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古代宮廷樂舞的高峰時期，不僅具有嚴整的雅樂祭祀樂舞，而且構建了完備的燕樂體系，其樂舞構建接納和借鑒了大量的佛道文化因素，如《菩薩蠻》、《上元樂》、《紫極舞》等。關于道教對唐朝宮廷樂舞的影響，學界大多集中于對《霓裳羽衣舞》的討論，而對《上元樂》等樂舞涉及較少。作為唐代著名的三大樂舞之一，《上元樂》本身具有濃厚的道教元素。

　　《上元樂》為高宗李治在位時所作，創于其改年號為上元之時，屬立部伎，主要用于各種大型祭祀、宴饗場合。據《通典·樂八》所記：“上元樂，高宗所造。舞者八十人，畫云衣，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日上元。”(《舊唐書》卷29《音樂志》記述舞者為百八十人)在此之前，唐皇室已有專門的祭祀樂舞，之所以創作《上元樂》，一是由于祭祀規模和樂舞更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源于唐皇室對道教的尊崇。

　　唐時，道教處于被尊崇和核心的地位，宮觀林立、信徒眾多，對唐代宮廷樂舞產生了深刻影響。據新、舊唐書等典籍記載，唐皇室以道改樂和因道創樂(舞)的歷史有數次，在唐玄宗時期達到高潮。首先是將已有宮廷樂舞改為道調或延請道士創作道教樂舞，如天寶年間將林鐘宮改為道調，開元年間詔道士司馬承禎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制《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縚制《景云》、《九真》、《紫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6曲，又制商調《君臣相遇樂曲》(《新唐書》卷12《禮樂志》)，天寶年間為在太清宮祭祀老子而作《紫極舞》。其次是將各樂舞類型進行融會，如開元二十四年，“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新唐書》卷22《禮樂志》)等，成為獨特的樂舞文化現象。《上元樂》正是在這樣的宗教背景中產生。

　　李唐王朝道調樂舞大興起自高宗李治。《新唐書》卷21《禮樂志》記：“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樂工制道調。”該文獻并未詳細介紹道調的曲名，但遲至天寶十三年改林鐘宮為道調，證明此時道調已經有了一定數量和風格的積累。否則，《唐會要》中不可能完全記述多達12支道曲名。翻檢唐代史書，關于高宗所創樂舞，《上元樂》記錄最實，或許可以間接證實當時的道調興盛之風尚。《上元樂》產生時間正是高宗于上元年間崇道尊老、優寵羽士，宮廷中道風興盛之時，《通典》中記述其樂舞“以象元氣，故曰上元”，不僅在于前述宗教語境的影響，也和道教的宗教理念密切相關。“三元”本為古代歷法觀念，后被納入道教典籍中。東晉道書《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已有“三元”的記錄，在《道藏》中，“三元”被解釋為宇宙產生的本源，《云笈七簽》釋為：“夫混沌分后，有天、地、水三元之氣，后成人倫，長養萬物。”南北朝后，元氣說和上清派的三官信仰合為一體，演變為與天地水三官對應的上元天官紫微大帝、中元地官清虛大帝、下元水官洞陰大帝的賜福、赦罪、解厄活動，唐代頗為盛行。《唐六典》卷4記載：“三元齋：正月十五天官為上元，七月十五地官為中元，十月十五水官為下元，皆法身自懺愆罪焉。”《上元樂》因舞容和舞服“象元氣”而命為上元，不難聯系道教三元信仰的影響。

　　從樂舞的節次來分析，《上元樂》如一部完整地蘊含道教哲理的宇宙生發運行樂舞演示，其樂有12節，分別為《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云》。每一節皆可從道教典籍中找到對應：《上元》象征天、地、水三氣之“元氣肇始”，或指道運導五行，樂舞用宗教祭祀形式表現元氣肇始。《二儀》象征道教的陰陽觀念。《三才》象征天地人和，或指道教玄、元、始三氣，天地人皆為氣化生。《四時》指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不悖，或指道教修煉“身中之時，年中之時，月中之時，日中之時”，對應春夏秋冬與身體運導一致。《五行》指水木金火土五行相合，配合顏色與方位;或表道教五臟和宇宙的運行相合。《六律》之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道教認為音律與天地運行節律相通，踩著音律的節奏可煉氣養身。《七政》指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分別代表太陽、月亮、太白、歲星、辰星、熒惑、鎮星，或為北斗七星之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之崇拜，對應道教步罡之法。《八風》與八音、八卦對應，八卦對應的八個方位代表的八方之風，或指東北、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八方之風以及東南西北對應之神。八音通八風，和于陰陽則八風有序，各司其職，萬物順應。《九宮》天以極星為中心，周圍八個區域合為九宮，或指乾宮、坎宮、艮宮、震宮、中宮、巽宮、離宮、坤宮、兌宮，也可指對應修煉的身體位置。《十洲》指道教神仙居住之所，源于漢代神仙方士之說，指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見《道藏》洞玄部)。《得一》出自《老子》39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得一即得道。《慶云》，以云為吉兆。

　　總體來看，《上元樂》的樂舞節次按照中國傳統陰陽五行之說，將宇宙運化的規律以樂舞的形式進行呈現。但按照漢民族的傳統心理結構和天道意識，其節次應起于一而終于九，“天地至數，始于一，終于九焉”。(《素問·三部九侯》)樂舞的另外三個儀節之《慶云》取祥瑞之象，和舞服呼應，而《十洲》、《得一》則明確來自道教典籍。高宗因推崇道教而創制的《上元樂》，崇道特征明顯。其樂舞儀式隆重、儀節繁多、人員廣眾，被用于祭祀場合，后修入雅樂，用于祭祀，并日漸受到重用，和太宗所做《破陣樂》、《慶善樂》一起，被稱為三大舞，“大祠享皆用之”，其中《上元樂》尤重，以致于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少卿書萬石與刊正樂官等向高宗奏請：“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修入雅樂，只有兩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遍，修入雅樂，只有一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樂，一無所減”，(《舊唐書》卷28《音樂志》)希望能夠進行剪裁，得以長短合度，與酌獻之禮相稱，但未獲高宗應允。

　　今天已無法全然了解唐代三大雅樂舞的樂律與舞容，但通過對《上元樂》產生背景、功能轉化和樂舞節次的分析，依然可以洞見其所負載的道教教義、宗教哲學和美學信息。高宗認為《破陣樂》雖發揚蹈厲，但過于激烈，《慶善樂》有西涼之風，但過于嫻靜安雅，而《上元樂》介于兩者之間，雍容安定且莊重醇厚，其散落在歷史中的道教元素或許能從今天的道樂中窺見遺影。

　　文/張素琴

　　(作者單位為南京藝術學院舞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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