錯落有致、清幽雅靜的庭院式建筑——木瓜洞道院，洞名更響。石和陽以道院為基地，守真抱樸，不改其素，點砂燒丹，吐納運化，收徒傳道，不以遺力。石和陽在山數(shù)十載，致力于道教理論的研究和詮釋，先后注解《黃庭經(jīng)》、《虛靜經(jīng)》、《陰符經(jīng)》等經(jīng)籍；撰《指元篇》、《三洞元章》、《心經(jīng)》等有關(guān)道教的論著。在這些注論里，石和陽提出一系列新見解和新觀點，對后世道教的理論和實踐產(chǎn)生很大影響，“至今究心理學(xué)之士，猶樂得而稱道之。”石和陽身后，弟子尹誠齋承其衣缽，繼續(xù)經(jīng)營木瓜洞道院，使之仍保持著相當(dāng)大的影響力，其后逐漸冷寂。

清代以來，廬山道教隨著整個道教的漸趨衰落而衰落。因為天災(zāi)和人禍，山中許多著名道觀破敗不堪，無法修復(fù)；道士無有棲身之所，只好別尋生路。到“文化大革命”之時(1966—1976)，廬山道教幾乎是蕩然無存。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落實黨的宗教政策以來，廬山仙人洞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復(fù)，道教在廬山再度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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