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興起于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的金元之際。當時，南北割據，戰亂頻仍，南宋與金、金與蒙古、南宋與蒙古之間的戰爭不斷發生，給中國北方各族人民帶來極大災難。因南宋、金、蒙古由不同民族建立，所以伴隨它們之間的戰爭而來的是漢族、契丹族與女真族之間的民族矛盾。不同民族具有各自獨立的文化系統與宗教信仰，因此，民族矛盾又帶來文化或宗教上的沖突。除此之外，南宋、金統治下的下層勞動人民反抗統治者的斗爭亦此起彼伏、連綿不斷。然而，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卻在這些矛盾與沖突中迅速興起，并在元初發展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道教宗派。這充分說明全真道具有極強的調和各種矛盾與沖突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又源于其思想中所蘊涵的豐富的和諧因素。本文擬通過考察全真道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文化與文化之間關系的方式，來發掘全真道思想中的和諧因素，為當今和諧社會的建構提供有益的文化資源。

　　一

　　人與人之間關系是人類社會中最基本的關系。從根源意義上講，人與社會、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可以直接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人們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方式，同時也會對人與自然關系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人與人之間關系問題是儒、釋、道三家都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儒家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P65)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P123)的“忠恕之道”;佛教《金剛經》提出了“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的理論;道家主張“無己”、“忘己”，老子言：“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2](P109)莊子言：“至人無己”[3](P14)，又言：“忘己”[3](P312)。以“三教合一”為理論宗旨的全真道，在充分吸收三教理論精華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先人后己，苦己利人”為宗旨的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方式。

　　全真道的修煉方式是“性命雙修”，其修性的目的是破除一切執著，返歸自然本性，實現與道合真。全真道要破除的首要執著是人執與我執，這是全真道修性的第一要務，王重陽言：“若是要隨余去，絕盡平生思慮。心中物物不著，塵事般般休序。”[4](P140)馬鈺言：“斷酒色財氣，是非人我。”[5](P259)譚處端更是三令五申向全真弟子宣講破除人執與我執的重要性，其言：“欲做俗中修煉，先滅我人分辨。”[6](P35)又言：“滅盡我人心，自有真師提挈。”[6](P34)王重陽磨練馬鈺的故事也能說明破除人執與我執在早期全真道修煉中的重要性。在《丹陽真人語錄》中，馬鈺言：“回鄉中，初上街，祖師合總是一頭小角兒，面上以胭粉搽之。私心云：‘不怕撞著兒女相識，只怕撞著親家。’每思到范明叔宅欲少歇，見太親先在宅中，自云：‘這回休羞么?’”[5](P247—248)又言：“祖師嘗使弟子：‘去寧海乞化些小錢米，我要使用。’弟子道：‘教別個弟兄去后如何?弟子有愿，不還鄉里。’祖師怒，打到平旦而止，打之無數。”[5](P247)馬鈺出家之前是寧海富紳，頗有社會地位，王重陽把他打扮得不男不女，讓他到寧海行乞，目的并不是有意羞辱他，而是要打破其種種執著。但馬鈺執著于以往的聲望與地位，羞于見鄉親父老，拒絕到寧海乞討，因而受到王重陽的痛打。王重陽這一行為，既表明了他當時急于教化馬鈺的迫切心情，又顯示出他對破除人執與我執的重視。

　　破除人執與我執就是要破除對人我之別的執著，破除這種執著后，就可以達到“無己”的境界，從而也就可以消滅一切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這是全真道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要方式。但全真道對人執與我執的破除與佛教所提倡的“無人相，無我相”并不相同，佛教提倡破除人我相，其實際的意義是要消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解決這一矛盾;而全真道卻是想通過破除人執與我執來化解人我之間的沖突，使人我關系達致和諧。因此，在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上，全真道并不是要去銷問題，而是要通過適當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先人后己”與“苦己利人”便是全真道解決人與人之間矛盾與沖突的具體方式。

