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樸子葛洪[三國南北朝]
欄目分類：道教人物 發(fā)布日期：2017-06-25 瀏覽次數(shù)：次
葛洪（284～364或343）為東晉道教學者、著名煉丹家、醫(yī)藥學家。字稚川，自號抱樸子，漢族，晉丹陽郡句容（今江蘇句容縣）人。三國方士葛玄之侄孫，世稱小仙翁。他曾受封為關內侯，后隱居羅浮山煉丹。著有《神仙傳》、《抱樸子》、《肘后備急方》、《西京雜記》等。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是 《葛洪移居圖》[1]預防醫(yī)學的介導者。著有《時后方》，書中最早記載一些傳染病如天花、恙蟲病癥侯及診治。天行發(fā)斑瘡”是全世界最早有關天花的記載。其在煉丹方面也頗有心得，丹書《抱樸子·內篇》具體地描寫了煉制金銀丹藥等多方面有關化學的知識，也介紹了許多物質性質和物質變化。例如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即指加熱紅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黃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變?yōu)榧t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學反應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鐵，鐵赤色如銅”，就描述了鐵置換出銅的反應，等等。 《葛稚川移居圖軸》元王蒙繪，故宮博物院藏。《人物圖·葛仙吐火圖》明郭詡繪，上海博物館藏。
葛洪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國吳時，歷任御史中丞、吏部尚書等要職，封壽縣侯。其父悌，繼續(xù)仕吳。吳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晉，最后遷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為悌之第三子，頗受其父之嬌寵。年十 三，其父去世，從此家道中落，乃饑寒困瘁，躬執(zhí)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 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復有字，人 尠能讀也。”十六歲開始讀《孝經》《論語》《詩》《易》等儒家經典，尤喜神仙導養(yǎng)之法”。自稱：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以異聞，則以為喜。雖見毀笑， 不以為戚。后從鄭隱學煉丹秘術，頗受器重。謂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 《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
西晉太安元年 （302），其師鄭隱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樸，攜入室弟子，東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陽。太安二年，張昌、石冰于揚州起義，大都督秘任洪為將兵都尉， 由于鎮(zhèn)壓起義軍有功，遷伏波將軍。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 書’了不論戰(zhàn)功。”但因正遇上國大亂（指八王之亂”——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陳敏又反于江東，歸涂隔塞”。在此去留兩難之際 古代書畫中的葛洪形象，恰逢其故友稀含為廣州刺史， 表請他為參軍，并擔任先遣。葛洪以為可藉此避亂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為 其仇人郭勵所殺，于是滯留廣州多年。深感榮位勢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 百端，憂懼兢戰(zhàn)，不可勝言，不足為矣”。乃絕棄世務，銳意于松喬之道，服食養(yǎng)性， 修習玄靜。遂師事鮑靚，繼修道術，深得鮑靚器重。建興四年（316），還歸桑梓。東晉開國，念其舊功，賜爵關內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導召補州 主簿，轉司徒掾，遷咨議參軍。干寶又薦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皆固辭不就。及聞交趾產丹砂，求為句[2]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廣州，為刺史鄧岳所留，乃止于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yōu)游閑養(yǎng)，著作不輟。卒于東晉興寧元年（363），享年81歲。或云卒于晉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歲。
人物評價 葛洪是東晉時期著名的道教領袖，內擅丹道，外習醫(yī)術，研精道儒，學貫百家，思想淵深，著作弘富。他不僅對道教理論的發(fā)展卓有建樹，而且學兼內外，于治術、醫(yī)學、音樂、文學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樸子》為其主要著作，他對文章及美學的論述就散布其中，雖然比較零散，但其價值還是 稚川煉丹[3]不容忽視的。
一、文章微妙，德行為粗
