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日到2013年1月3日，為慶祝建館60周年，上海市博物館舉辦了“翰墨薈萃——美國收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展覽籌劃數年，由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等4家收藏中國古代書畫最為豐富的美國博物館聯合舉辦，共展出60件傳世極罕的中國古代書作畫跡。

　　這些書畫跨越五代至元，很多是中國美術史標志性作品，同時也是它們流失海外后第一次回到大陸博物館公開展出。其中最知名者有北宋董源《溪岸圖軸》、北宋李公麟《孝經圖卷》、宋徽宗趙佶《五色鸚鵡圖卷》、南宋馬遠《春游賦詩圖卷》、元趙孟頫《竹石幽蘭圖卷》、元羅稚川《古木寒鴉圖軸》等。

　　展覽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展廳內人流如織，各大媒體爭相報道，書畫愛好者奔走相告，有的甚至不辭千里專程而來，流連不愿離去。而其中有兩幅圖卷，或因畫者身份特別，或因筆墨構圖之間發散出與眾不同的氣場，引起觀展者濃厚興趣，長久觀摩品賞者眾多。這就是元張羽材天師《霖雨圖卷》和南宋陳容《九龍圖卷》。

　　傳世龍圖

　　元張羽材《霖雨圖卷》 張羽材(?—1316)，也作與材，字國粱，號薇山，別號廣微子，張宗演次子，嗣三十八代天師。《元史·釋老志》載：“大德五年，召見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箓。武宗即位，來覲，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曾因祈雨和平息潮患靈驗而受寵于元朝內廷。天師工書善畫，“書翰精奇”,《書史會要》卷7言其“作大字有法，草書亦佳”。另據《丹青志》等史料記載，善寫竹，畫龍之妙幾成傳說。相傳其畫龍變化不測，無需粉本，求畫者眾多。“晚年修道，人有絹素，輒呼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元代錢惟善有《題廣微天師〈升龍圖〉詩》云：“噓氣乘云薄太清，墨卿靈怪硯池腥。波濤光彩失雙劍，風雨晦冥驅六丁。朱火騰空超碧落，翠鱗垂水卷滄溟。真人上挾飛仙去，安得攀髯過洞庭。” 后清嘉慶朝成親王永瑆錄此詩于《霖雨圖卷》末。

　　《霖雨圖卷》是張羽材天師目前所見唯一傳世作品，且正是一幅畫龍之作。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絹本水墨，縱27厘米，橫271.4厘米，1985年由Douglas Dillon 捐贈入館。霖雨指連綿大雨，亦指甘雨、時雨。《尚書·商書·說命上》：“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圖卷表現4條行云施雨的蛟龍，采用濕筆暈染手法，水紋細碎，隨勢賦形，蛟龍角爪鋒利、尾似蜈蚣，于蒼茫云霧之中隱顯可見，給人以煙雨之氣撲面而來之感，有研究者評論：“有挾云裹霧、氣吞滄海之勢。”

　　南宋陳容《九龍圖卷》 陳容(1195—1258)，字公儲，號所翁，進士出身，一說福唐(今福建福清)人，一說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曾為官臨江(今江西清江)，善書畫，工詩文，因善于畫龍，時有“伯時馬，公儲龍”之譽。夏文彥《圖繪寶鑒》記載陳容常在醉后畫龍，“脫巾濡墨，信手涂抹，然后以筆成之”。莊肅《畫繼補遺》評陳容“善畫水龍，得變化隱顯之狀，罕作具體，多寫龍頭，每畫成，輒自題跋，他人不可假也”。鄧椿《畫繼》言其“畫龍深得變化之意，潑墨成云，噴水成霧”。陳容所畫龍圖有數幅流傳于世，其風格對后世產生較大影響，多有臨仿之作。

　　對于此幅《九龍圖卷》的真偽，目前存在爭議，有人從題跋書法結體、筆墨風格等方面推斷其有可能系元人摹本或托偽，但學界大多仍傾向于其為陳容作于南宋淳祐四年甲辰(1244)，是目前所見較早的單幅畫龍作品。此卷清初原為耿昭忠收藏，后入乾隆內府，見于《石渠寶笈初編》，后賜恭王，1917年流入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紙本設色，寬46.3厘米，長1096.4厘米，陳容有題跋，鈐“所翁”印。全圖以爪握大珠之龍為中心，畫有九龍，虛實相宜，動靜結合，采用勾、劃、點、渲、噴、染等水墨寫意技法，描繪出九龍在水云間升潛騰躍、隱顯出沒之態，有莫測變化之妙。

