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文化作為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曾經造就了無數的崇拜對象，三國時期的關羽就位列其中，而且一直延續至今。然而，關公崇拜在歷史上明顯經歷了一個過程。

　　從晉代才開始出現關于關羽的神話傳說，但并不那么突出、強烈，更沒有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同。今天所熟知的關羽本人“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等英雄形象，在當時沒有完全樹立起來，“桃園三結義”等故事情節也未有豐滿。然而，歷史發展到兩宋，關公崇拜文化才真正興盛，無論當時社會普通民眾，還是封建統治者，都把關公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顯然，這與兩宋時期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兩宋政治上的內強外弱是關公崇拜文化興起的根本原因。雖然在北宋建立時趙匡胤就吸取歷史經驗教訓，全面加強政治、經濟、軍事等中央權力，強化對地方控制，改變唐末以來地方軍閥混戰的藩鎮割據局面，但在實現中央權力集中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如“崇文抑武”之風盛行。尚武之風日衰的結果是，宋代雖有武舉，但卻以試策高低定去留，“武舉發，先閱射騎，而試之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使得對武士的選拔重文輕武，弱化了軍事指揮者。另一個后果就是致使軍備長期被忽視，“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再者，軍隊腐敗滋生，軍中之人多參與經商。以范仲淹為例，“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將回易到的利息“充隨軍公用支使”;九江巡尉司“常獲販私茶人，乃是本軍出戍官兵”。在這樣的情形下，北宋不得不面對軍事作戰頻頻失利，自身政權持續弱化，西夏、遼、金及蒙古等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強勢崛起，不斷蠶食中原的現實。

　　兩宋國家領土長期分裂的現狀又推動了關公崇拜文化的興盛。軍事上的失利帶來了國家分裂、社會動蕩和百姓流離失所。如宣和末，燕云戰事起，北方邊界諸鎮的兵禍連結，當地百姓紛紛“棄產而居京師”。在飽受連年征戰、國家分裂的痛苦下，人民對收復失地和安定生活產生了強烈愿望，“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雖然寇準進行堅決抵抗，岳飛、韓世忠等人一度收復大片領土，但這些努力在腐敗無能的政府面前都是杯水車薪，難以改變失敗的命運，終以“澶淵之盟”茍安一方。面對這種局面，民眾不由得產生了“我所需要的東西，就是我所依賴的東西”的心理，增強了對英雄的渴望，幫助他們收復失去的家園，恢復安定的生活，保佑他們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免遭涂炭。關公具有的忠義思想、高超武功，甚至其一生轉戰四方，只是晚年才稍稍安定，鎮守荊州，其死后又被弄得身首異處的悲壯人生，自然滿足了他們這種心理需求。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出現為關公崇拜文化的興起創造了思想條件，尤其是北宋道教廣泛傳播與發展。北宋時期，道教的發展還要歸于統治者的重視，其中的原因是權力合法性的問題。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取代周世宗后室，從法統上說，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其本人對此也是耿耿于懷。在“君權神授”的年代，宋太祖試圖從上天意志上進行修正，便利用道士張守真等人宣揚兵變是上天的意志，以求權力獲取的合法性。這樣，道教便成為了北宋統治者的寵兒。宋真宗為了保全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將道教的崇奉又推向了高潮。為了尋求“澶淵之盟”失敗的借口，掩蓋自己的無能，他利用道教假借上天意志制造假象。如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命道士在朝元殿建道場，制造神人降“天書”《大中祥符》等。這樣，各地道教宮觀就持續修建，使道教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尊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顯然，這種背景為關公崇拜文化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到北宋中期，關羽的地位明顯有所提高。

　　北宋社會大量無產者游民的出現，又是關公崇拜文化興盛的一大原因。由于兩宋時期實行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很多自耕農由于土地被豪強地主吞并，便成為脫離主體社會的游民;人口的急劇膨脹導致人地矛盾緊張，下層農民占有土地數量日漸減少，天災人禍的發生，使生計艱難的農民淪落為游民。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游民成為兩宋社會一個重要的群體。他們基本的生活狀態是不僅不受社會宗法制度的束縛，游離于社會法制之外，還形成自己特有的社會生活方式，受雇于人，乞討，甚至打家劫舍、偷盜等，生活異常艱難。這樣的生活境遇，使他們深刻體會到，“只有在變成游民，闖蕩江湖時，才會意識到自己的軟弱”，所以，尋找其他個體幫助，組建各種組織和幫會，成為賴以生存的基礎，并由此產生了濃厚的英雄崇拜意識，“這些英雄形象高大勇武，無所畏懼，重朋友，講義氣而且與游民有大體相同的地位和生活經歷”。歷史上的關羽則暗合了這種游民文化意識。首先，他曾“亡命奔涿郡”，奔走于江湖;其次，關羽武藝超群，敢于冒險，生性尚武;再次，關羽與結拜兄弟，肝膽相照，忠心耿耿，并肩戰斗等，一身江湖義氣。顯然，關公就成為眾多“江湖”游民崇拜的對象。

　　兩宋市民文化的發展又是關公崇拜文化興盛的另一原因。兩宋時期商品經濟繁榮，使得城鎮數量不斷增多，而且規模不斷擴大，“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在城市商業繁榮的前提下，兩宋出現了大量專門從事商業活動的市民階層，“北宋時的汴京，宋真宗天禧五年開封府新舊城八廂總計九萬七千七百五十戶”。這些市民在商業往來、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還追求精神世界的愉悅。為了滿足這些新興階層的精神需求，很多繁華市鎮開始出現專供市民階層消遣的文化，其中三國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成為文藝表演的重要部分，當然，這也包含了關羽本人。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文藝作品的廣泛創作和傳播，對關羽形象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關羽開始受到普通民眾的追捧，“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群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為泣下，囑弄者且緩之”。另一方面，社會對關羽的尊崇也影響到了上層社會。在北宋時期，關羽先后被封為“忠惠公”、“照烈武安王”和“義勇武安王”。

　　文化崇拜現象的發生都會遵循一定的因果規律，絕沒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揆度歷史，由表及里，文化崇拜的發展過程，是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多種因素下共同作用的產物，有的存在長遠，有的短暫，有的易被察覺，有的易被忽略。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由于文化具有持久深遠和潛移默化的特殊功能，文化崇拜都或多或少地對某一階段的人類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先進的文化崇拜會促進社會發展，相反，落后的則會阻礙社會的進步。顯然，注重文化崇拜現象的總結與思考，探究文化崇拜現象的根源，對國家和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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