在中國傳統(tǒng)意識中，文學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精神影響下，與政治有關的王道治術被放在優(yōu)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蟲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優(yōu)先的儒家倫理主義思想影響下，德行為本，文學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質關系中，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堅持樸素的本質優(yōu)先論，文飾不可先于本質。在道學與文學關系中，文以載道是普遍的意識，言以盡意，文以載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學才是目的。這種傳統(tǒng)觀念至今還是一種主導意識，包括許多文人都自覺不自覺的遵守這一原則，致使文學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貶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學價值得不到保證。而葛洪則意識到了這種觀點存在的問題，發(fā)出了震聾發(fā)聵的一聲吶喊，將這籠罩千載的黑幕劃破了一個裂口，使人們看到了一絲真正的文學的閃光。 漢代風氣，重經術而輕文藝，至曹魏之世，此風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學，雅重詩賦，曹丕更著《典論·論文》，從理論上為文學張目，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觀點，開"文學的自覺時代"（1）之先河。
儒家傳統(tǒng)，重視三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為"經國之大業(yè)"，是將立言著文與立功建業(yè)并重，這對于以詩賦為"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2）來說是一種很大的進步，抬高了文學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對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藝術價值意義不大，仍有以文學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況他尚未脫儒者之舊習，還是認為立德重于方言。（3）真正意識到文章自身的價值，將之與德行并重，自晉葛洪始。
葛洪在《抱樸子·尚博》中對流行的輕視文學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駁斥。有人認為文章著述不過是"騁辭耀藻"而已，于事無補，不如德行這樣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門四科，德行第一，文學其末，故德行為源，文章為流，德行為本，文章為末，綴文著紙為糟粕余事，不足為道。葛洪則指出："德行為有事，優(yōu)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 以文章為精，以德行為粗，這一主張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葛洪的這一觀點并非故作大言，嘩眾取寵，而是有其根據(jù)的。德行雖然也屬于精神范圍，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實踐之中體現(xiàn)出來，因此屬于"有事"，容易判斷，而且雖然人對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標準方面相對來說還是容易達成共識的，因此"優(yōu)劣易見"。文章盡管在內容上表達的也是現(xiàn)實事物，但在形式上純粹屬于精神領域，相對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確定性確實更為突出，其體微妙，難于定規(guī)，而且由于眾口難調，在審美方面的主觀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標準更加難于統(tǒng)一，因此很難判定一篇文章的藝術價值到底有多大。這種現(xiàn)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見到，一部作品有人將之捧上天，也有人將其貶入地，往往發(fā)表見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時不知去就。
葛洪還對德行為本、文章為末的說法進行了批評，他認為"文章之于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余事，未之前聞"。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他還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義 ，將上天垂象、鷹負八卦 、龜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與唐堯虞舜之尊稱、文王周公之謚號、孔子所謂"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等與圣人有關的人事之文結合起來，說明文與文章的重要性。他認為"文之所在，雖賤猶貴"，文飾能夠提高事物的價值。這種將文章與天道自然聯(lián)系起來的思想至齊梁而大盛，梁簡文帝蕭綱、劉勰等人皆發(fā)揚其說，使"文"的價值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
