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道尋源使，從此天路回。牽豬去幾許?宛馬至今來。”這是唐代詩人杜甫，安史之亂中避難秦州(今甘肅天水)時，寫下的一首詩。詩中所歌頌的“尋源使”，就是西漢的張騫。在中國歷史上，張騫通西域的故事，早巳家喻戶曉，并帶上了某些神話色彩。民間傳說，張騫奉漢武帝之命，開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黃河源頭，會見牛郎和織女，帶回了天馬。時逢 戰亂，國社動蕩，人民流離，憂國憂民的詩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這位“鑿空”西域，遠播國威，造福后世的名臣。

　　時勢英雄 得展宏圖

　　張騫，西漢漢中成固(今陜西城固縣)人，生年及早期經歷不詳。漢武帝劉徹即位時，張騫已在朝廷擔任名為“郎”的侍從官。據史書記載，他“為人強力，寬大信人”。即具有堅韌不拔、心胸開闊，并能以信義待人的優良品質。這正是張騫之所以能戰勝各種難以想像的危難，獲取事業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如同歷史上一切偉大人物一樣，要演導出威武雄壯的戲劇，還得具有一定的歷史條件和舞臺。這就是平常所謂的“時勢造英雄。”

　　西漢建國時，北方即面臨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脅。這個民族，最初以“獯鬻”、“獫狁”、“儼狁”、“葷粥”、“恭奴”等名稱見于典籍，后統稱為“匈奴”，春秋戰國以后，匈奴跨進了階級社會的門檻，各部分別形成奴隸制小國，其國王稱“單于”。楚漢戰爭時期，冒頓單于乘機擴張勢力，相繼征服周圍的部落，滅東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國東北部、北部和西部廣大地區，建立起統一的奴隸主政權和強大的軍事機器。匈奴奴隸主貴族經常率領強悍的騎兵，侵占漢朝的領土，騷擾和掠奪中原居民。漢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頓單于率騎兵圍攻晉陽(今山西太原)。劉邦親領三十二萬大軍迎戰，企圖一舉擊潰匈奴主力。結果，劉邦反被冒頓圍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東)，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陳平的“奇計”，暗中遣人納賄于冒頓的閼氏夫人，始得解圍。從此，劉邦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后來的惠帝、呂后，和文景二帝，考慮到物力、財力的不足，對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親”、饋贈及消極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貴族，仍寇邊不已。文帝時代，匈奴騎兵甚至深入甘泉，進逼長安，嚴重威脅著西漢王朝的安全。

　　漢武帝劉徹，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偉人。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位時，年僅十六歲。此時，漢王朝已建立六十余年，歷經漢初幾代皇帝，奉行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的政策，特別是“文景之治”，政治的統一和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并進入了繁榮時代，國力已相當充沛。據史書記載，政府方面，是“鄙都庾廩盡滿，而府庫余財”，甚至“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在民間，是“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以至“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與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漢武帝正是憑借這種雄厚的物力財力，及時地反擊匈奴的侵擾，從根本上解除來自北方威脅的歷史任務，提上了日程。也正是這種歷史條件，使一代英才俊杰，得以施展宏圖，建功立業。

　　漢武帝即位不久，從來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連一帶曾住著一個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國古書上稱“禺氏”。秦漢之際，月氏的勢力強大起來，攻占鄰國烏孫的土地，同匈奴發生沖突。漢初，多次為匈奴冒頓單于所敗，國勢日衰。至老上單于時，被匈奴徹底征服。老上單于殺掉月氏國王，還把他的頭顱割下來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經過這次國難以后，被迫西遷。在現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帶，趕走原來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國家。但他們不忘故土，時刻準備對匈奴復仇，并很想有人相助，共擊匈奴。漢武帝根據這一情況，遂決定聯合大月氏，共同夾擊匈奴。于是下令選拔人才，出使西域。漢代的所謂“西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地講，包括今天中國新疆天山南北及蔥嶺(即帕米爾)以西的中亞、西亞、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甚至達東歐、南歐。狹義地講，則僅指敦煌、祁連以西，蔥嶺以東，天山南北，即今天的新疆地區。天山北路，是天然的優良的牧場，當時已為匈奴所有，屬匈奴右部，歸右賢王和右將軍管轄。西北部伊犁河一帶原住著一支“塞人”，后被遷來的月氏人所驅逐。而大月氏后又為烏孫趕走。

