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金石略》是道教碑刻史料籍

中國道教碑刻史料籍。現代歷史學家陳垣編、陳智超增補并�？�。本書收錄自漢魏六朝至明代有關道教的碑碣題銘史料，共1,538通。資料來源以繆荃孫藝風堂拓片、張仁蠡柳風堂石墨為主，并輯錄《道藏》、各種金石志、地方志、歷代文集中有關道教的碑文資料，少數雖非碑文，但內容重要、史料價值高者，作為附錄收入。

《道家金石略》的地位

盧仁龍在《中國道教》評論道：

它是文獻發展史上第一部獨特的專題大型金石略著作；

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全面、豐富的新資料；

對研究歷史上著名人物、事件與道教的關系，以及文集、總集的編撰，都具有很高的價值。

蔡美彪評《道家金石略》的偉大在于

1）陳垣先生研究宗教有著獨特的風格

歷來宗教史研究，大體有兩種途徑： 一是依宗教學的觀點去探討教義與思想源流；一是以史學的觀點去考察宗教的歷史活動。

援庵先生以史學家而研究宗教史，往往是從歷史的全局著眼，聯系一代史事去考察宗教的軌跡，對各個宗教的傳布、 演變、 人物、 典籍以及對社會、 政治、 文化的影響等進行多方面的研考，同時又善于利用史學家未及注意的宗教典籍去訂正史籍的訛誤 ，補充史籍的閡遺 。 援庵先生關于宗教史的多種論著，既是以歷史學的觀點與方法探考宗教 ，又據宗教典籍補證歷史 ，從而形成不同于前人的獨特風格，開拓出前人未及涉足的許多新境。 在歷史和宗教的廣闊領域，縱橫馳騁，左右逢源。

歷史學家蔡美彪（資料圖：圖源網絡）

2）編撰此書 編者態度嚴謹 一絲不茍

援庵先生在他已刊的著作中，曾幾次談到《道家金石略》一書，說是“ 校讎不易” ，未能刊行。 所謂校讎不易，是有其深意的。智超同志在本書前言中，曾引述援庵先生家書說： “ 抄書易，抄碑難。 抄碑易，校碑難。 ” 又說：“ 尋丈拓片，攤置一室，剝蝕模糊，煙墨狼藉，抄碑談何容易。 ”

援庵先生所說校碑難 ，當不僅指校閱碑文的抄件，而還包括 校訂碑刻文字。往古石刻，多經蝕剝漫穗，書家又往往雜用行體、 別體，都增加了識辨的困難。 拓本的摹拓，則有年代早晚之別，拓技精粗之分。 一般說來，年代較早的舊拓 ，因剝蝕較少，往往長于年代較晚的新拓。 但摹拓精良的新拓也可勝于摹拓粗糙的舊拓。 由于碑文上石年代的不同和地區的不同，刊于不同碑石的同一文書，也會有文句間的出入。 至于前人志書或文集中所載碑記文字與石刻文字互有異同，更是隨處可見。 假如僅據已刊志書或某一拓影 ，即冒然判斷碑拓的是非，便難免唐突。

校碑之難，難于校書。 援庵先生屢嘆校讎不易而未刊行，表現了他一貫嚴謹治學的學風。 但是，事實上，援庵先生對收錄的石刻文字 ，已作過不少校勘考訂工作 ，以眉批形式書于抄件之上。 現經智超同志細心錄出，以邊注形式分錄于各篇碑記之后 。 在這些注文中，援庵先生曾參據金石志書及有關史籍，對各類刻石文字的內容，包括年代、 職名、 人物事跡等多有考校，間或訂正前人著錄的疏失 ，證補史書記載的漏誤，一個邊注即是 一篇考訂文字。 倘若錄出匯輯，即是有如錢大聽《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之類的專著。 只是因為援庵先生生前尚未準備將此書刊行 ，以致未能撰寫更多的校記，貽留后學。這是不無遺憾的。

3）一家三代史學大家 編書質量上乘

中國學術傳統中，向有所謂家學，祖孫父子相傳，形成學統。 近世學校授業，師弟相傳，家學遂不再為人稱道 。 事實上，子弟向父兄受業，日夜相從，耳濡目染，可以得到特有的學習環境，仍是學術傳承的良好途徑。

援庵先生哲嗣樂素先生，繼承父學，為宋史名家。在紀念援庵先生誕辰110 周年前數月竟不幸病逝，實是史學界的損失。 智超同志繼承父祖之學，治宋元史及歷史文獻學。近年來，不惜全力整理乃祖遺著，為此付出了數年的心血。 援庵先生因家學得傳，而使遺稿得以傳布。 學術界也因陳氏后繼有人，得以捧讀援庵先生的遺編，是值得慶幸的�！兜兰医鹗�略》是智超同志辛勤校補的巨編。 聽說援庵先生的其他遺稿也在整理之中，切望也能早日刊布，以惠后人。

4）《道家金石略》后續工作有大量增補

智超與慶瑛同志在整理援庵先生遺稿時，除刪汰重復者外，又增補了石刻40 0余通。 全書也由原稿的80 余萬字擴展至百余萬字。 可貴者增補部分主要是石刻拓本。

增補較多者是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柳風堂舊藏碑拓164通。 南皮張氏柳風堂藏拓，抗日戰爭后歸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收藏，數量與藝風堂藏拓略近，但多為前人金石書所未見，收擇之精 ，有過于繆氏。 但因柳風堂向無碑目傳世，故鮮為人知，遠未充分利用。 智超同志從萬余拓本中錄出有關道家碑拓補入本書，無疑是極有價值也極為繁重的工作。 增補的柳風堂藏拓約有百篇，均屬金元時期，多為前書所不載，其中有關真大道、 正一道的資料，尤為難得。