葛洪的這一思想非常重要。文飾與本質的關系問題也是儒道兩家長期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道家強調保持先天的素樸的本質，全真保性，自然自足，反對外在的雕飾，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有機物必有機心"，外在的文明只能傷身害性，對人沒有任何好處。而儒家則強調文明的發(fā)展與社會的進步，認為禮樂教化和倫常分際相對于原始的渾沌狀態(tài)是一種提高，人只能且只應作為一種家庭和社會的人存在，擔負起的自己依照某種社會角色所應當承擔的職責，人只能在社會關系中存在，相互往來和相互交換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反對道家那種逃避社會、離群索居、"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思想。孔子對此持中庸的態(tài)度，他認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主張文和質保持一種和諧的關系，不以質害文，也不以文害質，將先天的美質與后天的文飾結合起來。
葛洪學兼道儒，在修身養(yǎng)性方面，他主張依照道家的原則，見素抱樸，不為物役，天真自然，不事雕飾，而在經世治國方面，他又贊同儒家的方式，重視教化，抬高文學，認為虎豹之皮勝過犬羊之皮，文飾既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合理的、進步的、有宜的。
葛洪認為，如果只是保持先天的本性，完全不要文化和文飾，則人類就會和動物沒 《葛仙吐火圖》[6]什么兩樣，人類文明就無從產生。他在《詰鮑》篇中集中表達了自己的這一觀點，對鮑敬言好古非今、重自然而輕人倫、尚混同而貶分殊的思想進行了有力地批判。他指出："子若以混冥為美乎，則乾坤不易分矣；若以無名為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暗哉！"葛洪其實并非為君主專制辯護，他攻擊鮑敬言也不在其無君之論，而是攻擊其反對社會進步、主張復古倒退，推崇自然渾沌、敵視人類文明的錯誤思想，他是為人類文明辯護，為社會秩序辯護。 正是由于葛洪主張文勝于質，他與那種厚古薄今、尚質樸而輕文飾的思想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認為今文之金玉，勝于古書之質樸，今日之雕飾，勝過古時之醇素。厚古薄今是中國的一個傳統(tǒng)弊端，道家重先天之自然，輕后世之文飾，故厚古而薄今，儒家推崇敬天法祖，重視長幼之節(jié)，故亦厚古而薄今。葛洪力辟此風，非但為后世的文風華麗張目，亦是為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喝采。 在文勝于質的思想引導下，葛洪又對傳統(tǒng)的本末觀念指出了質疑，大膽提出了"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尚博》）的新觀點。中國傳統(tǒng)意識習慣于將對待的兩方分為一主一從，而不慣于使雙方處于平等的地位，即便是自然的存在，也非要搞出一個上下尊卑不可，譬如天尊地卑等等。而本末這對范疇本身便是不平等的，重本輕末是自然的觀念，以本末而論古今，自然以古為本，以今為末，厚古薄今亦屬當然，以本末而論文質，自然以質為本，以文為末，重質輕文亦不為怪。葛洪則對本末的尊卑意義提出了挑戰(zhàn)，認為重本輕末、扶本抑末未必足取。他指出，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無尊卑之別，譬如"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膚寸，江河始于咫尺"。在這里，葛洪不僅反對本末尊卑論，還暗示末勝于本，"雛鳳清于老鳳聲"，因為錦繡之華麗勝過素地之質樸，珍珠之貴重過于水中之蚌母，美玉之價值遠逾山間之石璞，江河之濫觴怎比下游之行櫓！因此葛洪提出"文章雖為德行之弟，未可呼為余事也"，以文章為德行之弟，頗有意趣，正說明即便二者有先后之分，也是基本上平等的，有如兄弟。
總之，葛洪批判了傳統(tǒng)的對于文章的偏見，將文章提至與德行平等的地位。他認為，"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將二者并稱為修身之本。這對于崇德輕文的傳統(tǒng)思想是一個有力的沖擊。
二、判微析理，斟酌前言
葛洪不僅力求提高文學與文章的地位，還對文章的選材和創(chuàng)作方法頗有獨見，他在《辭義》篇中集中表達了這些觀點。當時流行一種自然主義的觀念，以為"乾坤方圓，非規(guī)矩之功；三辰 景，非瑩磨 葛洪像[7]之力；春華粲煥，非漸染之采； 蕙芬馥，非容氣所假"，萬物皆以自然為美，因此"至真貴乎天然"，文章也不外乎此道，亦應渾然天成，不假雕飾，隨意揮灑，不滯于物，因此判斷文章優(yōu)劣的標準也是"義以罕覿為異，辭以不常為美"。這種文學觀念要求自然自成，不假外物，其風格也自然是標新立異，不與人同。葛洪對這一觀念不全贊同，他認為文章須有為而發(fā)，不能憑空而至，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空中樓閣，難見其實。文章離不開文人的構思與選材，不可能象日月星辰那樣自然而生，水至清則無魚，片面強調自然和空靈就無法寫出文章。文章離不開材料，不能是沒有內容的純粹形式，否則就是無米之炊，巧婦難為。