　　天山南麓，因北阻天山，南障昆侖，氣候特別干燥，僅少數水草地宜于種植，缺少牧場，漢初形成三十六國，多以農業為生，兼營牧畜，有城廓廬舍，故稱“城廓諸國”。從其地理分布來看，由甘肅出玉門、陽關南行，傍昆侖山北麓向西，經且未(今且未縣)、于闐(今于田縣)，至莎車(今莎車縣)，為南道諸國。出玉門、陽關后北行，由姑師(今吐魯番)沿天山南麓向西，經焉耆(今焉耆縣)、輪臺(今輪臺縣)、龜茲(今庫車縣)，至疏勒，為北道諸國。南北道之間，橫亙著一望無際的塔里木沙漠。這些國家包括氐、羌、突厥、匈奴、塞人等各種民族，人口總計約三十余萬。張騫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諸國也已被匈奴所征服，并設“僮仆都尉”，常駐焉耆，往來諸國征收糧食、羊馬。南路諸國實際已成匈奴侵略勢力的一個重要補給線;三十多萬各族人民遭受著匈奴貴族的壓迫和剝削。

　　蔥嶺以西，當時有大宛、烏孫、大月氏、康居、大夏諸國。由于距匈奴較遠，尚未直接淪為匈奴的屬國。但在張騫出使之前，東方的漢朝和西方的羅馬對它們都還沒有什么影響。故匈奴成了唯一有影響的強大力量，它們或多或少也間接地受制于匈奴。

　　從整個形勢來看，聯合大月氏，溝通西域，在蔥嶺東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漢朝的威信和影響，確實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軍事行動，最后徹底戰勝匈奴的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步驟。

　　當漢武帝下達詔令后，滿懷抱負的年輕的張騫，挺身應募，毅然挑起國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鑿空西域 影響深遠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奉命率領一百多人，從隴西(今甘肅臨洮)出發。一個歸順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當張騫的向導和翻譯。他們西行進入河西走廊。這一地區自月氏人西遷后，已完全為匈奴人所控制。正當張騫一行匆匆穿過河西走廊時，不幸碰上匈奴的騎兵隊，全部被抓獲。匈奴的右部諸王將立即把張騫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見當時的軍臣單于(老上單于之子)。　軍臣單于得知張騫欲出使月氏后，對張騫說：“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這就是說，站在匈奴人的立場，無論如何也不容許漢使通過匈奴人地區，去出使月氏。就像漢朝不會讓匈奴使者穿過漢區，到南方的越國去一樣。張騫一行被扣留和軟禁起來。

　　匈奴單于為軟化、拉攏張騫，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頭，進行了種種威逼利誘，還給張騫娶了匈奴的女子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達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漢節不失”，始終沒有忘記漢武帝所交給自己的神圣使命，沒有動搖為漢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決心。張騫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敵人的監視漸漸有所松弛。一天，張騫趁匈奴人的不備，果斷地離開妻兒，帶領其隨從，逃出了匈奴王庭。

　　這種逃亡是十分危險和艱難的。幸運的是，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張騫等人詳細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學會了匈奴人的語言，他們穿上胡服，很難被匈奴人查獲。因而他們較順利地穿過了匈奴人的控制區。

　　但在留居匈奴期間，西域的形勢已發生了變化。月氏的敵國烏孫，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從伊犁河流域，繼續西遷，進入咸海附近的媯水地區，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園。張騫大概了解到這一情況。他們經車師后沒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進發，而是折向西南，進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過庫車、疏勒等地，翻越蔥嶺，直達大宛(今蘇聯費爾干納盆地)。路上經過了數十日的跋涉。