陳智超，曾云瑛夫婦，攝于1971年（資料圖：圖源網絡）

綜觀本書增補的文字，雖僅為舊稿的四分之一，但增補后不僅使本書更為完備，也增加了它的學術價值。 增補者的辛勤勞績，當會贏得讀者的稱道。

金石研究中，編目是一項繁重的學術工作。 石刻文字的編目，包括確定題目、 年代、 所在地，著錄書體、 尺寸及狀況等多項內容。 其中尤以題目的擬定與年代的確認，需要致力研考 ，難得確當。石刻文字包括文書碑 (如圣旨、 令旨、 法旨及公據、 契約等碑刻) 、 神道碑、 墓碑、 墓志、 傳記、 事記、 題名等多種體制。 有些原無標題，有些雖有標題不便沿用或并不能準確反映石刻的內容。 至于碑額、 題署更是多種多樣 ，也不能簡單地移作題目。石刻文字或不署紀年，或僅有干支、 生肖而無年號。 有些雖有書寫年月但與文字內容或不盡一致 ，與上石的年月 ，更多有差距。 稍有疏忽，即難以確定準確的年代。金石收藏家往往兼收各代，包括多方面的內容，拓本可多至數千通至萬通，要求編目一一精確，是十分困難的。 諸家所編金石文字目錄 ，也因此而有精粗高下之別。

本書校補中最繁重的工作是碑拓的�？�。

援庵先生遺存的書稿，原為清人抄錄輯存 。 智超同志在本書前言中說他檢閱抄稿 ，發現“有的錯誤很少，但相當部分錯誤甚多” ，“ 特別是抄自拓片的部分更為明顯” 。 智超、 慶瑛同志多方查據原拓原書，逐一詳校，才使本書得以定稿出版。 我曾校閱本書所收若干通曾為前人引錄刊布的碑文，前人的一些漏誤文字在本書中多已得到補正，可見�？惫ぷ魇窍喈斁�細的。

古人說，校書如掃落葉。 校碑難于校書，如此巨編，秋風落葉，當然更難于盡掃。

北齊校書圖（資料圖：圖源網絡）

如 480頁所收 “ 天壇十方大紫微宮鰓旨及結瓦殿記” 碑文中“ 也可令敦大皇后懿旨” 之 “ 令” 字顯是“ 合” 字之誤。 也可合敦即大皇后的蒙古語音譯，碑文疊用。 碑石“ 合” 字原書行體，形近“ 令” 字，故抄錄者誤識為“ 令” 。碑陰結瓦殿記，結瓦非殿名，乃記沁州長官杜德康捐資為紫微宮殿頂結覆琉璃瓦事。碑文中“ 瓦” 書作“ 厲” ，本書特為沿用。 案字書無此字，乃書家之別體。 本書所收碑文，為印刷之便，正體均用現行簡字，此別體字似無保留之必要。 凡此 ，是由于碑石刻文原有行體或別體，難于識辨所致。 若此之類失校之字，在全書百萬字史料中自屬微末。 由此也可見，援庵先生所說抄碑難 校碑尤難，詢非虛語。 本書的文字�？惫ぷ�，是極其艱巨的。

《道家金石略》的獨特性

1）《道家金石略》融合了各個流派各個時期的綜合巨著

《道家金石略》是援庵先生為研究道教各流派而編纂的一部石刻史料匯編。 所收史料，上起漢魏，下至明朝。書名道家，自然不是狹義的先秦道家學派。不稱道教是因為內容并不限于傳統的道教。

援庵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書中曾說: “余昔纂道家金石略，曾將道藏中碑記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藝風堂所藏拓片，凡有關道教者悉行錄出，自漢至明，得碑千三百余通，編為百卷。 顧以校僻不易，久未刊行。 其金及元初部峽，十之一屬道教舊派，十之二屬大道、 太一，十之七屬全真。元并江南，始有正一諸碑，與全真對峙，然河北大部仍屬全真也。 ”

《新道教考》作于1941年。 《道家金石略》早在20年代即開始編纂，故云“ 昔纂”。 援庵先生收錄的1 3 0 0余通碑記中，金元部分，超過半數。現經智超同志增補至1538通，其中金元部分凡882通，仍居大半。 而金元部分十之七八均屬非道教舊派的全真道、 真大道、 正一道等三教。 三教并非傳統的道教，如援庵先生所說: “ 世以其非儒非釋，漫以道教目之” 。故別稱為“ 新道教” 。 書名不稱道教而名道家，正是由于書中史料兼收了傳統道教舊派和非傳統道教諸道的緣故。

2）《道家金石略》始有索引之作

最后，我想指出，本書校補時，編制索引，附于書末 ，是一項極為有益的工作。 中國傳統學術中，原無編制索引的慣例。 近世學人借鑒外國經驗，始有索引之作。 但直到現在，我國出版的學術著作和史料書附有索引者，仍然并不多見。

傳統學術并無索引編制慣例（資料圖：圖源網絡）

《道家金石略》是百萬字的大型史料匯編，如無索引，僅憑編目，是難以利用的。智超、 慶瑛同志不避煩瑣 ，分別編制了原文作者索引、 文中所見人名索引和宮觀索引，刊入本書。 這不僅為讀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使本書的學術作用更易于發揮，是值得贊許的。 倘若我國出版的史料書，都能這樣編制索引，必將有益于史料編纂和出版事業的發展 。

今逢先生110 歲誕辰 ，喜讀《道家金石略》遺編，寫下這些極為粗略的體會，愿將此石刻文字寶庫紹介給學界同人，兼以志對援庵先生的懷念與景仰。

（本文已獲道教學術研究Taoism Study獨家授權轉載，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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