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總結土地革命時期宗教工作的經驗教訓，不斷調整宗教工作的方針、政策，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建設和鞏固抗日根據地中的積極作用，團結國統區和淪陷區的宗教界和信教群眾共同抗日，爭取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對中國抗戰的支持，推動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與中國宗教的具體實際、抗日戰爭的時代主題相結合，積極開展黨的宗教工作，與宗教界結成統一戰線，團結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投身偉大的抗日戰爭，取得了重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

　　在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不斷調整黨的宗教政策，維護和尊重少數民族群眾的合法權益，成立宗教事務機構，加強對民族宗教問題的研究，發展與宗教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了抗日根據地政權

　　調整和完善抗日根據地的宗教政策，為開展宗教工作提供政策依據。黨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黨在抗戰時期的基本宗教政策。1938年初，《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決議案》指出，晉察冀邊區人民享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及宗教、信仰等自由。1941年5月8日，《新中華報》發表社論強調，要“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

　　黨明確與宗教界建立統一戰線的政策。全面抗戰爆發后，黨十分重視與宗教界的統一戰線。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創建者聶榮臻積極爭取五臺山的佛教徒，團結他們共同抗日。聶榮臻認為，宗教徒是黨在統一戰線中要團結和聯合的對象。盡管共產黨人和宗教徒在根本的世界觀上是對立的，但共產黨人可以在政治行動上與進步宗教界求同存異、合作共事，建立統一戰線，團結一致，共同抗戰。

　　八年抗戰中，黨的宗教政策日益成熟。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系統闡述了黨的宗教政策：一是信教自由的原則，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宗教各派別開展正當的宗教活動;二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務，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還是佛教、道教、回教及其他宗教，宗教界人士和教徒要遵守邊區人民政府的法律和規定，否則不給以法律保護;三是宗教信仰自由，人民群眾有信教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但“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宗教信仰自由。

　　尊重和保障宗教界人士的合法和正當權益，團結他們共同抗日。黨明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保障其政治權利。土地革命時期，一度剝奪了宗教界人士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規定，“凡年滿18歲之中國人民，不分階級、黨派、財產、職業、文化、宗教、性別、民族，一律有選舉與被選舉之平等權利”。保障宗教徒的政治權利，得到了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的擁護和支持。

　　黨制定靈活的農村宗教土地政策，保障宗教界人士的經濟權益。1942年11月，《晉察冀邊區政府減租減息單行條例的執行情況(摘錄)》中，要求阜平、五臺、繁峙等縣各級政府在減租問題上應特別注意喇嘛地的問題，強調“對喇嘛地租要一視同仁，悉依本條例執行”，且“除嚴屬禁止外，要從政治上說服喇嘛”。《晉冀魯豫邊區土地使用暫行條例(摘錄)》中第76條規定：“廟產收歸公有后，僧、道、尼無法生活者，得按其人口，酌留能維持其至低生活所必須之土地，僧、道、尼私人所置之土地有契約可證者，仍歸其私有”。對宗教界較為寬松的土地政策，獲得了他們的信任。

　　黨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文化。1938年10月，張聞天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要“尊重少數民族的一切思想習慣、宗教道德，并發揚他們過去優良的傳統”。1940年10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專門為回民劃地撥款，建成了邊區內第一座新修的清真寺，毛澤東親筆題寫“清真寺”三字匾額。在此后的落成典禮上，邊區政府贈送了“眾志成城”匾，朱德、李維漢、謝覺哉、高自立等參加了典禮。落成典禮上，按伊斯蘭教儀式朗誦《古蘭經》達半小時，非回族代表則肅立寺外，以致敬意。次年7月，又正式舉行了阿訇接任典禮。此舉表現出對回族同胞的尊重，強烈震撼了宗教界，贏得了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黨支持全國性抗日宗教團體的成立。在輿論方面，1938年3月5日，即中華基督教全國聯合會成立的前一天，《新華日報》以“中華基督徒成立全國聯合會，6項使命注重抗戰救國”為題，對中華基督教全國聯合會抗日救國的6項使命作了詳細的報道，得到了基督教界的好評。在組織方面，1940年2月，陜甘寧邊區成立了第一個少數民族抗日救亡團體——延安回民救國協會。半年后，邊區又成立了中國回教救國協會陜甘寧邊區分會和陜甘寧邊區回民文化促進會兩個抗日救國團體。1941年，陜甘寧邊區的關中、隴東和三邊分區也先后成立了協會支會。這些抗日民族宗教團體的成立，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制造“大回回國”的陰謀，團結了西北回民參加抗日戰爭。