　　這是一次極為艱苦的行軍。大戈壁灘上，飛沙走石，熱浪滾滾;蔥嶺高如屋脊，冰雪皚皚，寒風刺骨。沿途人煙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資準備又不足。張騫一行，風餐露宿，備嘗艱辛。干糧吃盡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殺禽獸聊以充饑。不少隨從或因饑渴倒斃途中，或葬身黃沙、冰窟，獻出了生命。

　　張騫到大宛后，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送他很多財物，重重酬謝。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于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后，派了向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康居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

　　不料，這時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串富，并且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改變了態度。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動身返國。

　　歸途中，張騫為避開匈奴控制區，改變了行軍路線。計劃通過青海羌人地區，以免匈奴人的阻留。于是重越蔥嶺后，他們不走來時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侖山北麓的“南道”。從莎車，經于闐(今和田)、鄯善(今若羌)，進入羌人地區。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淪為匈奴的附庸，張騫等人再次被匈奴騎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軍臣單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自立為單于，進攻軍臣單于的太子于單。于單失敗逃漢。張騫便趁匈奴內亂之機，帶著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長安。這是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從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發，至元朔三年(前126年)歸漢，共歷十三年。出發時是一百多人，回來時僅剩下張騫和堂邑父子二人。所付出的代價是何等高昂!

　　張騫這次遠征，僅就預定出使西域的任務而論，是沒有完成。因為他未能達到同大月氏建立聯盟，以夾攻匈奴的目的。如從其產生的實際影響和所起的歷史作用而言，無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來，戎狄雜居涇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卻戎狄，筑長城，以護中原，但其西界不過臨洮，玉門之外的廣闊的西域，尚為中國政治文化勢力所未及。張騫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國的影響直達蔥嶺東西。自此，不僅現今中國新疆一帶同內地的聯系日益加強，而且中國同中亞、西亞，以至南歐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來。后人正是沿著張騫的足跡，走出了譽滿全球的“絲綢之路”。張騫的“鑿空”之功，是應充分肯定的。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極為艱險的外交旅行，同時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學考察。張騫第一次對廣闊的西域進行了實地的調查研究工作。他不僅親自訪問了位處新疆的各小國和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諸國，而且從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烏孫(巴爾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條支(又稱大食，今伊拉克一帶)、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國的許多情況。回長安后，張騫將其見聞，向漢武帝作了詳細報告，對蔥嶺東西、中亞、西亞，以至安息、印度諸國的位置、特產、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說明。這個報告的基本內容為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傳》中保存下來。這是中國和世界上對于這些地區第一次最翔實可靠的記載。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區和國家的古地理和歷史的最珍貴的資料。

　　漢武帝對張騫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滿意，特封張騫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為“奉使君”，以表彰他們的功績。

　　探索新路 開發西南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所獲得的關于中原外部世界的豐富知識，在以后西漢王朝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和對匈奴戰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此以前，漢代的君臣還根本不知道，在中國的西南方有一個身毒國的存在。張騫在大夏(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時，忽然看到了四川的土產，邛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詫異，追問它們的來源。大夏人告訴他，是大夏的商人從身毒買來的。而身毒國位于大夏的東南方。回國后，張騫向漢武帝報告了這一情況。并推斷，大夏位居中國的西南，距長安一萬二千里，身毒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從身毒到長安的距離不會比大夏到長安的距離遠。而四川在長安西南，身毒有蜀的產物，這證明身毒離蜀不會太遠。據此，張騫向漢武帝建議，遣使南下，從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條直通身毒和中亞諸國的路線，以避開通過羌人和匈奴地區的危險。張騫的推斷，從大的方位來看是正確的，但距離遠近的估計則與實際情況不合。當然，在近二千年前張騫達到這樣的認識水平，是難能可貴的。漢武帝基于溝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徹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納了張騫的建議，并命張騫去犍為郡(今四川宜賓)親自主持其事。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世紀，中國西南部，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自治區東部，云南和貴州等地，為眾多的少數民族所聚居，統稱為“西南夷”。戰國末年楚將軍莊喬入滇立國，但不久即重新阻隔。漢武帝初年，曾先后遣唐蒙、司馬相如“開發”“西南夷”，置犍為郡，并使邛都。(今西昌一帶)、榨(今漢源一帶)、冉琥(今茂縣)諸部內附。后因全力對付匈奴，停止了對西南的經營。中國西南各少數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處于隔絕狀態。通道西南當時是十分艱難的。

