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認為，《國語》的作者是左丘明。歷史上確有左丘明其人，《論語》里記載有孔子談到左丘明的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可見左丘明在歷史上還是個大人物。《史記》中還記載，這位魯國的左丘明擔憂弟子們在讀《春秋》時出現(xiàn)誤解，失去了孔子的原意，所以還專門編著了《左傳》，來解釋《春秋》。《史記》的這個說法影響很大，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即認同此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意思是孔子在魯國史書的基礎(chǔ)上作了《春秋》，左丘明為解釋《春秋》而編著了《左傳》，同時他又把一些或同或異的材料用來編著了《國語》。所以在漢代，《國語》和《左傳》曾被看作是記載春秋歷史的姊妹著作，稱《左傳》為《春秋內(nèi)傳》，稱《國語》為《春秋外傳》。雖然《國語》從來并未得到像《左傳》那樣的重視，不過從東漢開始也有一些大的學(xué)者為其作注，如當時賈逵、鄭眾曾為之作注，三國時有虞翻、韋昭、唐固為之作注，只是后來僅韋昭注留傳下來。

　　但宋朝時就有人開始懷疑司馬遷的這個說法，宋人陳振孫已發(fā)現(xiàn)《國語》與《左傳》在內(nèi)容上存在一些相異之處。例如，齊桓公舉兵伐楚，在陳述討伐原因時，《左傳》中記載是斥責楚國不向周王獻貢苞茅，而在《國語》中則是讓楚國向周王貢絲;晉楚鄢陵之戰(zhàn)中，晉國大敗楚軍，連楚共王眼睛也中了箭，晉軍能獲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晉軍中有楚國人為晉國提供楚軍的詳細情報，這位楚國人，《左傳》中記載是苗賁皇，《國語》則記載是雍子。齊桓公的那次征楚，以及晉楚之間的鄢陵之戰(zhàn)，這兩件事都是春秋時期影響重大的歷史事件，然而在《國語》《左傳》二書中的記載卻存在如此差異。近現(xiàn)代以來，中外皆有學(xué)者對《國語》的作者為左丘明提出質(zhì)疑，關(guān)于這個人本身的研究也存在著許多爭論，問題很多，例如他的名字，有人說他姓左名丘明，也有人說他復(fù)姓左丘名明;又如關(guān)于他的時代，有人認為他比孔子早，有人認為他和孔子同時，也有人認為他是孔子的學(xué)生，時代要晚于孔子。不管怎樣，現(xiàn)在看來，實際上都并沒有確鑿的證據(jù)，能表明左丘明就是《國語》的作者。此外，二書的寫作文體也不太一樣，瑞典漢學(xué)家高本漢對《左傳》文法進行了詳細考察，證明《左傳》與《國語》二書的語法存在很大的差異，也可見二書并非一人所作。

　　《國語》中《晉語》的內(nèi)容最多，差不多占全書一半的篇幅，《齊語》《鄭語》《魯語》各一卷，內(nèi)容較少;此外書中沒有關(guān)于秦國的記載，可見編撰者應(yīng)該不熟悉秦國或得不到秦國的有關(guān)資料。近代學(xué)者衛(wèi)聚賢根據(jù)《國語》對吳、越歷史的詳細記載及其他跡象，認為《國語》可能是楚人的作品，其編定時間大約在戰(zhàn)國中前期。

　　《國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國別體史書，它記載了西周中期到春秋戰(zhàn)國之交約500年間周王朝及諸侯國的歷史。“國語”可以理解為“各國之語”。“語”是先秦時期歷史記載書籍中的一個類別，其特點是重在記言，而所記之言語大多是關(guān)于國事的對話或議論，往往充滿政治警句和統(tǒng)治智慧。楚莊王請人教育培養(yǎng)楚國的太子，教授太子的內(nèi)容中就有“語”這一類書籍：“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wù)用明德于民也。”(《國語·楚語上》)意思是用《語》教授太子，從而讓太子懂得先王們的治國經(jīng)驗，在于以明德治民。文獻記載先秦時期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可見記“言”在歷史敘述中的重要。比《國語》更早的《尚書》，其中就已有不少君臣之間的政論、謀議、對話如“謨”、“誥”這類的記言內(nèi)容，《國語》記各國之語，可以看作是對這一傳統(tǒng)的繼承和光大。我們不太能確定其中不少那些看起來比較私密的談話是否真是當時原始的檔案記錄，或許更多是后人整理加工亦未可知，但顯然這些內(nèi)容是重要的，因為它們當時不僅僅是被看作檔案記載或歷史事實，更重要的是還認為可以作為歷史借鑒和政治智慧，用于治國治人。由此可見，中國的史書從一開始產(chǎn)生，便有明顯的資治目的和功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就是讀《國語》的意義。