　　全真道“先人后己”的思想源于老子，老子言：“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2](P87)又言：“不敢為天下先”[2](P318)。正是由于繼承了老子的以上思想，王重陽與全真七子才提倡“先人后己”。王重陽言：“先人后己唯長策，佇看歸來唱凱歌。”[4](P147)又言：“凡百事，先人后己，勤認炎涼。”[4](P64)又言：“長長能后己，永永贍家緣。”[4](P182—183)晉真人言：“所行之事，先人后己，與萬物無私，乃真行也。”[4](P160)馬鈺言：“不得起勝心，常行方便，損己利他。”[5](P259)劉處玄在《無為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中言：“損者，有道之人用事則損于己，不損其他人也，苦處先己而后人則有其德也。”[6](P170)顯然，“先人后己”不僅是全真道破除人執與我執的重要方式，而且還被早期全真道視為全真弟子必須遵守的行事原則。

　　在“先人后己”這一基本原則指導下，王重陽與全真七子針對全真道出家弟子，提出了許多具體行為規定，如不爭、慎言、謙下、忍讓、柔弱、順從等。王重陽曾勸說他的侄子“言談歌出用謙和”[4](P147)，又曾言：“柔弱勝剛強”[4](P64)，還在《重陽祖師修仙了性秘訣》中言：“清凈寂寥而低下，謙和柔弱而煉心，恭敬于人而有益，般般勘破這行尸，物物休停除走骨。”[4](P298)馬鈺《十勸》言：“戒無名業火，常行忍辱，以恩復讎，與萬物無私。”[5](P259)又言：“清貧柔弱，恭順于人，隨緣度日，絕盡貪嗔”[5](P259)。譚處端言：“利他損己通真理，忍辱慈悲達妙幽。”[6](P8)又言：“挫銳摧強作善良，頓然心法兩俱忘。”[6](P9)劉處玄更是極力提倡“無爭”，他言：“上士無爭，應物常平。”[6](P123)又言：“上士無爭，非是莫聽，盡除憎愛，寸靈平等。”[6](P124)還言：“見道性無爭”[6](P145)、“無爭全上士”[6](P151)。王處一《無爭》詩言：“古往今來幾變更，難逃生滅契無爭。無爭自是人稀悟，若悟無爭道即成。”[6](P307)全真七子在傳道弘教過程中的行為，也能充分證明他們已經把這些具體的規定視為了立身行事之本。秦志安《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中記載了一件譚處端忍辱含垢的事例，其言：“曾過招提，就禪師處乞殘食。禪師大怒，以拳毆之，擊折兩齒，先生和血咽入腹中。傍人欲為之爭，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動心，由是名滿京洛。”[6](P66)無獨有偶，馬鈺也有類似的經歷，他曾在《丹陽真人語錄》中自言：“我初到關中，乞化到一酒肆，有一醉者，毀罵之間，后被他贈一拳，便走，拽住又打一拳，只得忍受。”[5](P247)《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生劉真人》也記載：“居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輒不辭而就縛，坐狴犴者近將十旬。……后殺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縲紲之刑。”[6](P236)以上這些言論與事例說明，“先人后己”在全真七子那里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是已經成為了全真弟子立身行事的行為準則。

　　假若說全真道“先人后己”的處世原則，主要來源于老子“不敢為天下先”的思想，那么，其“苦己利人”的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方式，則主要受到墨家與儒家影響。《莊子·天下篇》言：“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墨家學派雖然在漢初已式微，但墨家吃苦耐勞的苦行精神卻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全真道繼承了墨家的這種精神，并把其與佛教的苦行、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理想相結合，視“苦己利人”為立身行事之本。

　　人與人之間產生矛盾與沖突的原因無非有兩個：一是因為“利”，即相互之間發生利益沖突;二是因為“氣”，即爭強好勝，意氣用事。這兩個方面又由沖突雙方執著于人我之別而引起，這種執著非常不利于全真道的修煉。因此，為了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全真道主張破除人執與我執，以“先人后己，苦己利人”作為全真弟子立身行事的行為準則。在市場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之爭時有發生，而且在互不相讓的情況下很容易導致意氣之爭，從而產生惡劣的后果，影響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假若我們能夠積極發揚全真道“先人后己，苦己利人”的精神，那么，就會使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化于無形，從而使整個社會走向和諧。

　　二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是人我關系，即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而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則是指個人與整個社會的關系。這兩種關系雖然有一些交叉，但并不完全等同。因此，有必要對全真道處理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方式進行專門考察。