葛洪認為，構成文章的材料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判微析理"，二是"斟酌前言"。文章須有待而成，所謂言出有據(jù)，這種根據(jù)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源于作者對外物的觀察與思考，即所謂"判微析理"。文章有感而發(fā)，沒有對自然和社會的認真細致的觀察和分析，就無從見其幽微、知其玄奧，如此則寫出的文章不是空洞無物，便是人云亦云，缺乏見地和新意。葛洪的這一觀點體現(xiàn)了他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文章的取材除了自己的觀察與思考之外，還須借助于前人的言論和文章，即所謂"斟酌前言"。葛洪認為，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是不可忽視的寶貴財富，借鑒和取資這些財富對于創(chuàng)作文章是十分必要的，那種片面追求個人見解、害怕借鑒他人會喪失自己的風格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一個人再聰明，也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會遣詞造句，學習和借鑒前人是完全必要的，個人風格的形成也離不開吸收和汲引前人的特點，創(chuàng)新只能建立在創(chuàng)造性地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一味的求新、單純的獨見恐怕就會落入怪異一途，不可能使人產生新鮮感。
在文章的選材方面也能體現(xiàn)出作者的才思和風格，盡管任何文章都離不開對已有語言的利用和對前人之說的借鑒，這些因素對于后人表面上是同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是并非每一個人都能有效地發(fā)掘前人留下的財富，"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眾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慧眼識真金，妙手著文章，只有英逸之才才能很好地采集和利用材料，從而寫出絕世華章。
即便是同樣的材料，也未必產生出同樣的文章。正如"總章無常曲，火庖無定味"，個人的風格總是會體現(xiàn)出來，完全相同的材料讓不同的廚師來做也會有不同的味道。因為主賓的選擇、前后的步驟不同，文章的清濁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個高明的廚師善于用最簡單的材料做出令人稱奇的美味一樣，一個真正出色的作家貴在用簡明平實的語言寫出絕妙的文章。那種認為只有覆蓋千里的尋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廈、只有用人所罕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錯誤的。
三、文貴豐贍，不拘一格
葛洪認為，文章的風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強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眾色乖而皆麗"，（《辭義》）就是說色與味不一，而其甘美則無異。他還在《廣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確地闡發(fā)了這一思想。他承認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藝術風格不同，但其藝術價值無別，所謂春華秋月，各擅勝場，姹紫嫣紅，皆領風騷，即此類也。美是多元的，聲色香味不同，只是表明其各有特性，而其美均等，沒有高下階級之分。這一思想是十分可貴的，因為中國傳統(tǒng)意識太習慣于把事物分出一個三六九等了，即便是無情無識的天地自然，也非要搞出一套主從尊卑的體系，幾乎不知平等為何物，對于性異而位同更是感到不可理解，只要有差分，便馬上想到是地位的不同，根本想不到在同一個地平線上生長著無數(shù)個品性各異的眾生。
中國文化尚和而不尚同，所謂和，是指不同的事物形成一個和諧的統(tǒng)一體，即"群色會而兗藻麗，眾音雜而韶 和也"（《尚博》）。盡管也強調眾殊，但落腳點還是合一，一為主，多為從，以多始，以一終。強調的不是眾殊之間的平等的關系，而是它們共同的歸屬，因此仍未擺脫尊卑主從的模式。
盡管葛洪的這一思想只限于美學領域，且未得到展開，但其意義還是很大的。因為它展示了多元存在與平等意識，對于習慣于唯一至尊和主從關系的傳統(tǒng)文化是一個有力的沖擊。美是多元的，與此相應的美的標準和審美也應當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論。因此在欣賞和品評文章時也應當考慮到文章的風格的多樣性，不能用單一的標準或者純粹根據(jù)個人的愛好來隨便下定論。葛洪指出，淺近之人，習慣于"愛同憎異"，對合乎己意的則以之為貴，對與己異趣的則以之為賤，根本不考慮自己的標準并非是唯一合理的標準，不承認藝術的多樣性。這樣就無法對文章的藝術價值做出正確的客觀的評價。
葛洪指出了評論文章的難度，以為"文章之體，尤難祥賞"（《辭義》）。這一方面是因為藝術本身的多樣性，另一方面是因為審美者各自的情趣和審美能力不同，很難得到一個完全客觀的公允的評價。如果只是以審美者個人的趣味為標準，"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辭義》），那么那種需要很高的欣賞水平的九成之韶樂、風流之雅頌恐怕一般的人就難知其妙了。因此淺近之人，只知鹽梅之咸酸，不解大羹之妙味，唯見飄蕩之細巧，不明深沉之遠致。審美者的個人情趣和愛好在審美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個人愛好又是很難統(tǒng)一的，這使審美活動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葛洪指出："觀聽殊好，愛憎難同。"（《廣譬》）人的審美情趣千姿百態(tài)，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體現(xiàn)了審美者的個性，不可一概而論。譬如人皆愛好紅顏麗色，而黃帝卻逑篤丑之嫫母，陳候偏憐可憎之敦洽。人莫不愛好音樂，而漢順帝喜聽山鳥之鳴，以為遠勝絲竹之響，魏明帝樂聞椎鑿之聲，不愛金石之和。非但人的審美情趣有別，人的欣賞能力也是不同的。"