　　《國語》全書分八國記事，依次為《周語》《魯語》《齊語》《晉語》《鄭語》《楚語》《吳語》《越語》。除了其中《周語》記載西周、春秋之事，其他各國，則基本都只記春秋之事。總體來說，《國語》全書記載西周的事并不多，所記主要還是春秋時期各國之事。所以，這使得《國語》和另外一本也記載春秋歷史的史書《左傳》，在內(nèi)容上便有一些重合的地方，但《左傳》是編年體史書，把魯國及各國歷史納入到魯國十二公各年之下，按年代先后逐年、逐月記載，融各國為一體;《國語》則把全部所記內(nèi)容分為240多個條目，分散到8國之中，而各條目前后彼此之間互不連屬，在內(nèi)容上也沒有什么緊密必然的聯(lián)系，若把此書看作是一資料匯編，大概也不為過。此外，《左傳》重在記事，往往詳述史事的過程;而《國語》則重在記言(但也不完全排除記事)，往往通過言論來反映一些史事。《國語》雖然在系統(tǒng)敘事上比《左傳》要遜色不少，但它在個別史事的記載上也有比《左傳》更詳細的地方，可補《左傳》的不足。例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歷經(jīng)千辛萬苦后回到晉國作了國君，盡力于百姓之事，但《左傳》只籠統(tǒng)說晉文公“入務(wù)利民”，而在《國語》中則詳細記載了晉文公“利民”的具體措施：“棄責(債)薄斂，施舍分災(zāi)，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guān)易道，通賈寬農(nóng)，務(wù)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不過，《國語》中的絕大部分內(nèi)容還是以記言為主，正如上所述，記言可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從中得到成敗得失禍福的借鑒，所以基本句句充滿警醒，篇篇都有訓(xùn)誡。我們就來看看《國語》的首卷《周語》中記載的一些篇章。首章記載周穆王將征伐犬戎，周王的卿士祭公上諫阻止，說：“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意思是周的先王們昭顯的是德，而不是顯擺武力，即便召集軍隊，也是農(nóng)閑時該出動的時候才出動，而一旦出動就必須威震天下。顯擺軍隊是濫用武力，濫用武力就沒有震懾。祭公在諫言中陳述了周先王后稷、不窋、武王的事跡，認為現(xiàn)在不當征伐犬戎。這一整章幾乎都是祭公的話，只在章末有簡短的一句敘事：“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然而這一句，卻是全章的點睛之筆、旨意所歸。是說周穆王不聽勸阻，遂征犬戎，獲得犬戎獻上的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歸，看起來似乎是打了勝仗，實際上卻失去了在諸侯那里的威信，從此遠方的諸侯就不再來朝了。第二章是個小故事，講周恭王出游于涇水之上，密國國君密康公隨行，有人私自送來三位美女，密康公之母諫言康公：“眾以美物歸女(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丑乎?小丑備物，終必亡。”意思是眾人送美女給你，你有何德可以享受?連周王可能都不能享受，何況你這樣在下位的。在下位的人若鋪張享受，終歸會滅亡。同樣，章末綴以簡單的一句：“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最終密康公不聽諫言，沒把美女獻給周王而自己留了下來，最終被周王滅國。第三章講的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一件事，周厲王暴虐無道，國民批評厲王，厲王就派人監(jiān)視，發(fā)現(xiàn)有人批評就抓起來殺了，于是“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厲王高興地告訴邵公說：“我終于能讓大家的批評意見消下去了!”但邵公說：“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dǎo)，為民者宣之使言。”邵公說你這不是消下去而是堵住了。想要堵住人民的口，比堵河還難。河堵不住了而潰流，會嚴重傷人無數(shù)，堵住人民的口也是一樣的。所以治理河流的人一定是疏而不是堵，管理百姓的統(tǒng)治者也一定要讓大家有意見就能表達出來。邵公的話遠不止這里引用的幾句，其他內(nèi)容讀者可自行去翻閱。總之，邵公的諫言仍然占據(jù)了這一章的主要內(nèi)容;還有，章末也仍然有這么一句：“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周厲王不聽邵公之諫，從此國民沒有人敢發(fā)聲，三年之后，國民暴動把周厲王驅(qū)逐出國都流放到彘地。通過舉例的這三章，我想聰明的讀者已能從中略微領(lǐng)會到《國語》記言訓(xùn)誡的模式了。

　　不過，《國語》中也不是所有的篇章都像《周語》中這樣，大致來說，其中《魯語》《晉語》《楚語》和《周語》相似，在一國之中，記言均按時間先后，且所記甚多，這是一類。還有另一類比較特別，即《齊語》《鄭語》《吳語》《越語》，只專記一國中之一事。如《齊語》，則只記載了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一事之始末;如《鄭語》，純粹只記鄭桓公與史伯之間的問答;如《吳語》，則基本可視為吳王夫差一人之傳記;如《越語上》與《越語下》，雖都記勾踐滅吳，但卻大有出入，《越語上》只記越王勾踐兵敗復(fù)仇之事，是以勾踐為中心，而《越語下》則多記范蠡之事，無疑是以范蠡為中心。我認為，這已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傳記體之濫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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