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與中國思想史研究——讀《儒學：歷史、思想與信仰》
欄目分類：國學資訊 發布日期：2016-07-18 瀏覽次數：次
中國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一直是《文史哲》雜志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方面的部分成果體現在《儒學：歷史、思想與信仰》紀念專輯中。哲學是文化的核心。一個民族的哲學思想在民族文化的多層次體系中實居于主導地位。中國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文化第一次繁榮發展的時代，諸子并起、百家爭鳴，在哲學上最有影響的是儒、道、墨三家。儒家長于倫理，奠定了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基礎。儒家思想是中國西漢中期至明清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五四”運動前后和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些論者認為儒家學說是一種阻礙社會進步的思想，予以全盤否定。1978年黨中央撥亂反正，學術界恢復了正常的活動，科學地研究儒學、正確地評價儒學成為學界的主流。
《文史哲》雜志經常就學界的熱點問題組織相關的筆談。本專輯中選編了三次關于儒學研究的筆談。“儒學是否宗教”筆談發表了六位學者的文章。張岱年先生談了他對該問題的看法。他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言生而不言死，在這一意義上，孔子與其他宗教不同。然而，孔子提供人生必須遵循的為人之道，使人民有堅定的生活信念，在這一意義上孔子又具有宗教的功用。可以說孔學是一種以人道為主要內容，以人為終極關懷的宗教。儒學為人們提供了安身立命之道，儒家所追求的“仁者無憂”的生活境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超越了有神論的宗教。季羨林先生認為：從“儒學”到“儒教”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討論該問題，必須有一個發展的觀點。蔡尚思先生認為：儒學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郭齊勇先生認為：儒學是一種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品格的精神形態。張立文先生認為：儒學有著很深的天命論的宗教根基，又具有終極關懷和靈魂救濟的內在超越的品格和功能，儒學自身已具備了精神化宗教(或稱智慧型宗教)的性質。所謂“教化”之“教”與“宗教”之“教”的區分是人為的，因為任何體制化或精神化宗教都具有并一直在發揮著教化的作用。李申先生認為：“教化”之教即“宗教”之教。這組文章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被國內外許多報刊介紹、轉載，對該問題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94年在紀念孔子誕辰2545周年大會上，時任中國孔子基金會會長的谷牧先生在開幕式致詞中說：“對于孔子儒學思想的研究，應當是提高和普及相接合，必須要走出純學術研究的書齋，把學術研究與建設精神文明，養成高尚的、優良的民風民俗，解決社會前進中的現代問題有機地結合起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精華傳播給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少年，并且引發他們的興趣，以利于廣大人民文化素質和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為了深入探討儒學研究中提高與普及的關系，《文史哲》組織了“儒學的研究、普及與大眾化”筆談，發表了一組文章�？追毕壬谖恼轮袑饶料壬闹v話作了闡發，他指出：儒家思想普及的意義，比較著重于儒家之道德文明，這是因為儒家思想并非以追求知識為目的，而是以行為(道德踐履)為學問的準則。儒家的學問思想，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就是做人的學問，強調研究儒家思想要提高和普及相接合，其出發點和歸宿皆在增進社會的道德精神文明。宋志明先生以《時代呼喚平民化的儒學》為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在封建社會，統治者大力扶植的儒學其實是貴族化或工具化的儒學，而對于主要通過民間途徑傳播和弘揚的平民化儒學則漠不關心。歷經數千年的傳承，平民化的儒學已融入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價值取向。經過批判繼承，提倡平民化儒學的積極作用至少有三點：1、對于炎黃子孫有凝聚作用。2、可以激勵當代國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和使命感。3、對于在市場經濟沖擊下，人們所產生的極端功利主義傾向具有制衡作用。湯恩佳先生則認為：儒道有恒常之價值，宜普及于庶民。樓宇烈、劉蔚華、趙吉惠先生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這組筆談實際涉及了儒學的現代轉型、儒學的當代價值、儒學的現代化以及文化的綜合創新諸問題，對于當代儒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另外，本專輯還收錄了“當代新儒家點評”筆談。
《文史哲》雜志發表的有關儒學研究的文章較多，本專輯僅選編了20余篇，這些文章大致涵蓋了這一時期學界所關注的熱點問題。
粉碎“四人幫”之后，為了消除他們在“文革”中將“批孔”當作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武器，惡毒誹謗敬愛的周總理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惡劣影響，早在1978年，《文史哲》組織發表了蔡尚思、李華興先生《學習毛主席有關孔子論述的一些體會》一文。文章既認為從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斗爭看，孔子思想屬于反動文化，是應該被批倒的;又肯定了從對待歷史遺產看，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派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應該批判繼承。“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專政、文化專制主義、愚民政策、反革命政治綱領應當徹底批判。對于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學派，應當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通過民主的討論，實事求是地評價其歷史功過。在改造舊文化的過程中，發展無產階級的新文化。該文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實際上引領了當時儒學研究的正確的方向�？飦喢飨壬�1985年出版《孔子評傳》一書，是改革開放以來儒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段氖氛堋吩谠摃锤惰髦�，便向作者組稿發表了《論孔子的三十而立和開創私學》一文，文章對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了很高的評價，及時反映了儒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努力爭取處于學術研究的前沿，一直是歷屆《文史哲》同仁心中不變的方向。
本專輯中的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就各自論及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如龐樸先生在哲學上提出三分法。在《中庸與三分》一文中，他用三分法解釋“中庸”，認為：中庸所謂的中，就是第三者，承認二分又承認中庸，也就是在事實上承認了一分為三。詮釋學是從西方引進的理論，中國盡管有兩千多年的詮釋儒家經典的傳統，然而有嚴密邏輯和完整體系的詮釋學尚未多見。蔡方鹿先生《朱熹經典詮釋學之我見》一文，從研究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的關系出發，在探討朱熹豐富的經學思想的基礎上，以朱熹對儒家經典所作大量詮釋及詮釋方法為依據，從中概括出朱熹的經典詮釋學，為創建中國自己的詮釋學作了有益的嘗試。張世英先生《程朱陸王哲學與西方近現代哲學》涉及中西哲學的比較。陳衛平先生的《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的天主教儒學化》一文，論述了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為了在中國傳播天主教而又避免與儒學的沖擊，所進行的以“合儒”“補儒”為主要內容的天主教儒學化的嘗試，文涉中西文化的沖撞。杜維明先生針對1993年世界宗教大會發表的普世倫理宣言，在《全球倫理的儒家詮釋》一文中指出：儒家具備關切政治、參與社會和重視文化的屬性。面對世界文明的沖突，我們務必強調通過對話來考慮生態環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參照的可能，這就是全球倫理的儒家詮釋。這要比以抽象的普世主義為前提的倫理宣言更切合實際。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介紹�？傊�，所選論文大都為當代儒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文多新秀力作、名家高論，對于進一步深化儒學的研究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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