夫聵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守 》），對于缺乏審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會視而不見；黃鐘大呂鳴其測，也會聽而不聞。而審美能力的高低往往與人的審美情趣的高下相聯(lián)系，慣聽桑間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聲的人無法領略六莖九成之和音、陽春白雪之雅韻。不僅欣賞者的情趣各異，能力不一，作者的才思和風格也是多種多樣，參差不齊。有的浩闊而不夠淵深，有的深邃卻又狹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辭鈍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這些都是各有長處的偏才，不是兼擅諸長的通才。著述文章必須根據(jù)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長，不可強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負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長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同著文章，而高下有別。葛洪指出："若夫翰跡韻 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 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尚博》）說明人的文才相差很大，直致有天壤之別。英逸之士，才高思遠，探賾索隱，雖天地玄黃，無以拘其心，珠玉滿斛，無以比其言，非尋常舞文弄墨之人所能比，正如廄馬千匹，騏驥有超群之價，美人無數(shù)，威施有絕世之容一樣。不能忽視這種差別，將能揮毫染紙的人都視為一例。
文章本身高下不一，風格多樣，而評賞者又好惡不同，修養(yǎng)各異，這樣就使文學欣賞和評論的難度大大提高。文章的價值固然要通過文學欣賞和評論體現(xiàn)出來，但是由于讀者和評論家本身的水平和情趣不同，這種體現(xiàn)未必能夠做到完全和準確。眾口所譽者，未必果佳；舉世皆非者，未必實惡。文章本身的藝術價值不會因為審美者的品評而增減，和氏之玉，不以是否見知而改其質；簫韶九成，豈因俗士掩耳而易其和。而愛同憎異、貴古賤今、以己度人、以淺量深又是文學欣賞和評論中的通病，因此真正的好文章往往得不到時人的好評。因此文學評論盡管重要，但也未必是文章價值的真實反映，得到好評固然可喜，未獲美譽也未必可悲。葛洪提出"文貴豐贍"（《辭義》）的觀點，認為文無定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高者識其深，低者見其淺，毀譽交加，亦無足怪，沒有必要追求眾口一辭，人皆稱美，這與其美是多元的理論是相應的。
四、文貴刺過，粉飾無益
葛洪出入道儒，學兼內外，其思想是復雜而又矛盾的，他一方面期于丘園，逍遙高蹈，想做一個遠離塵世的隱士，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不忍獨善其身，憂國憂民之熱情溢于言表，表現(xiàn)在文學思想上，他一方面高揚文章的藝術價值，為魏晉以來的華麗文風辯護，一方面又反對不顧社會現(xiàn)實，不見民間疾苦，一味地香艷，粉飾太平，諂媚當路。他認為，文章形式的美盡管重要，但若徒具衣冠，言不由衷，缺乏濟世救國之大志，不具賑貧扶弱之熱情，這種美雖美無益，只能是一種蒼白的病態(tài)的美。
葛洪指出，文章"不能治風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花不為肴糧之用， 蕙不救冰寒之急！"（《辭義》）在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詩言志"的立場上，春花本來就不做肴糧之用，蕙蘭本性非是御寒解凍，然而春花之艷麗，蕙蘭之清芬，不讓肴糧之解饑，衣裳之蔽體，美的價值不在其功利。這種實用勝于審美的思想體現(xiàn)了葛洪美學思想的復雜性，這種觀點并非是他一時的看法，而是他一向堅持的觀念，如他又在《應嘲》篇中指出，"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為善；立言者貴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還言"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轄；管青鑄騏驥于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同時對莊子、公孫龍的大而無當、奇而無益進行了批評。
葛洪的這一思想只不過是傳統(tǒng)的功利主義精神的再現(xiàn)，這種意識阻礙了藝術和科學的發(fā)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是一種狹隘而又庸俗的實用主義，它使人被約束在"現(xiàn)實"的物質土壤上，正如一個被一根繩子拴著的小鳥一樣，只能在有限的空間中享受有限的自由，永遠透見不到真正的理想之光，永遠看不到自由精神的倩影。這種意識培養(yǎng)出來的只能是一群目光短淺、思想狹隘，只會循規(guī)蹈矩、因循守舊、缺乏進取心和創(chuàng)造精神的實實在在的庸人，這也正是我們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弱點和如今落后于人的重要原因。
既然這種功利主義精神有如許之多的弊端，那么為什么葛洪和那么多的思想家還一致加以支持呢？這是由于饑不擇食、寒不擇衣的嚴酷現(xiàn)實的逼迫，由于物不足用、生民多艱的自然壓迫和社會壓迫的雙重壓力。作為一個重視現(xiàn)實、憂國憂民的思想家，不能不先解燃眉之急，先考慮功利和用度。