　　建立民族宗教事務機構，加強對民族宗教問題的研究。黨成立專門的民族宗教事務機構。1937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下設關于回族、蒙古族兩個工作部。這是黨首次設立主管少數民族工作的機構，為制定和解決少數民族宗教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1938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成立，簡稱西工委，這是抗日戰爭時期黨處理和解決少數民族宗教問題的主要機構。

　　黨加強對民族宗教問題的研究。蒙古族和回族對陜甘寧邊區的鞏固有重要和直接的影響，黨設立了民族問題研究室，下設回回民族問題研究組和蒙古民族問題研究組。1940年4月，回回民族問題研究組擬定《關于回回民族問題提綱》;7月，蒙古民族問題研究組擬定《關于抗戰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分別發表在《共產黨人》雜志的第五期和第九期上，指出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回族、蒙古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的，強調必須正確處理這些矛盾，爭取回族、蒙古族，包括其部分上層，團結一致地進行抗日戰爭。

　　在國統區和淪陷區，黨團結宗教界上層愛國人士，改造和團結民間宗教力量，支持宗教革新和抗日愛國運動，爭取了大量教民，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鞏固了與宗教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團結宗教界上層愛國人士，共同抗日。毛澤東提出了主張無神論的共產黨員可以和主張有神論的宗教徒建立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的著名論斷。1938年1月18日，漢口天主教總堂舉行了一次莊嚴的宗教祭典，以悼念抗戰中犧牲的將士和死難的平民。此前，中華公教進行會負責人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著重說明這是一次聲援抗戰的具體行動。19日，《新華日報》以《沉痛的祈禱》為題，對此事發表特別報道，描述了祭典的盛況和感人情景，在宗教界反響很大。

　　黨重視與國統區、淪陷區的宗教界上層愛國人士的團結與合作。1938年5月，周恩來在漢口專程拜訪了基督教人士吳耀宗，向他詳細介紹了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方針，并對他說，“馬列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此后，周恩來多次拜訪吳耀宗，分析抗戰形勢、中國革命的問題、國共關系、宗教信仰等，言辭懇切，令吳耀宗很是動容。后來，吳耀宗放棄了“唯愛主義”，提出“唯愛與革命是不能分開的”，為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隊伍運送藥品等物資，成為黨在政治上的堅定同盟者，也擴大了黨在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內的影響。

　　天主教領袖馬相伯一生都致力于救國救民的事業。“九·一八”事變后，91歲高齡的他為抗日救亡呼號奔走。1939年4月6日是馬相伯的百歲誕辰，中共中央致電馬相伯，高度評價了他在抗戰中的功績，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

　　黨還特別注重爭取教民的工作。黨主張在淪陷區“利用資方舉辦的或社會上習慣能存在的一些工人學校、補習學校、夜校等教育組織及基督教組織等形式來組織群眾”，充分強調“爭取教民是我黨不可疏忽的任務”，團結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

　　改造和團結民間宗教力量，使之與社會和革命發展相適應。民間秘密宗教具有雙面性，抗日戰爭時期，有的成為了日偽統治者侵華反共的工具。對此，黨認為“我們應研究這些組織，進行政治工作，爭取他們。”

　　在國統區，1938年，中共中央公開出版機關刊物《群眾》周刊第24期發表《論冀魯豫紅槍會工作》一文，強調指出，決不能因為“半宗教”會門披著迷信的外衣而把他們排斥于抗日力量之外，要采取“艱苦的耐煩的爭取廣大會門群眾參加抗戰”的方針，把迷信問題放在次要地位，服從和服務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0年12月，中共中央進一步明確了對民間秘密宗教的政策，其中在淪陷區，應采取“打入其內部”的政策，做到長期埋伏，爭取地位，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在國統區應積極爭取“廣大人士同情抗日以至參加到抗日陣線中來”，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

　　對于哥老會，1936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于爭取哥老會的指示》，盡管哥老會“時常為反革命的野心家與軍閥官僚所利用收買，而成為反革命的工具”，但“根據人民統一戰線的原則，哥老會是有群眾的，是可以參加抗日反賣國賊的一種群眾力量”，要推動和吸引他們參加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以“在哥老會中發揚哥老會的革命傳統，逐漸消除哥老會中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動的思想與成分，使之適合于社會的與革命的發展趨勢”。

　　對于會道門，黨謹慎對待會道門的迷信儀式和習慣的問題。彭真指出，“對于他們迷信的儀式和習慣，必須嚴格謹慎地遵守，……應把迷信問題放在次要地位。”王從吾在《如何進行會門工作》中，也強調要爭取會門上層的領導權，在會門的中下層開展說服教育，引導他們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會、自衛隊，同時，必要時在爭取工作中也不能忘掉適當打擊。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對待會道門的迷信儀式問題。