　　道家、道教本以避世清修為主要特征，這也是其不同于儒家的特異所在。以“三教合一”為理論宗旨的全真道，雖然仍然以道教作為自己的信仰歸屬，但是卻吸收了大量儒家與佛教思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道教，形成道教史上一個新的理論形態。全真道與傳統道教相比，其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全真道在儒家“內圣外王”與大乘佛教普渡眾生思想影響下，更關注世俗社會，提出了“功行雙全”的口號。

　　王重陽言：“真功真行，真性昭著。”[4](P89)又言：“功行雙全，占逍遙，出塵看玩。”[4](P54)譚處端言：“功須圓，行須圓，功行雙全作大仙，攜云歸洞天。”[6](P51)顯然，王重陽與譚處端認為，只要做到“功行雙全”，就可以得道成仙。在《三州五會化緣榜》中，王重陽引晉真人語具體解釋了真功與真行的涵義，其言：“若要真功者，須是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真清真靜，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救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與萬物無私，乃真行也。”[4](P256)在王重陽“功行雙全”說的基礎上，馬鈺又提出“內外日用”說，《丹陽真人直言》中言：“日用有二，有外日用，有內日用。外日用者，大忌見他人之過，自夸己德，妒賢嫉能，起無明火、塵俗念，生勝眾之心，人我是非，口辯憎愛。內日用者，休起狐疑心，長莫忘于內，若云游住坐，亦澄心遣欲，無掛無礙，不染不著，真清真凈，逍遙自在。”[5](P252)丘處機又對馬鈺的“內外日用”說作了自己獨特的闡發，《長春真人寄西州道友書》言：“舍己從人，克己復禮，乃外日用。饒人忍辱，絕盡思慮，物物心休，乃內日用。”[7](P144)又言：“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靜做修行，乃內日用。”[7](P144)還言：“常令一心澄湛，十二時中，時時覺悟，性上不昧，心定氣和，乃真內日用。修仁蘊德，苦己利他，乃真外日用。”[7](P144)通過晉真人、馬鈺、丘處機對真功、真行與內日用、外日用的詮釋可以看出，全真道所謂的真功或內日用實際上是指命功修煉，而真行或外日用是指性功修煉。

　　表面看來，似乎只有全真道的真行與世俗社會相關聯，而真功則是純粹的內在修煉，但事實并非如此。在這個問題上，真功與真行之間的差別只是目的與手段的不同，真功以拯救世俗中人為目的，而真行則是作為全真道修性的手段而直接產生了濟世救人的效果。王重陽在《三州五會化緣榜》中言：“普濟群生，遍拔黎庶。銀艷充盈于八極，彩霞蒸滿于十方。漸生良因，用投吉化，有緣固蒂，無果重生。人人愿吐于黃芽，個個不游于黑路。”[4](P255)在以上這段話中，王重陽點明了他創立“三州五會”的目的在于“普濟群生，遍拔黎庶”，其中“普濟群生”即“真行”，而“遍拔黎庶”則是“真功”的最后歸宿。因此，全真道的真行與真功都與世俗社會緊密相關，而“普濟群生，遍拔黎庶”就是其處理自身與社會關系的主導方式。

　　“普濟群生”所體現出來的是全真道以濟世救人為目的奉獻精神，陳垣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曾把全真道之所以能夠令人信服的原因歸結為“異跡驚人，畸行感人，惠澤德人”[8](P603)三個方面，“普濟群生”就相當于“惠澤德人”。因全真道把“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舍己從人，克己復禮”的真行視為得道成仙的必要條件，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普濟群生”是得道成仙的前提。在得道成仙這一最終目的的驅動下，歷代全真道士都把濟世救人作為修行之先務，并因此而做出了許多利益群生、澤被后世的壯舉。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陳垣先生曾列舉了許多相關事例。[8](P603—606)但在早期全真道士中，在“普濟群生”方面做得最突出的還是丘處機，其具體表現主要有濟貧拔苦與勸善止殺兩個方面。(一)濟貧拔苦。金宣宗貞祐三年(1215)至興定元年(1217)，由于戰亂、饑饉與瘟疫，山東百姓死者不計其數。丘處機為救民眾于水火，把諸處全真道觀所存余糧分與饑民，而且還親自帶領全真弟子，勤耕苦作，爭取收獲更多的余糧以賑濟災民。[7](P506)據《長春真人西游記》記載，丘處機西行覲見成吉思汗，路經邪米思干，見當地百姓苦于戰爭，死傷遍野，生活無著，便與隨行弟子，“有余糧則惠饑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眾。”[7](P222)(二)勸善止殺。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山東發生農民起義，金統治者派遣駙馬都尉仆散安貞帶兵討伐，但登州與寧海久久不能平定，仆散安貞求助于丘處機。在丘處機勸說下，登州與寧海農民起義軍投降，避免了一場血腥與殺戮。[7](P413)金末，蒙古軍挺進中原，大肆殺戮，為拯救中原百姓于水火，丘處機又不顧七十多歲高齡，西行覲見成吉思汗，“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7](P455)丘處機的勸說不僅使成吉思汗打消了以鐵蹄踏平中原的想法，使中原百姓避免了一場殘酷的殺戮，而且還利用成吉思汗授予他的各種特權，拯救了無數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生命。

