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多神教，它有龐大的神仙體系，諸神中有不少是歷代重臣名將，先哲賢圣，其中關帝——關羽，就是在漢民族群眾中信仰最廣泛，影響最深的神仙之一。

　　關帝姓關名羽，字云長，東漢河東解縣人，是我國人民熟知的一位歷史人物。史書記載：關羽為三國蜀漢大將。東漢末亡命奔涿郡，與劉備、張飛結為兄弟，從劉備起兵，守下邳。兵敗被曹操俘獲，操愛其才，授予偏將軍，封漢壽亭候，但羽不降，護送兩嫂重歸劉備。建安十四年(209年)任蕩寇將軍襄陽太守，劉備入蜀后，羽留守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午)被曹操、孫權聯軍夾擊，兵敗，羽與其子被孫權殺于漳鄉(今當陽境內)，時年六十歲。  

　　歷史的關羽，只是三國時的一位英雄，但他在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他同時代的人，也超過了歷史上其他英雄和武將。作為中國封建時代三大思想支柱的儒佛道，無不對關羽推崇備至。道教信仰關羽自不必說，儒家稱關羽為“文衡帝君”，稱號“武圣”，與“文圣”孔子相提并論。儒家學子們還尊其為“五文昌”之一，可權衡信運。佛教尊關羽為伽蘭、護法，還流傳有關羽玉泉寺皈依佛教的故事。

　　對關羽的推崇信仰，從史書考證主要還是在宋代以后，至明清時達到了極點。這種演變同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關羽雖被人們廣泛的信仰，尊為“天神”，千百年來為人們焚香膜拜，但是，在人們的心目中從來不是宇宙的主宰或救世主，更多的是倫理道德的楷模。關羽為人們推崇主要是在“忠”、“義”二字。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三綱五常一直是維護封建等級制，調節封建的人際關系的根本準則。“忠”就是要“臣事君以忠”，“為人謀而不忠乎?”(見《論語》)“義”則是處理朋友、兄弟及同階層人所應信守的封建道德標準。這種道德觀念在漢民族群眾影響極為廣泛，長期以來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領域里，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因此，早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成書之前，有關關羽“桃園結義”、在曹營“封金掛印”、以及后來華容道“義釋曹孟德”， “水淹七軍”、“單刀赴會”等故事在筆記小說、戲曲中已廣泛流傳，成為膾灸人口的佳話。人們認為：關羽千里尋兄是為仁之行;華陽放曹是義之舉;保嫂秉燭達旦是禮之意;水淹七軍是智之謀;單刀赴會是信之誠;把仁、義、禮、智、信集關羽于一身，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基礎上，關羽在人們心目中其品格越來越完備，形象越來越高大，也就越來越理想化。這種對于個人品格的崇拜，超越了頂禮膜拜，祈求庇護的信仰，是關羽的形象能在社會各種不同的階層產生廣泛影響的根本原因。

　　在歷代封建統治者看來，關羽“忠義”的品格，既是處理統治集團內部上下、君臣關系的典范，又是用來維護其對人民思想統治的最好武器之一。因此，對關羽極力渲染，并且一代勝過一代。關羽死后被追謚為“壯繆侯”，始建廟祀關羽約在南朝的梁、陳時，到隋，關羽已被奉為神(見《佛祖統紀智者傳》)。至宋，開始加封為“崇惠公”，后又封其為昭烈武安王，宋徽宗時，更封為崇寧真君。南宋高宗加封他為“壯繆義勇王”，元朝文宗封其為“壯繆義勇武安顯靈英濟王”。到了明代，傳說朱元璋戰勝陳友諒是因有關羽保佑;永樂時 因北征雅失里，制崇祀;嘉靖年間又改定京師祀典，以五月十三日為關羽圣誕，用牛一、羊一;豕一、果品、帛等，歲致祭，萬歷時，先賜解州廟額曰：“英烈”，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進而加封關羽帝號，稱：“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至尊關圣帝君”，加冕旒十二，如帝王;并賜陸秀夫，張世杰為其左右丞相，元帥岳飛，伽蘭尉遲恭。還賜北京正陽門關帝祠以九旒冠、玉帶、龍袍等。清代統治者為聯絡漢民族感情，維護其對漢民族的統治，更推崇關羽，認為他“報主之志堅”，“酬恩之義重”，“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把他當作護國神，認為清王朝所以能一統天下，是由于關帝的護佑。順治敕封他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贊宣德關圣大帝”。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分巡臺廈兵備道蔣允樞在《增武廟官廳碑記》中云：“文廟以其習禮樂冠裳之盛，于武廟以作其忠誠義勇之氣”。祀孔、祀關的目的就是為激發人們為維護封建統治而義勇忠誠，達到文官治國，武官衛土的目的。正是為了這一目的，雍正時命天下直省郡邑皆得立廟，“春秋祭以太牢”，敕封關羽三代公府。乾隆時，詔改《三國志》本傳謚法，易“壯繆”為“忠義”，稱其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贊他：“力扶炎漢，志節凜然”(《清通典》)，令重建“忠義廟”。嘉慶十八年(1813年)，相傳林清天理教起義打入皇宮，因仰見紫禁城上有關帝神像，“立時畏懼”而敗。遂又加封關帝“靈佑”二字，稱“靈佑忠義神武關圣大帝”。民國三年，袁世凱將關羽、岳飛合祀于武廟，按時致祭。關羽就這樣由侯而王，由王而帝，最后被推上了“精忠貫日，義氣參天”與日月天地并列的頂峰。