　　支持宗教革新運動，主張中國宗教適應時代的變遷。抗日戰爭時期，面對社會動蕩、民族危亡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多次會見包括佛教大師巨贊、圓瑛，基督教愛國人士吳耀宗等在內的宗教界上層人士，向他們闡述國家之危亡、民族之大義、統一戰線之政策。宗教為尋求出路，在中國共產黨的啟導、感染與支持下，紛紛革新。其中，以佛教革新運動和基督教革新運動最為代表。

　　佛教革新運動是近代中國佛學界一次重要的革新運動，佛學家歐陽漸，學術界的章太炎、陳三立、梁啟超以及佛教界的太虛等，都積極倡導、主張佛教破除世俗佛事中的迷信色彩。以太虛法師為代表的佛教領袖，引導佛教開始從適應封建社會統治階級需要向現代新佛教轉變，得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認可。

　　基督教也做了大量有益于抗日戰爭的革新工作。1943年7月，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舉行了擴大會議，就“基督教與中國之命運”為題，發表了會議宣言，宣言最后強調，“基督教的教義，和最優良的中國文化傳統與最進步的思想，不但沒有基本沖突的地方，并且有相得益彰之美。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人道的尊重，是生活的欣賞，是氣節的砥礪，是世界的大同，這些文化的成分，和基督教的博愛、平等、自由的精神，正相吻合。”基督教的種種努力，其實質是提出了中國基督教會應該同中國社會發展相適應、進行時代變革的主張。

　　包括佛教、基督教等在內的廣大宗教界人士，圍繞抗日救國這個時代主題，著眼于社會的發展變化，積極革新，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真誠響應和支持。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就曾對宗教的革新運動做了大量報道和宣傳。

　　對待西方在華教會和進步傳教士，中國共產黨保障其宗教信仰自由、合法的政治經濟權益，支持并幫助其開展教務活動，贏得了信任與認可，樹立了黨和抗日根據地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

　　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基本上對基督教持否定態度，認為其具有殖民性。抗日戰爭爆發后，相當一部分天主教、基督教人士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表示同情和支持，客觀上也使黨對天主教、基督教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與認識，積極開展對西方教會和進步傳教士的工作。

　　明確傳教政策，允許其在華合法傳教。早在1936年7月，毛澤東在接受斯諾采訪時就強調，除日本傳教士外，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對天主教、基督教人士會采取新的宗教政策，只要他們遵守邊區法律和政策規定，就會繼續享有傳教、教書、擁有土地、辦學校和其他適用的權利。1939年2月，《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規定，“在不損害邊區主權的原則下，保護一切同情中國抗戰國家的人民、工商業者、教民，在邊區生產、經營與文化事業方面的活動。”這意味著，只要外國教會及其傳教士尊重陜甘寧邊區政府的主權和法律法規，教會的信教自由、文化實業及其生產生活都會得到邊區政府的保護。1941年5月1日，新的《陜甘寧邊區政府施政綱領》(即《五一施政綱領》)規定，“在尊重中國主權與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游歷，參加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文化與宗教的活動。”黨對外國教會及其傳教士的傳教政策有了更為明確、詳細的規定。

　　1945年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就宗教問題指出，根據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中央解放區容許多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是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對其合法權益就給以保護，信教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允許強迫或歧視。

　　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延伸至外國傳教士，并且允許其合法傳教，為他們營造了一個相對寬松的傳教氛圍，增進了其對黨的宗教工作的理解與認可。

　　維護外國傳教士在華的合法權益，團結其共同抗日。黨從法律和政策上注重保障外國傳教士的合法財產權益。1942年1月，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中指出，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土地在內的宗教土地，均不變動，極大地維護了外國教會和傳教士的土地利益。文件強調“今后邊區境內各民族更要相互尊重彼此之生活、風俗及宗教習慣，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親密團結抗戰。”這成為維護外國傳教士合法財產權利的根本依據。

　　黨維護外國傳教士的合法政治權益。例如，教民和非教民都有同等政治地位和民主權利;不分性別、階級、黨派、宗教、民族、財產，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遵守政府法令和不損害邊區主權的原則下，可以在邊區參加生產、經營、文化事業與宗教活動;俘虜政策中還規定“不干涉俘虜宗教信仰”。1942年2月1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共產黨這種對宗教信仰自由的正確立場，現在和將來都是如此。”這就明確表示了黨的宗教政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從政策上維護了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及其傳教士在內的宗教界的合法權益。