　　作為一種宗教，全真道理所當然具有一些富有濃厚宗教性的內容，比如內丹修煉與各種齋醮活動等，因為全真道把“遍拔黎庶”作為這些宗教活動的最終目的，所以這些貌似純粹宗教性的活動，實際上仍與世俗社會具有緊密的聯系。內丹修煉本來是一種個體性行為，與黎民百姓、蕓蕓眾生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全真道“性命雙修”、“功行雙全”的修煉方式卻使修性與修命、真行與真功息息相關，從而賦予了內丹修煉一定的社會價值。全真道士修煉內丹不只是為了個人長生，而且還有試圖通過得道成仙來達到“遍拔黎庶”的目的。王重陽創立全真道之初，雖不反對齋醮，但也不提倡齋醮。然而，全真道要發展壯大，必須迎合當時社會各階層的需要。在馬鈺掌教時，就經常有人來請他舉行各種齋醮活動，雖然馬鈺與王重陽一樣，也不反對齋醮，但他卻“未嘗趁醮和天尊，不會登壇行法事”[5](P92)。馬鈺仙逝之后，劉處玄、王處一、丘處機等開始大行齋醮，正式吸納了傳統道教的齋醮儀式，把齋醮視為全真道的一項重要宗教活動。全真道舉行各種齋醮活動的目的，除了弘道之外，就是為了超度亡靈、為民祈福。因此，齋醮是全真道“遍拔黎庶”的一個重要表現。

　　與全真道以“先人后己，苦己利人”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一樣，面對人與社會的矛盾，全真道仍然堅持了“苦己利人”的原則，并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把“普濟群生，遍拔黎庶”視為其處理人與社會關系的主導方式。這樣以來，全真道的一切活動，包括個體性的修煉活動，都與造福百姓、濟世救人聯系了起來。在這種關系中，個人與社會之間就不再是一種矛盾或對立關系，而是變成了一種相輔相成、互為前提的和諧關系。全真道如此處理人與社會關系，雖然具有一些理想性或宗教性的內容，但仍然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示。今天我們在建構和諧社會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全真道處理這一矛盾的方式是一種可資借鑒的重要文化資源。

　　三

　　金元之際，由于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表現的并不十分明顯，因此，人與自然關系并沒有進入全真道的理論視野，即全真道沒有自覺探討過人與自然關系。但全真道沒有自覺意識到人與自然關系問題，并不表示其思想中沒有涉及這個問題。雖然全真道士把自身物質需求降到了極點，但為了生存，他們仍然或多或少地要與自然界發生各種關系，而他們處理這些關系的方式，對于我們今天和諧社會的建構同樣具有一定的啟發價值。

　　雖然全真道是“道教中之改革派”[8](P576)，而且其對長生成仙的理解與傳統道教有很大不同，但全真道仍然還是繼承了傳統道教重視生命、追求長生的傳統。王重陽言：“真性不亂，萬緣不掛，不去不來，此是長生不死也。”[4](P295)丘處機言：“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之也。”[7](P149)這說明全真道不是不言長生，只是其長生的涵義與傳統道教不同而已，即傳統道教重視的是肉體長生，而全真道追求的是精神超越。內丹修煉是全真道實現精神超越的方式，內丹修煉過程中的“性命雙修”就充分體現了全真道內丹修煉者對生命的重視。《洞玄金玉集》卷十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馬鈺聽說牟平縣劉穩欲自焚，于是便急忙作詞一首相贈，勸其放棄自焚的念頭，詞言：“劉公聽勸。學佛修仙憑識見。割棄心塵。不在焚燒舍拚身。些兒修煉。鍛煉神丹須九轉。功行圓周。相繼海蟾的祖劉。”[6](P139)由于受佛教思想影響，全真道一直把肉體存在視為精神超越的障礙，但當馬鈺得知劉穩為修道竟想自焚肉身時，便急忙出來勸阻，這充分顯示出他對人之生命的重視。