因此葛洪主張文章要立足現(xiàn)實，有益于世，并且將此作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個重要標準，以為敢于揭露現(xiàn)實的弊端、不昧著良心粉飾太平的才是好文章，"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辭義》）正視現(xiàn)實不僅是一種創(chuàng)作態(tài)度，更體現(xiàn)了作者的勇氣和良心。面對黑暗的社會、殘酷的現(xiàn)實、暴虐的統(tǒng)治、專制的制度，面對風俗之流變、道德之淪喪、世事之顛倒、文化之頹廢，面對生靈之涂炭、山河之破碎、豺狼之當?shù)馈⒁蛡愔畠A墜，一個有良知的文人是不會置之不理的，更不會同流合污，為虎作倀，盡管大膽揭露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附炎趨勢能夠分一杯羹。
任何獨裁者都不喜歡聽到直言實話，對此必然會不遺余力地予以壓制，葛洪內心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有人提出他的"言苦辭直"足以激怒統(tǒng)治者，不如"揚聲發(fā)譽"見貴于時之時，葛洪回答道："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為善；立言者貴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艷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zhèn)危钚目谙嗥酰櫜焕⒕埃街糁诤笠病?quot;（《應嘲》）他認為，君子著書立言，應當"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礱流遁之暗穢"（《應嘲》），反對"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應嘲》）。
葛洪的這種敢于揭露現(xiàn)實、直言無諱，為此不計個人的得失安危的精神是十分可貴的，它體現(xiàn)了文人的良心和節(jié)操，也是文章的靈魂和風骨。那種"阿順諂諛，虛美隱惡"的御用文人，粉飾太平、不顧現(xiàn)實的無節(jié)墨客，應為之羞。葛洪對為文之道的論述是全面的，除上述諸條之外，他還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一是缺乏自知之明，本為偏才，卻不知揚長避短，強欲兼之，非要自暴其短，逞強好勝，故不免貽笑大方。二是才高文煩，廣譬博喻，欲舍不能，故散珠碎玉，不成條貫，美人豐肌，難入楚宮，陸機才多之患，即此類也。三是思淺言工，文多質少，故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皮膚鮮潤，骨骼迥弱，華而不實，言不由衷。葛洪認為，真正的美文華章應當出自兼通之才，其人應博學多識，天文物理，無所不解，王道人事，無所不知，內外兼通，故能文質相應，外并日月星辰之高麗，內蘊大海玄淵之深妙，如此立言，方不負"經國之大事"，如此為人，自然身賤而名貴，千載而彌彰。
注解：（1）《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見《魯迅全集·而已集》。 （2）《法言·吾子》。 （3）參見《中國詩學通論》第110頁，袁行霈、孟二冬、丁放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4）參見《中國詩學通論》第112至114頁。
道教成就
葛洪繼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論，在《抱樸子內篇》中，他不僅全面總結了 晉以前的神仙理論，并系統(tǒng)地總結了晉以前的神仙方術，包括守一、行氣、導引和房中術等； 同時又將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結合，強調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 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并把這種綱常名教與道教的戒 律融為一體，要求信徒嚴格遵守。他說：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 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窮，手 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 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張神仙 養(yǎng)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他在《抱樸子外篇》中，專論人間得失，世事臧否。主張治 亂世應用重刑，提倡嚴刑峻法。匡時佐世，對儒、墨、名、法諸家兼收并蓄，尊君為天。 不滿于魏、晉清談，主張文章、德行并重，立言當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堅信煉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長生成仙的思想指導下，長期從事煉丹實驗，在其 煉丹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認識了物質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學反映。他在《抱樸子內篇》中的《金丹》和《黃白》篇中，系統(tǒng)地總結了晉以前的煉丹成就，具體地介紹了一些煉丹方法，記載了大量的古代丹經和丹法，勾畫了中國古代煉丹的歷史梗概，也為我們提供了原始實驗化學的珍貴資料，對隋唐煉丹術的發(fā)展具有重大影響，成為煉丹史 上一位承前啟后的著名煉丹家。
醫(yī)藥學成就
