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太醫署設耳目口齒科，標志五官科已從內外科分化出來，正式獨立存在，對五官科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備急千金要方》首次把眼耳鼻咽喉口齒疾病總稱為“七竅病”，使五官科病癥有了更為緊密的歸類形式。眼科史上早期重要專著《龍樹眼論》的問世和裝配義眼等，更反映了唐代多方面的眼科成就。

(一)五官科病癥的早期總結

隋唐時，《諸病源候論》、《千金方》、《外臺秘要》等書，對前代零散的五官科病癥進行了系統總結，所論及的五官科病癥已達百余種，針眼、雀目、睢目(上險下垂)、鼻衄、鼻生瘡、耳瘡、耵耳、風冷失聲、中冷聲嘶等病均為首載。

從局部證候表現認識五官科病癥，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如《諸病源候論》“人有晝而睛明，至瞑則不見物，世謂之雀目。”（巢無方等：《諸病源候論》，卷28，P119，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1955年），對夜盲癥視力隨白晝和夜晚的不同，出現的規律性變化觀察得十分清楚。《外臺秘要》所載“腦流青盲眼”，指出“其障作青白色”(晶狀體混濁)是我國正確描述白內障之最早者。

(二)五官秒疾病注重外治法

《千金方》、《外臺秘要》共收載五官科方劑約600首，針灸處方40余個，外治法占著絕對的優勢，而內服藥療法相對較少，其原因當與五官科疾病之特點有關。

眼科治療方法中，以敷法最為常用，薰洗、滴眼、鉤割等多種外治法與外科手術都有運用，洗眼時采用仰臥法、并以綿注洗目，鹽湯洗目，以棉沾藥液滴眼，或以新毛筆將藥粉撒入眼內，表明多種局部給藥方法的運用。《外臺秘要》在“腦流青盲眼”(白內障)中提出“……此宜用金蓖決……一針之后，豁然開云而見白日”。這是我國醫學著作中關于金針撥障術的最早記載。”杜牧(803～852)《樊川文集》亦記有擅長金針撥障術的兩位眼科醫生，他們對白內陋的病變位置、顏色、手術適應癥、手術時間、手術并發癥等已積有較豐富的經驗。從當時多位著名詩人的詩歌中也可看出唐代的金針撥白內障手術相當普通。應當指出：內服方藥中的“神曲丸”(即后世有名的磁朱丸)，對早期白內隨是有效的。此外，唐代醫學家們對運用多種動物肝臟治療目病以明目十分重視。

鼻病治療以塞鼻為主,間有吹鼻、灌鼻、外敷等法。耳病治療以塞耳為主。亦有少量點耳、吹耳、灌耳之方，喉病的治療以含咽含漱法為主，并有熱灼、含漱及刺手大指出血等。

此期所載五官科藥方，多有詳細的藥物加工炮制相制作方法。眼科藥已強調先搗后研再篩，或以綿濾之等，反映了五官科待殊用藥要求已積有一定的經驗。

(三)義眼的裝配

唐代，我國已能裝配義眼。如《吳越備史》記載：“唐制武選，以馬上擊球較其能否，有置鐵鉤于球杖以相擊，(周)寶嘗遇此選。為鐵鉤所摘一目，睛迭……敕賜木睛以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視之亦明”，據考。周寶是唐武宗(840～846)時人。可知我國遠在公元九世紀就能裝配義眼。且形象逼真。視之如真睛。

(四)《龍樹眼論》

眼科專著始于南北朝，我國最早見于目錄文獻記載的眼科書，惜已佚失。《龍樹眼論》為眼科名著，系歷史上有影響的第一部眼科專著，亦佚。曾載于鄭樵《通志•藝文略》，白居易的病眼詩“案上漫鋪龍樹論，盒中空貯決明丸”中亦曾提到，可見當時流傳較廣。有人推測為隋唐間人托名印度佛學家兼醫學家“龍樹”(一說為菩薩名)所撰，并認為《醫方類聚》所載之《龍樹菩薩眼論》即為其書，待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