　　“每以龍為畫材”

　　在道教文化中，龍具有深刻且多元的寓意，是道教題材繪畫中經常表現的主題之一。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記載，孔子問禮于老子后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莊子·天運》中也記載孔子見老子后言: “吾乃今于是乎見龍。”故有老子猶龍之說。此外，有研究者認為，龍是道的象征物;龍與虎分別隱喻陽與陰，以龍虎為主題則代表陰陽相濟;龍有翻云覆雨之功，又常與祈雨相關聯。更重要的是，龍往來于蒼茫天地之間，自由隨性，與仙人為鄰、為仙人駕馭，被視為得道升仙的媒介與工具，故有黃帝駕龍升仙、蕭史弄玉乘龍跨鶴而去、洛神乘龍車等眾多典故傳說，以及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墓葬中廣為流行的以御龍升仙和羽人戲龍圖案為主題的帛畫、壁畫、畫像石、畫像磚，這些都充分體現出龍與道教神仙信仰之間的微妙聯系。

　　正因為此，龍的形象在中國道教繪畫史中延綿千年不絕。鄭午昌先生《中國畫學全史》指出，“所謂道畫者，多以龍為畫材，以附會老子猶龍之說，龍之一物，遂為宗教畫上特有之象征”。他還認為，早期龍圖常作為道畫背景出現，至五代，“始由道畫之背景而獨立。且其為狀，踴霧戲波，穿石玩珠，已若極其神變”。潘天壽先生在《中國繪畫史》中也寫道，吳曹不興“每以龍為畫材，蓋亦老子猶龍之意，遂為道教之特殊象征”，《歷代名畫記》記載曹不興以雜紙畫《龍虎圖》、《龍頭樣》，開創我國以紙作畫之始。

　　畫史有載的善于畫龍者眾多，從魏晉始，除曹不興外，還有張僧繇、楊子華、劉洞微、苗龍、董羽、陳容、陳俞、王舜國、張德輝等，難以盡錄。此外，很多道士也工于畫龍，如宋代李懷仁，本文所述張羽材、張嗣成天師父子，元代吳霞所、蕭得周、李道士等。以至于在評點元代畫學時，鄭午昌先生說，“至于雜畫中，以畫龍者為最多，且多為道士，可知元代道教猶有宋代之余勢也“，潘天壽先生也認為，“尤為一般道士僧人，每藉此寄托妙解”。

　　名畫間的淵源

　　然而在時光流轉中，丹青無奈俱成灰。歷代名家的畫龍之作今天大多只能留名于史，原跡若能流傳至今的則分外珍貴。本次上海博物館展出的《霖雨圖卷》與《九龍圖卷》，正是其中難得且相互有著深刻淵源的兩幅。

　　對于張羽材天師《霖雨圖卷》與陳容《九龍圖卷》的關聯，學界和鑒賞界歷來多有探討，一般認為張羽材天師畫龍受到陳容及其作品的直接影響，“主題和形式上有一脈相承的關系”。若借用上海博物館特展這次難得的機會，在同一間展廳里仔細品鑒這兩幅畫作，確可看出兩者在構圖、手法等方面的相似，但同時也能發現其間仍然有著細差妙別。總的來說，似乎張羽材天師筆下的蛟龍較為恬靜，陳容筆下的蛟龍則霸氣更盛，在神韻、張力以及墨色、留白方面可能也稍勝一籌。

　　陳容籍貫(說法之一)與為官均地近龍虎山，他本人可能也與龍虎山正一派道士多有往來。在《九龍圖卷》卷首，陳容自題：“九龍圖作于甲辰之春，此畫復歸于甥館仙李之家，神物固有所屬耶”，有學者據此認為此圖是陳容為某道士或道觀所作，而后曾長時間流傳收藏于道觀。此外，在圖卷上留下題跋的道門中人也引人注目，如張嗣成、吳全節等。張嗣成為張羽材之子，嗣三十九代天師，“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箓如故”。至順二年(1331)孟春，他在《九龍圖卷》上題句，描述卷中所繪與心中所感，盛譽陳容畫龍得張僧繇神韻，并謂“觀龍不在鱗鬣精，妙用應須論神氣。九陽數極變必通，此物豈困緘騰中。但愁辟歷隨昏溕，一旦飛去蒼旻空。”鈐“三十九代天師”和“太玄子”印。由張嗣成天師對該圖的器重，來推斷其父張羽材天師可能也曾賞玩《九龍圖卷》并深受其影響，似乎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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