　　人民群眾崇信關帝，同樣是出于對關羽一生“忠義”的敬慕。早在統治者為關羽加封進爵之先，民間已流傳許多有關關羽義勇忠誠的故事，成為群眾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后來由于封建統治的渲染，這種信仰與崇拜也大大地加深了。宋明以降，封建階級為維護其行將崩潰的封建統治，推出了新儒學——宋明理學，強化了封建主義的倫理道德。理學家們認為“三綱”、“五常”是“綱常萬年，磨滅不得”(《朱子語錄》)，關羽那種盡忠盡義的行為，正符合新儒學的道德觀念，成為這種道德觀念的榜樣，萬古綱常的化身。新儒學隨著理學家們的宣揚而逐漸深入民間，這種新儒學的道德觀念在漢民群眾中形成的反饋，使關羽的形象在人們心目中更得到了升華，成為扶正壓邪，佑護眾生的天神。他的影響也更加普遍，對他的信仰也更加深入人心了。

　　自北宋末到明代的數百年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而嚴酷，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渴望著沒有外族的蹂躪，能過上安定而太平的生活，遂給關羽為維護正統的忠義行為和勇敵萬人的英雄氣慨又賦予了新的含義。人們在抵御外族入侵和反抗剝削壓迫的斗爭中，把關羽的忠義作為維護共同利益，團結自己隊伍的旗幟，以關羽為榜樣來約束每個人的行動，協調相互間的關系。這就是為什么一些農民起義軍中，也供奉關帝的原因。

　　明代以后，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封建經濟高度發展，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在我國沿海一些地方出現，大批農民破產離開土地成為無業游民或工商業者，隨之而來的是各種行會、幫會以及各種會道門發展起來了。到了清末，更有一部分人遠涉重洋，渡海謀生。在這些過著毫無保障，動蕩不定生活的人們中間，忠和義就顯得格外重要，“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成了這些人得以生存的一個信條。于是關羽成為他們崇拜的英雄和為人的表率。因此，明代以后，農民起義軍、民間秘密社團、手工業者，以及三教九流無不奉祀關帝。奉祀關羽的廟、祠、堂、神龕到處可見。一些幫會中也崇奉關帝，如青幫將關羽奉為老二，他們尊關羽為關恩主，領袖眾神開壇闡教。直到近百年在華北流傳的黃天道、皈一道等會道門都供奉關帝。民間金鸞拜貼，也要先拜關帝。商人們還根據關羽在曹營“上馬金、下馬銀”的故事，將關帝奉為武財神。遷居到少數民族邊遠地區的漢族群眾，每到一地也必修建關帝廟，借助關帝的神威來保護自己的生存。遠渡重洋的華人，為了不忘祖國，思念故土和在異邦相互團結幫助，也供奉關帝，并在所在國建關帝廟，視關;若為他們的保護神。

　　總之，關帝在漢民族群眾中，已經不僅是忠于國君、貫徹封建道德的楷模，而且是英雄主義的忠誠、正義的體現。

　　道教是中國漢民族固有的宗教，中華民族傳統的思想文化特點，是形成道教神仙信仰和善惡觀的重要基礎。幾乎所有的漢民族思想文化傳統，都在道教中得到應有的反映。葛洪說過：“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已及人，仁逮昆蟲”，若“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并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抱樸子內篇·對俗》)道教對關帝的崇拜與信仰也是一樣。道教稱關羽為關圣帝君，也有稱玄靈高上帝，或協天大帝，是“護國祚民”的天神，認為他的元神是紫微宮朱衣神，即天樞第六星。《明圣經》云：“偈曰：吾(關帝)本天樞第六星、臨凡欲使萬方寧。”他是玉皇大帝的近侍，負有監察善惡之責。據傳玉皇大帝化身下凡，巡訪民微，看到民德墮落，時有為非作歹之事，氣憤異常，欲令降下災殃，以除罪惡。關帝聞悉，苦苦哀求，以至臉都哭紅了，請準他下凡代天宣化。玉皇見他意誠情摯，乃準其所請。又據《關帝圣跡圖志》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刺史上表皇帝，稱山西運城鹽池水枯，無法采鹽。皇帝遣使查問，從解州城隍處得知是蚩尤所為。于是皇帝從江西龍虎山召來張天師，張天師接旨后即推舉關帝前往討伐。關帝來得解州上空，“黑云起于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戈鐵馬之聲，久之云霧收斂，天日晴朗，池水如故。”保衛了民生國計。