葛洪精曉醫(yī)學和藥物學，主張道士兼修醫(yī)術。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yī)術，以救近禍焉”，認為修道者如不兼習醫(yī)術，一旦病痛及己”，便無以攻療”，不僅不 能長生成仙，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難保住。
他的醫(yī)學著作《肘后備急方》，書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備在肘后（帶在身邊）的應急書，是應當隨身常備的實用書籍。書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這都是他在行醫(yī)、游歷的過程中收集和篩選出來的，他特地挑選了一些比較容易弄到的藥物，即使必須花錢買也很便宜，改變了以前的救急藥方不易懂、藥物難找、價錢昂貴的弊病。他尤其強調灸法的使用，用淺顯易懂的語言，清晰明確的注名了各種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針灸的人也能使用。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急性傳染病，古時候人們管它叫天刑”，認為是天降的災禍，是鬼神作怪。葛洪在書中說：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癘氣。我們都知道，急性傳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蟲、細菌、立克次氏小體和病毒等）引起的。這些微生物起碼要放大幾百倍才能見到，1600多年前還沒有發(fā)明顯微鏡，當然不知道有細菌這些東西。葛洪能夠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質因素引起的，這種見解已經很了不起了。葛洪在《肘后備急方》里面，記述了一種叫尸注”的病，說這種病會互相傳染，并且千變萬化。染上這種病的人鬧不清自己到底哪兒不舒服，只覺得怕冷發(fā)燒，渾身疲乏，精神恍惚，身體一天天消瘦，時間長了還會喪命。葛洪描述的這種病，就是現(xiàn)在我們所說的結核病。結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許多器官致病。肺結核、骨關節(jié)結核、腦膜結核、腸和腹膜結核等等，都是結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國最早觀察和記載結核病的科學家。葛洪的《肘后備急方》中還記載了一種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癥。 犬就是瘋狗。人被瘋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點刺激，只要聽見一點聲音，就會抽搐痙攣，甚至聽到倒水的響聲也會抽風，所以有人把瘋狗病又叫做恐水病”。在古時候，對這種病沒有什么辦法治療。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辦法。例如我國最古的醫(yī)學著作《黃帝內經》里就說，治病要用毒”藥，沒有毒”性治不了病。葛洪想，瘋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從傷口侵入人體，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瘋狗身上的毒物來治這種病呢？他把瘋狗捕來殺死，取出腦子，敷在 犬病人的傷口上。果然有的人沒有再發(fā)病，有人雖然發(fā)了病，也比較輕些。(發(fā)病輕應該是古人知識不足造成的誤解,狂犬病一旦發(fā)作死亡率100%,不管輕重都無差異) 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學道理的，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大家知道，種牛痘可以預防天花，注射腦炎疫苗可以預防腦炎，注射破傷風細菌的毒素可以治療破傷風。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學的研究成果。免疫”就是免于得傳染病。細菌和病毒等侵入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本來有排斥和消滅它們的能力，所以不一定就發(fā)病，只有在身體的抵抗力差的時候，細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發(fā)病。免疫的方法就是設法提高人體的抗病能力，使人免于發(fā)病。注射預防針，就是一種免疫的方法 （現(xiàn)代免疫學的內容越來越豐富，注射預防針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葛洪對狂犬病能采取預防措施，可以稱得上是免疫學的先驅。歐洲的免疫學是從法國的巴斯德開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瘋狗病，把病兔的腦髓取出來制成針劑，用來預防和治療瘋狗病，原理與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當然比較科學，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在世界醫(yī)學歷史上，葛洪還第一次記載了兩種傳染病，一種是天花，一種叫恙蟲病。葛洪在 《肘后備急方》里寫道：有一年發(fā)生了一種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渾身起一個個的皰瘡，起初是些小紅點，不久就變成白色的膿皰，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療，皰瘡一邊長一邊潰爛，人還要發(fā)高燒，十個有九個治不好，就算僥幸治好了，皮膚上也會留下一個個的小瘢。小瘢初起發(fā)黑，一年以后才變得和皮膚一樣顏色。葛洪描寫的這種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來所說的天花。西方的醫(yī)學家認為最早記載天花的是阿拉伯的醫(yī)生雷撒斯，其實葛洪生活的時代，比雷撕斯要早500多年。