　　元狩元年(前122年)，張騫派出四支探索隊伍，分別從四川的成都和宜賓出發，向青海南部、西藏東部和云南境內前進。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約一、二千里，分別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帶)少數民族地區，未能繼續前進，先后返回。

　　張騫所領導的由西南探辟新路線的活動，雖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但對西南的開發是有很大貢獻的。張騫派出的使者，已深入到當年莊硚所建的滇國。滇國又名滇越，因遇有戰事將士們坐在大象上作戰，故又叫“乘象國”。使臣們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經常帶著貨物去滇越貿易。同時還知道住在昆明一帶的少數民族“無君長”，“善寇盜”。正是由于昆明人的堅決阻撓，使得漢朝的使臣不得不停止前進。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數民族，對漢朝的情況幾乎都不了解。難怪漢使者會見滇王時，滇王竟然好奇地問：“漢朝同我們滇國比較，是哪一國大呢?”使者到夜郎時，夜郎侯同樣也提出了這個問題。這就成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來。通過漢使者的解釋和介紹，他們才了解到漢朝的強大。漢王朝從此也更注意加強同滇國、夜郎及其它部落的聯系。至元鼎元年(前111年)，漢王朝正式設置胖柯、越僥、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對西南地區的開拓。

　　抗擊匈奴 從軍封侯

　　在張騫通使西域返回長安后，漢朝抗擊匈奴侵擾的戰爭，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探險西南的前一年，張騫曾直接參加了對匈奴的戰爭。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大將軍衛青，兩次出兵進攻匈奴。漢武帝命張騫以校尉，從大將軍出擊漠北。當時，漢朝軍隊行進于千里塞外，在茫茫黃沙和無際草原中，給養相當困難。張騫發揮他熟悉匈奴軍隊特點，具有沙漠行軍經驗和豐富地理知識的優勢，為漢朝軍隊作向導，指點行軍路線和扎營布陣的方案。由于他“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保證了戰爭的勝利。事后論功行賞，漢武帝封張騫為“博望侯”。顏師古在《漢書》注中認為，“博望”是“取其能廣博瞻望。”這是漢武帝對張騫博聞多見，才廣識遠的恰當肯定。

　　元狩二年(前121年)，張騫又奉命與“飛將軍”李廣，率軍出右北平(今河北東北部地區)，進擊匈奴。李廣率四千騎作先頭部隊，張騫將萬騎殿后。結果李廣孤軍冒進，陷入匈奴左賢王四萬騎兵的重圍。李廣率領部下苦戰一晝夜，張騫兼程趕到，匈奴始解圍而去。此戰雖殺傷眾多敵人，但李廣所率士兵大部分犧牲，張騫的部隊亦因過分疲勞，未能追擊。朝廷論罪，李廣功過兩抵，張騫卻以“后期”罪貶為庶人。從此，張騫離開了軍隊生活。但張騫所開始的事業并未結束。不久，他又第二次踏上了通使西域的征途。

　　深遠影響

　　漢通西域，雖然起初是出于軍事目的，但西域開通以后，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軍事范圍。從西漢的敦煌，出玉門關，進入新疆，再從新疆連接中亞、西亞的一條橫貫東西的通道，再次暢通無阻。這條通道，就是后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把西漢同中亞許多國家聯系起來，促進了它們之間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國歷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稱邊疆少數民族為“夷”，所以張騫出使西域促進了漢夷之間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蠶豆苜蓿等十幾種植物，逐漸在中原栽培。龜茲的樂曲和胡琴等樂器，豐富了漢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漢軍在鄯善、車師等地屯田時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術，習稱“坎兒井”，在當地逐漸推廣。此外，大宛的汗血馬在漢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時大宛以西到安息國都不產絲，也不懂得鑄鐵器，后來漢的使臣和散兵把這些技術傳了過去。中國蠶絲和冶鐵術的西進，對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貢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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