　　道教崇奉關帝，固然有其“護國佑民”、“怯災賜福”的內容，但究其源仍不出“忠義”二字，也就是“忠義者必成神”的體現。道教的民族性、倫理性、哲學性在這里得到了強烈的反映。

　　此外，文學藝術的作用是巨大的。一部杰出的文學著作的主人公，會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關羽在漢民族中的形象也和文學藝術的宣傳分不開。三國時代，是一個風云變幻，激烈動蕩的年代，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期，三國中的一些傳奇故事一直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題材。不少故事早在三國后期已在民間流傳，隋唐時傳頌益盛，至宋元以后更是眾口喧騰，曹操、劉備、關羽這些人物已是當時民間藝人經常說唱故事中的主人公。據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記，北宋“說三分”已是說話藝術中的獨立科目之一。金院本，元雜劇也常常扮演三國故事，現在保留下來有關三國故事的劇目約有四十余種，其中有關關羽故事的京劇就達二十余出。元末明初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就是在這些民間流傳三國故事的基礎上再創作的一部文學巨著。 《三國演義》的問世，由于羅貫中的思想傾向，使關羽這一人物更加富有感染力和進一步典型化、理想化。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貫穿著維護漢室劉家天下的正統觀念，把曹操描繪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奸雄，而皇叔劉備是劉室的當然繼承人。在他筆下的《三國演義》，“受命于天”、“忠義”， 、“王道”、“仁政”的思想表現得十分明顯，這種天命觀正是宋明理學把倫理道德作為本體同宇宙自然合一的體現。

　　從這一點出發，關羽成了羅貫中著力描寫的人物，書中精心地刻劃出關羽“神威勇武”、“義重如山”。從“溫酒斬華雄”、“誅顏良文丑”，去表現其“勇武”，以“臨江會”、“單刀會”突出其凜然不可犯的神威，在“刮骨療毒”中說明其大丈夫氣慨，……”等等。使“忠”與“義”相結合，集中表現了關羽“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的高大形象，贊美他“天日心如鏡，《春秋》義簿云”。

　　為了達到同一目的，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還別具匠心地把關羽塑造成一個悲劇性人物，給他一個悲劇的結局，使之顯得更加悲壯，充滿了悲劇美，感人心脯。書中在表現關羽勇武過人，忠義千秋，剛烈正直的英雄氣慨的同時，也著力描寫了關羽在復雜的矛盾中，產生的內心壓抑、自我矛盾與痛苦。寫出了他因偏執、輕敵、剛愎自用，導致了失走麥城，父子被殺的下場。但是，這些自身的弱點，不僅沒有使關羽失去英雄本色，反而烘托出他“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的高尚品德。使人們看到他忠心耿耿扶持漢室，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忠烈肝膽，從而把關羽的英雄性格進一步深化，喚起人們對這位萬代師表的崇敬和深刻同情。不僅因為其威武、善良、忠義而贊嘆，還因其悲慘的結局而悔恨，從而給人以更多的思索和感受。這種把感情上的強烈感受和理智上的深刻反省交溶在一起的藝術手法，大大加強了關羽這一形象的藝術魅力。

　　綜上所述，關帝這一形象在中華民族中的影響，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具有十分廣泛的群眾性，不論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是市民和農民，幾乎社會各階層都信仰和敬重關帝，這是幾千年來任何歷史人物所不能比擬的;二是具有長期性，可以說從宋以來歷經千百年，對他的信仰經久不衰，而且影響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高，這也是其他歷史人物所無法比擬的。三是復雜性，對關帝的信仰所以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又經久不衰，就是他既適應了統治階級的要求，又在一定時期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意志。對關帝的信仰有其封建性的一面，而他又是反封建的人民群眾團結的一面旗幟。各個階層的各種利益，思想和愿望，在信仰關帝這一具體人物中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代表了各種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目的。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中華民族共同的思想文化傳統，這一傳統正是我們民族精神之所在，這種精神在今天有其積極的方面，也有其消極的一面。所以說，把關羽簡單而武斷地說成是封建衛士、或者是人民英雄都是不全面的，不可能全面反映出關帝這一人物的歷史地位和群眾對它的信仰，也不可能反映出他為什么成為道教中一位重要的天神。所以，我認為對關羽這一歷史人物的研究和評價必須與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究相結合，才能得到正確而全面的結論。

　　(《中國道教》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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