葛洪把恙蟲病叫做沙虱毒”。現(xiàn)在已經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體是一種比細菌還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體”。有一種小蟲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時候就把這種病原體注入人的身體內，使人得病發(fā)熱。沙虱生長在南方，據(jù)調查，我國只有廣東、福建一帶有恙蟲病流行，其他地方極為罕見。葛洪是通過艱苦的實踐，才得到關于這種病的知識的。原來他酷愛煉丹，在廣東的羅浮山里住了很久。這一帶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還小，不仔細觀察根本發(fā)現(xiàn)不了。葛洪不但發(fā)現(xiàn)了沙虱，還知道它是傳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記載比美國醫(yī)生帕姆在1878年的記載，要早1500多年。 據(jù)載， 葛洪還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 名，以類相續(xù)，不相雜錯，其《救卒》三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間，顧眄 皆藥，眾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yī)。”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仙藥》 中對許多藥用植物的形態(tài)特征、生長習性、主要產地、入藥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詳細的記載和說明，對我國后世醫(yī)藥學的發(fā)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舉凡名醫(yī)，必有一段艱難的求學歷程，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學習。葛洪的一生可謂精彩，而且頗具傳奇色彩，他的聰慧睿智幫助他開拓了醫(yī)學上的新領域，在臨床急癥醫(yī)學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謂有《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 《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 之言、兵事方技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匱藥方》百卷，《肘后備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統(tǒng)道藏》和《萬歷續(xù)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種。 化學成就
早期的化學家 葛洪為什么喜歡煉丹呢？在封建社會里，貴族官僚為了永遠享受驕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長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煉制出仙丹”來，滿足他們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種煉丹術。煉丹的人把一些礦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來燒煉。礦物在高溫高壓下就會發(fā)生化學變化，產生出新的物質來。長生不老的仙丹是剝削階級的幻想，當然是煉不出來的。但是在煉丹的過程中，人們發(fā)現(xiàn)了一些物質變化的規(guī)律，這就成了現(xiàn)代化學的先聲。煉丹術在我國發(fā)展得比較早，葛洪也是一個煉丹家。
當時，葛洪煉制出來的藥物有密陀僧（氧化鉛）、三仙丹（氧化汞）等，這些都是外用藥物的原料。
葛洪在煉制水銀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化學反應的可逆性，他指出，對丹砂（硫化汞）加熱，可以煉出水銀，而水銀和硫磺化合，又能變成丹砂。他還指出，用四氧化三鉛可以煉得鉛，鉛也能煉成四氧化三鉛。在葛洪的著作中，還記載了雌黃 （三硫化二砷）和雄黃（五硫化二砷）加熱后升華，直接成為結晶的現(xiàn)象。
此外，葛洪還提出了不少治療疾病的簡單藥物和方劑，其中有些已被證實是特效藥。如松節(jié)油治療關節(jié)炎，銅青（碳酸銅）治療皮膚病，雄黃、艾葉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這些記載，對治療關節(jié)炎有一定效果。雄黃中所含的砷，有較強的殺菌作用。艾葉中含有揮發(fā)性的芳香油，毒蟲很怕它，所以我國民間在五月節(jié)前后燒燃艾葉驅蟲。銅青能抑制細菌的生長繁殖，所以能治皮膚病。密陀僧有消毒殺菌作用，所以用來做防腐劑。科學與宗教之間時常并非嚴格對立（聶文濤語）。作為一個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發(fā)現(xiàn)了這些藥物的效用，在醫(yī)學上做出了很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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