　　基督教、天主教進步人士認為，黨和邊區的宗教政策飽含真誠，對他們的民主精神和宗教政策贊譽有加。1944年10月，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期間，延安、隴東等地的天主教代表向邊區政府致信，信中談到，“廣大教民深知抗戰勝利必須精誠團結，在我抗日民主政權領導下，萬眾一心，為新民主主義而奮斗，人民才能獲得自由。”

　　恢復與開展正常的教務活動，贏得宗教界人士的信任與支持。土地革命時期，由于黨的宗教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曾一度傷害了宗教界人士的情感，使其對黨的宗教政策產生疑慮甚至動搖，這引起了黨和邊區政府的特別重視。

　　黨恢復了基督教、天主教的正常宗教活動。如隴東慶陽三十里鋪的阿根廷、西班牙籍的天主教神甫一直傳教，其教徒發展到200余人。西班牙籍神甫安平靜、薩中茂還致函邊區秘書長曹力如，表示“愿在貴政府領導下團結合作”。對此，陜甘寧邊區政府立即指示富縣縣長“應與取得友誼關系并加保護”。

　　1942年春，中華基督教延長分會恢復工作，《五一施政綱領》頒布后，該教牧師高宗峨號召延安、延長教民重新整理和開展教會工作，在城內設傳教所，平時除做家庭訪問、做禮拜外，還會在圣誕節或教徒洗禮時，隆重舉行儀式。天主教的教派很多，在陜甘寧邊區有公理會、浸禮會，榆林、清澗、子洲等地是公理會的分布地區，延安、富縣、甘泉、延長、綏德等地是浸禮會分布地區。到1944年，陜甘寧邊區內已有天主教堂20多處，基督教福音堂7處，大大滿足了天主教、基督教人士和信教群眾的宗教活動需求，外國傳教士的正常宗教活動已得到恢復。

　　黨的這些工作受到了邊區宗教界人士的歡迎，贏得了部分外國教會和傳教士的信任。1944年11月，平涼西班牙籍主教高金鑒來到慶陽觀察教務，他說，“我來慶陽途中，看到陜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都有了很大的進步，這里人民宗教信仰自由，政治上也民主，生活上很富裕，可以說是其他地方值得效仿的楷模。”

　　黨的宗教工作，調動了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的抗戰熱情，調動了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推動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抗戰期間，伊斯蘭教界成立了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和穆斯林抗日武裝。在黨的領導下，馬本齋組織建立了冀中回民支隊，被毛澤東譽為“百戰百勝回民支隊”。冀中回民支隊經歷了大小870余場戰役，消滅日偽軍3.6萬余人，為中國抗戰作出巨大貢獻。1944年，在赴延安的途中，馬本齋不幸病逝，年僅47歲。周恩來在其追悼會上挽稱他為“民族英雄，吾黨戰士”。

　　在國統區和淪陷區，黨積極貫徹落實宗教政策，鞏固了與宗教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引導廣大信教群眾共同抗日。1938年，佛教法師巨贊在湖南籌組南岳佛教抗戰協會，經田漢等人介紹，葉劍英會見了巨贊法師，充分肯定了南岳愛國僧人積極抗戰的愛國行為，并建議將抗戰協會改名為救難協會。1939年春，周恩來、葉劍英在南岳祝融峰頂的上封寺會見了巨贊等人，討論抗日救亡工作。周恩來當即題詞“上馬殺賊，下馬學佛”，極大地震撼了南岳佛教界，也極大地鼓舞了巨贊法師。在1939年5月7日南岳佛道教救難協會的成立大會上，巨贊法師揮毫寫下“身在佛門，愿不惹人間是非;國有大難，今顯出炎黃本色”。

　　西方在華教會和傳教士以強烈的熱情和各種方式，投入到中國反法西斯戰爭中。加拿大傳教士查德·布朗跟隨白求恩醫療隊進入延安，廢寢忘食地為傷員治病療傷，為中國抗戰事業作出重要貢獻。朱德曾親自致函向他表示感謝，“第八路軍非常感謝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中給予中共的同情和援助，特別是那些在非常艱難和危險中工作的醫生和護士們。”考慮到八路軍急缺抗日經費，1938年2月，圣公會女執事朱迪·克拉克、美國傳教士查爾斯·希金斯、約翰·斯福特等人組成一個特殊的“國際慰問團”，雪中送炭，向八路軍捐贈了4000多元和大量藥品。

　　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宗教政策和開展的卓有成效的宗教工作，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推動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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