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的《伶人往事》里講過她的父親章伯鈞請京劇大師馬連良吃飯的故事：

　　剛過午休，幾個穿著白衣白褲的人就進了章家廚房，用自備的大鍋燒開水，等水燒開，放堿，然后用堿水洗廚房，洗到案板發白，地磚見了本色才罷手。再過了一個時辰，又來了一撥兒穿白色衣褲的人，肩挑手扛著整桌酒席用具，還有人扛著烤鴨用的大捆蘋果木枝。

　　院子里，肥鴨流油飄香，廚師在白布上使用著自己帶來的案板、炊具——連抹布都是自備的，雪白。

　　章伯鈞請馬連良吃飯，結果自家只用了水和火。

　　章詒和的評價很動人：“不管北京城頭懸掛什么旗子，報紙上宣傳什么主義，馬連良這樣的藝人都細心地過著自己的日子。精心琢磨那份屬于自己的舞臺和角色�；钤趥�體的生動感受中，以自己獨特又隱秘的方式活著。”

　　那一代人如何活著?具象地說，是活得“有規矩”;抽象地說，是活得“有樣子”;簡單地說，是活得有尊嚴;往大了說，是依然有著某種精神制約，服從于某種精神力量——高于柴米油鹽的精神力量。

　　伶人已逝，“第一玩家”王世襄的去世，讓很多人哀嘆某種生活方式的結束，這種生活方式就是兩個字——講究。“講究”并不代表財富——用金錢窮兇極惡地堆積奢華的生活方式，未免失了分寸。

　　直至今日，人們終于不必隱藏對于生活細節的追求，以至于對物質有種報復式的惡形惡狀的追求：把苦過的日子賺回來。“享受生活”的說法重新回到話語當中，并且被自動等同于豪門豪宅豪車。

　　享受生活，不應是享受生活的豪華，而是享受生活的分寸感。

　　日本著名的民藝理論家柳宗悅談論器物時說：“每天使用的器具，不允許華麗、煩瑣、病態，而必須結實耐用。忍耐、健全、實誠的德行才是‘器物之心’。”樸素的器物因為被使用而變得更美，人們因為愛其美而更愿意使用，人和物因此有了主仆一樣的默契和親密的關系。

　　人與器物的關系，如同人與生活的關系。

　　我剛剛去了日本的京都，入住那里的旅館，常常給人以“家徒四壁”的感覺：樸素吸音的墻壁，一張榻榻米，沒有什么娛樂設施，洗澡如廁皆不在房間內，這樣的布置，簡單得幾乎有了“寒苦”的感覺，除了睡覺、喝茶，似乎也沒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干。

　　出門，連庭院都是枯山水，人就這樣和自己形影相吊。

　　現代人往往精疲力竭地追逐眼花繚亂的富足，然后再花大價錢、大把時間去清貧簡陋的環境中體驗，并命名為“修行”，如同追逐吊在自己眼前香蕉的猴子。

　　殊不知，生活才是最好的修行方式。

　　我們談論金錢、談論社會、談論變革、談論技術、談論未來，卻越來越少地談論生活。當我們談論生活時，我們談論焦慮、談論煩惱、談論不滿、談論他人，而越來越少地談論生活本身的本質。

　　生活的本質是什么?是人該以怎樣的品相活下去。

　　(文/蔣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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