　　全真道不只是重視人的生命，而是重視一切生命，這可以從全真道戒殺的律令中看出。在《重陽立教十五論》出現之前，早期全真道并沒有明確的成文戒律，但在王重陽及全真七子的詩文中，卻可以尋找到后來全真戒律的雛形，而其中不乏對全真道士及普通信眾戒殺的要求。王重陽言：“大凡學道，不得殺盜。”[4](P239)又言：“孝養師長父母，六度萬行方便，救一切眾生，斷除十惡，不殺生，不食酒肉，邪非偷盜，出意同天心，正直無私曲，名曰天仙。”[4](P287)馬鈺言：“殺生冤債的端擔，決墮輪回失了衫。若要解冤須改業，學他趙四與張三。”[5](P22)又言：“好依予戒殺生。”[5](P75)丘處機名為《警殺生》的《清心鏡》詞言：“萬靈中，人最貴。超群化，數屬三才品位。愚夫甚卻騁兇頑，便將為容易。殺害生靈圖作戲。全不念地獄，重重暗記。一朝若大限臨頭，與他家愷氣。”[7](P86)劉處玄言：“戒殺生靈，合宅安康。”[6](P120)王處一言：“救生戒殺契真修，百禍消亡福注留。”[6](P283)全真道的戒殺對象并不僅僅限于人與動物，而是包括一切有生之類，對此可以通過馬鈺的一首詩看出。《金蓮正宗記》卷三《丹陽馬真人》記載，馬鈺曾以神通救活全真庵枯竹，并賦詩兩首，其一曰：“道家門戶號長生，意要干枯改舊形。常使數竿常綠綠，不教一葉不青青。”其二曰：“我通生法斡旋生。布氣形骸轉換形。窗外不惟君子綠，庵前又喜大夫青。”[5](P328)“常使數竿常綠綠，不教一葉不青青”與“窗外不惟君子綠，庵前又喜大夫青”幾句詩，充分顯示了馬鈺對大自然蓬勃生機的熱愛。

　　由于全真道所追求的最終目標并非肉體長生，而是精神超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肉體的存在以及由肉體存在所產生的各種生理欲望便成為修道的障礙，但肉體作為修命的物質載體，對于奉行“性命雙修”的全真道而言，又不能絕對拋棄。為了獲取精神超越，全真道士不得不把物質需求降到極點，奉行苦行禁欲的生活原則。早期全真道的各位祖師，在修道過程中，都曾經過了一個苦行的階段。全真道奉行苦行禁欲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種修煉的手段，其最終目的是達到清靜寡欲，因為全真道把清靜寡欲視為達到全真而仙的必由之路。王重陽言：“人心常許依清靜。便是修行真捷徑。”[4](P109)馬鈺言：“大道都來六字。自然清靜無為。”[5](P175)又言：“全真清靜為先。”[5](P217)在王重陽、馬鈺看來，清靜是全真道最主要的修道方式，而達到清靜的前提則是寡欲，即減少各種欲望，降低生活需求。

　　雖然全真道提倡“重生戒殺”與“清靜寡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得道成仙，即主要還是一種宗教意義上的行為，似乎與人與自然的關系無太大的關聯。但是，全真道的這種人生態度與處世方式卻非常有利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眾所周知，自工業革命以來，人與自然關系之所以愈來愈緊張，就在于人類欲望的不斷膨脹，無休止、無節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致使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甚至已經威脅到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因此，人與自然關系緊張的最終根源在于人類的貪婪，而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矛盾與沖突的最好方式即是“寡欲”。從某種意義上講，全真道所提倡的“重生戒殺”的主張與其所奉行的“清靜寡欲”生活方式，可以為我們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提供有益的啟示，這個啟示就是：只要人類能夠合理地節制自身的欲望，就可以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

