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證偽無論證到什么程度，都無法證偽它的實在影響：作為最早的古籍，它是歷代帝王必讀必循的政治寶典。近來陸續出土的斷簡殘編已經證明它并非原汁原味的“上古之書”。其實不需要考證，可以想象：用文字記載歷史才有多長時間?堯舜大禹等人的傳說又是何等久遠?無論偽與不偽，《尚書》唯一可信的面貌就是“虞書”等淺顯而“周書”反而古奧，因為前者原本是口口相傳的口語化的東西，后者則是用當時文字記錄的“雅言”也就是官話。孔子說：“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文獻不足口口相傳是所有古籍參差齟齬的共同原因。要消除這類遺憾，必須去教會上古之人寫字印刷并干掉那些喜歡放火燒書的家伙。顯然，這是一項不太容易從事的工作。無論現行五十八篇本《尚書》的部分篇目是否為梅頤偽作，這一部分的內核也與先秦古籍所引用的《尚書》名言相一致。就其在傳統文化發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言，《尚書》是基礎的基礎。基督教曾被伏爾泰罵作“最下流的無賴編造出來的最卑鄙的謊言”，但它仍然是西方信仰的基礎。有道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我們本不是貧兒，對外來文化只需擇善而從，沒必要去當叫花子，因為我們有《尚書》這樣的寶藏。

　　一寶，定性傳統文化的能動特質。《圣經》當中的上帝不光創世造人，連婦女子宮開合這樣的小事他都管著，還不時耍個小把戲測驗人對他的忠誠度。《尚書》當中的上帝(或稱“天”)完全不同，他對小事不感興趣，他只關注一樣事情：“民主”(民眾之主)對民如何。如果哪個“民主”虐待民眾、為政失德，他就叫這位先生完蛋，讓有德愛民的人取代之，這叫“天命殛之”;推翻暴君的行動叫“恭行天罰”，新“民主”必須記取教訓，好好對待民眾，“若保赤子”，不然就重蹈覆轍。因為“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上帝存在，但不必特別逢迎他，只需關注人心就行了。《尚書》這種人神關系定位極其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定性了它的世俗特質，不論什么樣的宗教，都未能克服其人本抗體，未能使神成為本位。這就使中國文化本質上成為實用主義的人的文化而不是虛幻的神的文化，成為能動文化而不是消極文化。它不糾纏可知或不可知論，不語怪力亂神，讓人在“聽天命”也就是遵從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的同時，不忘“盡人事”的職分，努力做好能夠做好的事情，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從看似不可能中搏得生機。《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是這個意思：“力有所不能，君子不以無可奈何者責人;心有所當盡，君子不以無可奈何者自諉。”面對洪水，諾亞乘舟而逃，大禹則“奠高山大川”，受盡千辛萬苦終致“四海會同”。這是“終日乾乾”的君子。至于民眾，這種能動性表現在勤儉堅韌上。稼穡艱難，民眾一般文化不高看不懂書傳，但是沒關系，有好多“二傳手”會把書傳要義編成“三百千”或“治家格言”這類小本子，民間還有各種小戲和“說話”，通過這類媒介，他們大都知道“天明即起”、知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知道“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道理，胼手砥足于隴畝作坊之間，三更燈火五更雞地讀書學習，歷盡劫難卻堅忍無比，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這種將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到極致的文化基因，正是我們屢仆屢起涅槃復興的要素之中的要素。換言之，中華文明能夠綿綿不絕，絕非天幸，而是它的能動文化特質決定的。

　　二寶，倡導賢能(精英)政治。《尚書》對“明明揚側陋”之舉特別津津樂道，堯啟用舜、舜啟用禹，商湯重用伊尹，武丁重用傅說…都是“俊乂在官”的典型。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些賢人出身都很一般：舜是一個能種地能打魚能治陶的全活且常遭家暴，禹是死刑犯的兒子(其父鯀治水失敗被殺)，伊尹是個廚子，傅說是胥縻(拴成一串的囚犯)，但他們都有賢德。《尚書》借此鄭重表達了“俊乂在官”的思想，同時又發出一個信息：“英雄不論出身。”這一點作用非同小可，后世許多草澤之士和游牧部落出身的人，都以此為據理直氣壯地而不是羞羞答答地登上政治舞臺。氐族人苻堅就說：“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對此，大家都不好嘀咕什么——《尚書》上就是這樣教導的嘛。隋唐以降，科舉考試更是將“英雄不論出身”制度化了。

　　從“選士”“舉秀才”到“九品官人法”，千百年來，都沒找到選人用人的好辦法——推舉用人黑幕重重，見不得人的事情太多，只有科舉考試，才是比較公開公平的辦法，才能沖破階級利益固化的藩籬。科舉考試不見得能達到野無遺賢的目標，但也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了，它是封建社會長期穩定的一塊壓艙石——天下人人有份，人人才為天下著想;不然，則人人皆欲攫利而不肯任患，終將渙然冰釋。科舉考試選拔的精英，比如狄仁杰范仲淹海瑞張居正張之洞等，做了歷朝歷代的中堅，由此形成的精英政治，是拜官公堂謝恩私門的舉薦制所形成的寡頭政治的天敵，而對付寡頭，是所有政體的共同課題。科舉精英往往自視甚高，但他們追求也高，慎惜名節，比它的次群體——心術足以為惡才德不足為善的亞流，墮落的比率較低。這一點，只要看看古今那些貪腐案件就明白了。科舉的弊端在其考試內容偏狹，但這種選才用人形式，卻是那一澡盆臟水中的嬰兒。

　　三寶，陶鑄一統集權格局。《尚書》氣度恢弘，推崇“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為帝臣”“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的格局。在其他國家還未成形或最多是蕞爾小邦的時候，大禹就“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劃定了一個半徑2500里的同心圓。“九州四海”是《尚書》亮出的家底，這份地契，后世所有的決策者都不敢丟棄，否則就成了千夫所指的敗家子;“九州混同”“四海一家”則是“金甌無缺”的標志。匈奴人劉淵有言：“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

　　這么大的國家，如何治理?《尚書》主張集權：“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兇于而國。”可惜周代尚未摸索出郡縣制，只能實行“封邦建國”的聯邦封建制。歷史證明，這種政權下放的辦法恰恰是戰亂之源：春秋戰國火并、吳楚七國之亂、八王之亂、安史之亂、靖難之役……都是政權下放引起的。北宋、清代(三藩之亂除外)中央集權做得較好，社會也就比較安定。

　　四寶，定調和平外交。“協和萬邦”“柔遠能邇”“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這是《尚書》為我們定的外交基調。不主動訴諸武力，而以文德服人，既是胸懷也是眼光。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我們的家業是如此之大，只要辦好自己的事情，壯大自己的實力，誰能撼動我們!

　　《尚書》之寶又何止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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