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無為論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夫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選自《道德經》第二十九章

　　在宇宙觀上，老子反對對物性的干涉，提倡順應萬物自性的發展;落實于社會政治領域，老子不贊成當權者恣意妄為，主張清靜無為，以“自然”為用，行“無為”之政，使百姓其樂融融地安居樂業，從而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

　　老子提倡“無為而治”，是針對當時“有為而治”的政治境況而言的。春秋時期，欲求“有為”的統治者經常強迫百姓，肆意伸展自己的意欲。除了上面這些外在的干涉和妄為外，還有內在的因素。《老子》第七十五章先是指出了“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即百姓賦稅過重是國家難以治理的重要原因，接著又指出：“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前句所說的是外在的干涉、妄為，后句就是指內在的干涉。老子對此還作出了具體的解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處的“有為”是指“以智治國”。而其¨智”并不是指智力和知識，而是世俗的“智”，比如盛行數千年的“瞞和騙”，若聽任這樣的“智¨肆虐，“以智治國”就意味著一場上行下效的奸詐、狡猾和欺騙的智力競賽，所有的人都將蔑視法律和道德，以個人利益作為判斷善惡、對錯的標準，使天下之意歸于一，一歸于己，這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無疑會是一場災難。

　　同時，“無為而治”并不意味著只有上者的“無為”，還包括下者之性的“成化”。以“無為”方式治理天下，那么下者便會自育、自化。自育、自化并沒有否認下者(即百姓)的貪欲可能萌發，而是上者通過營造一個高尚、和諧的社會環境去潛移默化自己的臣民，即偉人所說的“環境不好，好人也會變壞;環境好，壞人也可以變好”。

　　與“道法自然”相聯系，“無為而治”還強調人們要遵照客觀規律辦事。

　　以“道”的視角看世間萬事萬物，其生長、發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人應該按照“道”的“自然”和“無為”的本性，保持“清靜無為”狀態，把握好自己的思想情緒和行為尺度，遵從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不以自己的主觀意志橫加干涉，使之最后出現“無為而無不為”的局面。天下的事物極必反，過度強調主動去爭，往往爭得頭破血流卻沒有達到目的;反觀成大事的人，常以柔弱自處，大智若愚，因勢利導而實現理想。司馬遷很欣賞這種思想，并稱之為“清靜自正，無為自化”。

　　需要注意的是，“無為”絕不是說什么事都不做，而主要是指處事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代替客觀規律，積極引導其自然發展，最后達到水到渠成的目的，而不能理解為什么都不想、不做，結果什么事都會自然而然地辦好。唐代李世民選擇“清靜無為”的思想治理國家，堅持“以靜養民”的原則，不擾民，不加重百姓稅負，讓百姓休養生息，結果形成了“貞觀之治”那樣穩定而又繁榮的局面。

　　自然、無為雖然很好，但現實中卻很少有人能夠實行。縱觀世界各地，無數人機關算盡，反而不得成功;有的人想把國家治理好，采用了種種措施，最后卻導致了國家的滅亡;有的人不擇手段拼命積累財富，卻招來牢獄或盜賊等禍害;有的人拼命服食補藥，卻促成了夭亡短壽。究其原因，不外私心欲念太重，刻意強求自己的目的。要想達到“清靜無為”的境界，首先就要有一個自然的好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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