　　四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聲稱，冷戰結束之后，未來社會的沖突將由政治與經濟的沖突轉化為文化或文明的沖突，他言：“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9](P7)雖然亨廷頓把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間的沖突看成是不可避免的這一觀點是錯誤的，但他認為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間的關系將對未來國際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卻不無見地。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是一種決定性的力量。許多從表面上看來是政治性的沖突，實際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10](P211)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文化的全球化成為歷史的必然，在文化全球化浪潮沖擊下，不同文化或文明相遇，如何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影響世界秩序的重要因素。全真道產生于一個多種文化交匯碰撞的時空背景，在儒、釋、道三家之間，在漢文化、契丹文化與女真文化之間，全真道游刃有余地發展壯大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而這一奇跡產生的原因就在于全真道所奉行的“三教合一”的文化理念。

　　王重陽創立全真道之初，就明標“三教合一”為立教宗旨，其言：“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4](P4)、“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4](P9)、“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來做一家”[4](P16)，又言：“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三教者，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4](P287)從王重陽自身的出身來看，他本為儒生，又深受佛教影響，曾自稱“謔號王風。實有仙風。性通禪釋、貫儒風。”[4](P268)除此之外，王重陽還奉《道德經》、《清靜經》、《心經》與《孝經》為全真弟子必讀經典[4](P324)，充分表現出融貫三教的氣魄。全真七子繼承王重陽“三教合一”的思想，堅持三教平等、三教一家、三教同源、三教歸一的文化理念，并苦讀三教經典。馬鈺不僅自稱“三教門人，盡是予師父”[5](P198)，而且，據《丹陽真人語錄》記載，其“在東牟道上行，僧道往來者，識與不識，必先致拜。”[5](P240)劉處玄自稱以“三教經書為伴”[6](P129)，還言：“三教高真，便是師父”[6](P119)、“三教歸一，弗論道禪”[6](P119)。王處一言：“三教三才共一般”[6](P256)、“仙佛體皆同”[6](P321)、“更望參玄眾友，遵三教、千古同欣”[6](P342)、“三教通連一路搜”[6](P292)。在《長春真人規榜》中，丘處機勸全真弟子“見三教門人，須當平待，不得怠慢心。”[7](P147)不僅早期全真道奉行“三教合一”，而且明清以后，全真弟子習佛與佛教弟子入道者，不乏其人，而儒生入全真與佛教者，更是不可勝計。

　　雖然全真道的立教宗旨是“三教合一”，但全真道畢竟是道教，它提倡“三教合一”的真正目的，不過是想通過融貫三教來超越三教。因此，全真道所提倡的“三教合一”，即是儒、釋、道三教合一于全真道。雖然從表面上看來全真道以自身來超越、融貫、會通三教的做法，似乎與真正無差別意義上的“三教合一”與“三教平等”相比，有一定的距離，但任何人都是某一文化或宗教背景下的存在，他總是從自身的信仰與文化歸宿來理解與吸收異質文化。全真道立足于自身來融貫三教、超越三教，不但不是其不足，而恰是其高明之處，正是因為全真道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三教，它才有進入歷史的可能與存在的必要。而且，全真道這種處理三教關系的方式，也正符合中國自古以來所提倡的“和而不同”的傳統。即使在未來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種不同文化或宗教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匯的步伐會不斷加速，但也絕對不可能走向趨同，因為真正純粹意義上的世界文化或普世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對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伴隨文化全球化而來的文化本土化的浪潮中得到證實。但“在一個擁擠的星球上，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種未來，或者任何人都沒有未來。人類的共同未來不能多樣化而沒有協調，也不能統一而沒有多樣性。”[10](P232)我們雖然不承認絕對意義上的普世文化的存在，但并不排斥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在世界各種文化的相互影響中，真實的狀況可能是：每一種文化都立足自身來充分吸收與消化其他異質文化，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一種各種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而這恰恰就是全真道所奉行的在保持自身獨立性之下的文化際融合。

　　總之，全真道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文化與文化之間關系上，具有自身的特色，它以其獨特的方式合理解決了以上各種矛盾，并在金元之際這樣一個動亂失序的時代迅速興起，促使這個時代由無序走向和諧。當年全真道所面對的各種矛盾是任何時代都不可避免的，今天我們在建構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所面臨的無非也是以上各方面的矛盾與沖突，而全真道處理以上矛盾的方式，無疑對于我們今天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文：趙衛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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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下)[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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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學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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