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淳于意《診籍》的25個病案中，有一例論及腸胃間生疽之診斷依據和所作預后判斷。張仲景以傷寒證治而聞名，但他在外科學的發展上也有自己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對雜病的論述中。例如：張氏對肺癰（肺膿瘍）、腸痛（闌尾炎）以及良縊、溺死等急救技術等。《金匱要略》之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治第十八，是外科專篇，該篇首先論述了化膿性感染的脈證特點以及診斷要點后，即比較正確的敘述了腸癰的證治。指出：“腸癰之為病……此為腸內有癰膿”，“腸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張仲景所論述的腸癰，應當說主要是指闌尾炎而言的，他對急性闌尾炎之發病，是否化膿的鑒別診斷方法和不同的治療原則等，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影響至今不衰。還應指出：張氏所說“陰吹，……甚或簌簌有聲，如后陰（肛門）之矢氣狀。”可能是對陰道直腸瘺的最早描述。張氏還敘述了刀斧傷等金瘡的治療原則和方法，論述了皮膚病（疥，黃水瘡）的治療方藥等。

關于急救技術，張仲景在雜療方篇對若干卒死的急救方法進行了敘述，尤以救自縊、溺死技術敘述較為具體。例如：急救自縊強調“徐徐抱解，不得斷繩，上下安被臥之，一人以腳踏其兩肩，手少挽其發常弦弦勿縱之，一人以手按據胸上，數動之。一人摩捋臂脛、屈伸之。若已僵，但漸漸強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頃，氣從口出，呼吸眼開，而猶引按莫置，亦勿苦勞之。須臾，可少桂湯及粥清含與之，令濡喉，漸漸能咽，及稍止。若向令兩人以管吹其兩耳，……。此法最善，無不活也。”張仲景所記述的人工呼吸法搶救自縊的醫療技術，在理論和實踐上均甚符合人體之解剖生理原則，該術在歷代醫學的發展上有著廣泛的影響。溺死，張氏用“取灶中灰兩石余，以埋人，從頭至足，水出七孔，即活。”還有救中暑、墮馬筋骨折損以及禽獸毒蟲傷人的方法等，反映了此期內科醫生也都掌握了比較科學的急癥救治技術。

1972年，甘肅武威地區發掘了一座漢墓，墓主人是一位具有一定社會地位，受人尊敬的高齡醫師，在其隨葬品中，主要是一部醫學筆記性著作，整理者命名為《武威漢代醫簡》，其次還有鳩杖、五銖錢……等。該書涉及外科之內容較豐富，例如：泌尿系結石等，其內容與《五十二病方》相似，其論“治諸癃，石癃出石，血癃出血，膏癃出膏，泔癃出泔，此五癃皆同藥治之，……病即愈，石即出。”此外，對麻風、久創、燙火傷、凍傷、狗咬傷、卒癰等均有所論述，豐富了外科的治療經驗。

華佗以其在發展外科上的杰出貢獻，被歷代醫家尊之為外科鼻祖，其影響涉及國內、外。華佗在外科上的貢獻主要表現有兩個方面，即麻醉術與外科手術。

關于麻醉術：秦漢時及其以前醫家已相當普遍的運用酒服某些藥物用于金瘡等外傷的止痛。在《列子•湯問》中記載了一個富有幻想的故事，《列子》被認為是一部偽書，其作者為晉人，但據研究其《湯問》篇內容是依據已佚古文獻寫的。所述：“扁鵲遂飲二人（魯公扈、趙齊嬰）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這一醫療故事在秦漢前雖然并非事實，但其所用“毒酒”，顯然是一種有著較大麻醉作用的藥酒，可以使二人達到“迷死三日”的深度。心須指出，即是小說家言也必有其用毒酒、或酒制劑使人醉倒的實踐經驗積累為依據。這里姑且不談換心手術有否可能，但這一故事卻生動說明，那個時期進行外科手術曾運用毒酒作為麻醉劑的歷史事實是存在的。

《三國志•方技傳》首先記述了華佗。在論述其外科成就時指出：“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腹腔腫物）。《后漢書》在其相似的記述中。則作“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背，抽割積聚”。一為“如醉死，無所知”，一為“既醉無所覺”。顯然陳壽與范嘩所據為同一史實，參看《列子》及醫學文獻所記，大體可以肯定我國最晚在秦漢時期已成功的將酒以及其他藥物用于外科手術之麻醉，在麻醉作用上也達到比較好的效果。美國拉瓦爾提到華佗在發明麻醉術時說：一些阿拉伯權威提及吸入性麻醉術，這可能是從中國人那里演變來的。因為華佗曾運用這一技術，把一種含有烏頭、曼陀羅及其他草藥的混合物應用于此目的。華佗的麻沸散，可惜其組成藥物已不可確知，然據近現代學者考證，包含有曼陀羅、烏頭等，其麻醉效果也已為現代實驗研究與臨床應用所證明。酒本身就是一種比較好的麻醉劑，它已有古代和現代大量臨床應用的經驗和理論為依據。從這點來看，華佗的外科手術在當時確已有了比較理想的麻醉術。

華佗的外科手術。《三國志•華佗傳》載：“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又說“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后漢書》在論述這兩個外科手術下例時，謂“因刳破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博以神膏。”兩相比較，文字詞句雖不盡同，但語意則完全一致，前者是在麻醉下進行腹腔腫物摘除術；后者則是在麻醉下進行腸部分切除吻合術。關于術后護理，有膏摩，有敷以神膏；關于預后，兩書均強調了四、五日瘥，一月之間即平復矣。從史書記載仍然可以辨出術名和簡單的手術方法和步驟。從此時的人體解剖知識水平，有效麻醉術的應用，以及兩書提供華佗曾進行這些手術的史實資料，再參考當時其他醫學家曾進行過的手術，綜合分析其可能性應該說是肯定的。雖然國內、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懷疑，他們不作歷史分析，只是主觀認為此時作這樣大的手術是不可能的，或無法否定這些手術的可能，便更為離奇的說：華佗不是中國人。在此類問題上，必須清理本世紀30年代前后那些重西非中思潮的影響。

除上述外科手術事例外，華佗還有一例剖腹手術記錄。《三國志•魏書》載：華佗診治某“君病深，當破腹取。”“遂下手，所患尋差。”雖然記錄過簡，不能知其何病及用何外科剖腹手術。但由“當破腹取”可知為剖腹摘除術之類，這些例證也可以給上述的腹腔腫物摘除術一個有說服力的注腳。陳壽距華佗死時約半個世紀，他在記述了華佗種種外科手術事例后，頗有感觸他說：“佗之絕技，凡此類山，”也足以證明影響之大。

華佗運用保守療法成功治愈腸癰也值得注意。如“軍吏李成苦咳嗽，晝夜不寐，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癰，咳之所吐，非從肺出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余膿血訖，……一年便健。”華佗還告訴病人愈后可能復發，要求患者注意自養，并帶有藥散以備發作時治療。五年后一直強健的李成，腸癰發作，但因藥散被里人急用，使李成“無藥而死”。這一病歷說明華佗治療外科的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