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涂立賢

朱元璋用宗教鞏固政治

朱元璋在當皇帝之前，曾因生活所迫出家當過和尚，但就他本人而言，并不相信釋道的理論。朱元璋《釋道論》言：“僧言地獄鑊湯，道言洞里乾坤、壺中日月，皆非實象。此二說俱空，豈足信乎！然此佛雖空，道雖玄，于內齊天機而人未識，何也？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國家者不可無。”

儒釋道（資料圖 圖源網絡）

朱元璋于戰爭中建立明王朝，是一個很理性的實用主義者，因此雖然他并不相信宗教，但這并不妨礙他利用宗教來鞏固統治。儒釋道三教各有擅長，朱元璋將其拿來為己所用，當然三者以儒學為本，釋道只是處于輔助地位。

朱元璋為何推行抑全真而揚正一的道教政策？

朱元璋將道教劃分為正一、全真兩大派，并且直接標明其對全真、正一的觀點：“朕觀釋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禪、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禪與全真，務以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已。教與正一，專一超脫，特為孝子、慈親之設，益人倫，厚風俗，其功大矣哉！雖孔子之教明，國家之法嚴，旌有德而責不善，則尚有不聽者。縱有聽者，行不合理又多少？其釋道兩家，絕無繩愆繆之為，世人從而不異者甚廣。官民之家，各有喪事，非僧道難以殯送。若不用此二家殯送，則父母為子孫者是為不慈，子為父母是為不孝，恥見鄰里。”

在朱元璋看來，全真道士只關注自身的修身養性，得到成仙，出世色彩濃厚，于國無大用。而正一派關注人倫，宣揚忠孝，超薦亡靈，對人倫教化大有用處，在治理國家方面，正一派顯然更有用處。因此朱元璋推行抑全真而揚正一道教政策。

全真教注重個人修身養性

雖然全真教也有濟世度人的一面，但是毋庸置疑，它更注重的卻是個人修身養性，正如有學者所言：“全真教乃是以內丹修持為中心創立起來的道派。它的根本生命力就在于其清靜修持的教風。它固然有其應世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其通過內丹修煉以證托生死這一大事因緣為目標的宗教精神。”

全真教注重個人修身養性（資料圖 圖源網絡）

明初全真高道王道淵在其著作《還真集》中有《沁園春·全真家風》詞一首，記敘了全真道士修身養性、不慕榮華、潛心苦修、自得逍遙的生活狀況與精神面貌，正是對全真家風的最好描述，其詞曰：“不戀功名，不求富貴，不惹閑非。蓋一間茅屋，依山傍水，甘貧守道，靜掩柴扉。讀會丹經，燒殘寶篆，終日逍遙任自為。真堪悅，遇饑來吃飯，冷即穿衣。個中消息誰知。自里面惺惺外若癡。且藏鋒挫銳，先人后己，和光混俗，豈辨高低。處世隨緣，樂天知命，白雪壺中配坎離。時來到，與十洲仙子，同駕云歸。”

全真教獨特的修煉方法——坐缽

元明時期全真教徒有一種獨特的修煉方法，稱為“坐缽”，所謂坐缽就是將教徒集中在一個特定的場所——全真教稱之為缽室、環室、靜室——修煉內丹。據張廣保先生研究：“坐缽是明代全真教徒最主要的修煉項目，在南北全真教中都很盛行。”

道家修煉內丹（資料圖 圖源網絡）

“坐缽”集中體現了全真教清修苦練、以修內丹為主的宗教特色。全真教對坐缽有一整套很嚴格的規定。

《全真清規》中對“坐缽”的描述

首先，坐缽時間漫長，一次坐缽需滿百日：“夫坐缽者，自十月初一日為始，集眾，過冬至新年正月中旬，滿散百日為則。”不僅總的時間長，每日坐缽時間也有明確規定：“每日至五更寅時（3點-5點），聞開靜板響，各請洗漱，朝真禮圣。卯時（5點-7點）早齋，辰時（7點-9點）混坐，巳時（9點-11點）靜鐘三通，各各靜坐，如法用功。午時（11點-13點）赴齋，未時（13點-15點）混坐，申時（15點-17點）如前入靜，酉時（17點-19點）晚參，戌時（19點-21點）混坐茶湯，亥時（21點-23點）如前入靜，用功如法。子時（23點-1點）歌詠，教演歌詞，以敵睡魔。丑時（1點-3點）放參，個請隨意。”

照此時間表，坐缽時道眾每天唯有兩個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其次，坐缽時宜靜不宜動。坐缽的“三不起身”條規定“打坐不起”“誦經不起”“赴齋不起”。但這并不是說坐缽時完全不能動，而是以靜為主，動則徐徐，心態平靜：“缽有動靜，動則許容徐徐運動，靜則不然。如有神昏點頭，搖撼身屈，主缽先行巡牌，以牌掛在昏者身上，三擊而退。然后輕輕取牌，徐徐起身，巡究他人后犯者替。或缽未終，鐘未鳴，靜派未換，無故出入，語話動搖，不依規矩者，并行責罰。”

全真派道士效仿王重陽祖師筑“活死人墓”

除了這種大型的群體坐缽外，還有全真道士效仿早期王重陽等筑“活死人墓”的方法，獨自坐環。明后期，閻祖派從其創始人閻希言開始，茅山乾元觀全真道派就注重環堵修行。閻希言在武當山修行時居住石穴，并在其旁另辟一小穴修行，名之“打兒窩”。閻希言的徒弟姜本實在茅山建“活死人墓”，在內居三年方才坐化。姜本實的徒弟王合心亦建靜室坐環清修三年。可見全真教對其家風的傳承是有延續性的。

活死人墓（資料圖 圖源網絡）

整理道教經典 提升全真教派的理論水平

全真教徒在潛心修煉的同時，還注意對全真道經典的搜集整理與創作，提高教派的理論水平。明全真教真人邵以正在天順四年（1460年）編成《玄宗內典經注》，張廣保先生認為：“此書編輯對后世影響甚大。明代中期之后，道教頗熱衷于編輯內丹經傳，如嘉靖年間涵蟾子編、清虛子續輯《金丹正理大全》，萬歷年間彭好古編大型道書《道言內外秘訣全書》都與邵以正開啟風尚有關。”

而全真教徒對經典的整理，也是其濟世度人方法的一種，這也表明全真教并非是如朱元璋所言“務以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已”，只是全真教的濟世方法是一種潛移默化式的，因此遭到了世人的誤解。

全真派講修煉實則是在“濟世度人”

陳耀庭在其《全真教派的發展和演變》的論文中專門指出，“過去有人或多或少地認為全真道是一種僅僅修自己成仙，不問人間雜事的道派。其實，這是一種很大的誤解。全真道的講修煉，講規誡，講管理，同樣是為了實現‘濟世度人’的主張。只是由于歷史條件的變化，在全真道隱而不顯的時代，全真道的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全真道士有關于個人內修的著述可能會多一點，但是，這些內修著述的問世，也是全真道服務社會，憫憐眾生，護佑眾生的體現，也可以理解為，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全真道‘濟世度人’的一種方法。”

“濟世度人”是全真派家風的體現（資料圖 圖源網絡）

這種濟世度人的方法也是全真家風的體現，正如詞中所言：“讀會丹經，燒殘寶篆，終日逍遙任自為！”（騰訊道學獨家稿件，編輯：陶然）

（騰訊道學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文：涂立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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