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中國2000余年的儒學正統之先聲。隨著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社會地位上升，琴學得正統地位，一方面使得先秦各種活躍的琴學思想逐漸凝固為儒學教條，另一方面，也使兩漢時期古琴藝術在理論的總結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比如東漢琴家桓譚所著《新論》中《琴道篇》，蔡邕所著《琴操》等。

　　東漢琴家桓譚(約前33~39)，曾為掌樂大夫，十分喜愛創作新聲。桓譚的琴學思想主要見于其所著《新論》29篇。《新論》的主要內容，是針對當時流行的讖緯神學的虛偽實質，進行有力的駁訴。其中《琴道》篇則重于琴學理論的論述，內容包括琴論、琴史和琴曲解說等幾個方面，此篇并未寫完，由東漢的班固續成。

　　總體來說，《新論·琴道》中所體現的琴學思想，主要反映了儒家的音樂正統觀。有些學者認為，桓譚在《琴道》中所論述的儒家音樂觀，與他喜愛新聲的音樂實踐不相符合。比如關于禮樂關系，《琴道》記載有“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八音廣博，琴德最優，古者圣賢玩琴以養心”。說明音樂的使用要合于禮。關于音樂和自然的關系，《琴道》記載：“昔神農繼宓羲而王天下，上觀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說明古琴的產生取之天地，和自然有著緊密的聯系，把古琴形制附會于自然天象，視其為效法天地而作;所述完全為獨尊天下的儒家之腐論。而與桓譚喜愛創作新聲琴學實踐相脫節，反應了當時知識分子人格分離的社會現實。

　　《琴道》在琴史方面，介紹了師曠和雍門周等琴人。其琴曲部分介紹了7首作品，分別是《堯暢》、《舜操》、《禹操》、《文王操》、《微子操》、《箕子操》、和《伯夷操》，每首作品不僅介紹了主題思想，還指出了它們的音樂特點。不難看出，無論在琴史或琴曲方面，同樣反映了一種十分濃重的儒家音樂觀。這與他駁訴讖緯神學的虛偽實質的進步行為，也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桓譚《琴道》中的理論，常為后世儒家所應用。

　　漢代的琴論繼承發展了《左傳》中樂論的觀點，提高了古琴的八音中的地位。明確說明音樂的使用要合于禮，強調作為文人修身養心的琴樂，其目的就在于端正人心，禁止“淫邪”等不合禮的觀念和行為。漢代琴論中的禮樂思想影響了以后的兩千余年。音樂和政治的關系，是漢代琴論突出強調的問題之一，在這一時期的文獻有不少記載。《史記》、《新論》、《淮南子》有大量篇幅加以論述，說明音樂對治國的重要性。蔡邕《琴操》也持相同觀點：“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這些琴論反映了作者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淮南子·泰族訓》所載“神農之處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蔡邕《琴操·序首》記載“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兩段琴論中提到的“反其天心”、“反其天真”，借用道家的觀點闡明音樂要返璞歸真、回歸自然本性的觀點。這在當時獨尊儒術的環境下，與“琴者，禁也”的主流言論相比，對古琴音樂的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魏晉時期，古琴得到了魏晉名士們的青睞。從“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賢”，再到兩晉的大批名士，或琴書自娛，或琴酒消愁，以琴交友蔚然成風。琴在名士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影響和體現著他們的精神世界，成為“魏晉風度”、“名士風流”的象征。魏晉六朝時古琴的定型期，也是歷史上古琴藝術的興盛時期。魏晉名士對古琴藝術的推崇，則是古琴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漢代的士人，多為官為宦或出入豪門大姓;大都是忱于享樂，樂于享用他們心目中卑下的樂人演奏的“鄭衛之音”的。在風花雪月聲色犬馬酬酢之后，心靈又往往有矛盾空虛之感;惟有寄托于琴，撫弦操縵。琴音本身的清靜特性，確實使人心凈神清;在悠悠琴音的滌蕩中，能重塑其傲岸浩然的儒士之慨。這就是“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御邪僻，防心淫”等論點提出的真正社會背景。以下兩則史實，就是這種風氣的很好說明：

　　“善鼓琴……性嗜倡樂。”《后漢書桓譚列傳》

　　東漢通儒馬融，也是既善鼓琴，也好俗樂，并作《長笛賦》。

　　“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后列女樂。”《后漢書馬融列傳》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漢代的琴就從單純“歌南風”的樂器，變為“御邪僻，防心淫”、“修身理性”之器。琴也跟著從一件普通樂器，超出世俗，甚至超過曾肩負過周代禮樂重任的“金石之樂”的鐘與磬，而躍為“八音之首”。琴的地位更被提升成四時五行、天地六合、尊卑位分的象征，從而成為“琴道”。從此，古琴成了士人的專用樂器;并造就形成了人類文化史上極其罕見的樂種：連綿延續二千多年，充滿了文化人智慧的 “文人音樂”--古琴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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