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急劇的社會變遷是新興宗教崛起的沃土。變遷時代的宗教勃興可以從三個層次加以理解。在宏觀層面，一方面，社會變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加了人們對宗教的需求，另一方面，傳統宗教往往無力把握和解釋這種變遷，其合法性受到質疑并漸趨衰落，這就為新興宗教的興起提供了空間。在中觀層面，動蕩會產生大量的流動人口，傳統的社會網絡瓦解，這些人成為新興宗教潛在的追隨者;新興宗教扮演了社會橋梁的作用，把這些人重新組織起來，給予他們精神的安慰和實際的幫助;那些能最大限度保存信徒文化連續性以及與外部社會有適度張力的宗教往往更能吸引信徒。最后，在個人層次上，宗教首領的策略決定了某個宗教能否脫穎而出，有效的組織動員、對周遭宗教文化的洞察與吸收以及克里斯瑪權威的養成都有助于宗教的增長。

       關 鍵 詞: 社會變遷 宗教增長 克里斯瑪權威

       作者簡介：盧云峰，男，重慶市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

       基金項目: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北京市流動人口宗教信仰研究”( 編號:09BaSH045) 的中期成果，本文的寫作得到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首批科研項目啟動經費的支持。

       急劇的社會變遷和動蕩是新興宗教崛起的沃土。早期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興起得益于瘟疫的流行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動蕩；美國的西部大開發則見證了摩門教的異軍突起。民國時期，我國經歷了急劇的社會變遷，戰爭頻繁，民生艱苦，但民間教派卻異常的活躍，一貫道便是其中之一。該教派始于王覺一于清末所創的末后一著教”，其繼任者劉清虛將其改名為一貫道”。劉死后路中一續任首領，一貫道在山東一帶勢力漸大。1930年張光璧（字天然）自立為一貫道第十八代祖師”。在張的領導下，一貫道在短短的十幾年內從偏居山東一隅的教派成長為覆蓋全國的宗教團體。據孚中(1999)研究，在其所收集的545份民國縣志中，有441個縣發現一貫道的活動，平均每個縣的一貫道信徒數為6525人。考慮到民國時期總共有2300余縣，因此孚中估計一貫道的信徒總規模超過一千萬人。鑒于一貫道的秘密性質，這一估計數字肯定有不準確的地方，但一貫道在民國時期發展十分迅猛確是不爭的事實。到底是哪些因素導致了變遷社會中的宗教增長呢？

       宗教增長一直是社會學家所關注的議題。大致說來，我們可以分辨出兩類影響宗教增長的因素：背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s)與制度因素(institutional factors)(Hoge and Roozen, 1979)。背景因素包括宗教多元化程度、宗教之間的競爭、社會沖突、政府管制的方式和程度等。世俗化理論認為，隨著現代性的展開，宗教會越來越多元。各宗教都會宣稱自己壟斷真理，其結果是相互拆臺，神圣的帷幕”被拉開，人們對所有的宗教都無法確信。因此宗教多元會最終導致宗教衰落(Berger, 1969)。與之相反，宗教市場理論(Religious economy model)認為，宗教多元會產生競爭，競爭則會推動宗教團體改善服務，從而使整個宗教市場趨向繁榮；而在缺乏宗教多樣性和競爭的地區，比如北愛爾蘭，社會沖突則成為宗教繁榮的助推器(Stark & Finke, 2000)。制度性因素則更多，包括高效的宣教團隊和策略(efficient clergy and policy)、有吸引力的神學主張及其實踐(attractive theology and practices)、積極的傳教措施(aggressive mission programs)以及制度性的嚴格(institutional strictness)等(Iannaccone 1994)。承接以上研究，本文試圖在背景性和制度性因素之外考察個體因素，也即克里斯瑪型領袖在宗教團體勃興之旅中所起的作用。

       一、背景性的因素：傳統宗教的衰落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經歷了劇烈社會變遷，經濟凋敝，民生困苦，社會動蕩。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內部紛爭不已，地方割據；外部西方列強步步緊逼，試圖裂解中國。1927年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中國，但各派系之間的傾軋和戰爭從未停止；1937年，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更是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災難。

       頻繁的戰爭和災難增加了人們的無常感，他們需要宗教的精神慰藉。與此同時，原本占統治地位的儒道佛三教卻飽受質疑，日漸衰頹。儒教受到的沖擊最大。先是隋代以來建立的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止，儒教與強勢的官僚階層割斷了聯系；后有辛亥革命廢除了以祭天祭祖祭社稷為核心崇拜的國家祭祀制度，儒教的禮樂儀軌逐漸在國家層面淡出；之后五四運動對儒教進行了思想上的清算，認為它阻礙了中國的進步，打到孔家店”似乎成為當時很多知識精英共同的選擇。由于與帝制休戚相關，儒教在很大程度上淪為帝國體制消亡的陪葬品。

       佛教和道教同樣呈現出衰頹景象。世俗政權不僅不再給予支持，甚至予以打擊。1927年，國民政府視道教為迷信，江西龍虎山的天師道上清宮的神像被燒毀，歷代皇帝所封賜的十五顆印信和代表天師傳承的印信寶劍被沒收，天師張恩溥被當地鄉民扭送至南京并被監禁。佛教的情況略微好點，但仍有許多寺廟被毀，或被占用改為學校和市場。簡言之，民國時期儒道佛三教命運多蹇，滿目凄涼（牟鐘鑒，1991）。

       傳統宗教衰落之日便是新興宗教興起之時。對于新興宗教的定義，學界有很多爭議，艾琳·巴克教授認為新興宗教的核心特征是其成員大多為第一代的信仰者，也即是用改教而非家庭社會化的方式獲得信徒，本文即在此意義上使用新興宗教的概念。儒道佛三教的式微為教派宗教的興起提供了空間。當人們的宗教需求增加但傳統宗教卻陷入困頓的時候，民間教派作為替代性的宗教供給者便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只要存在供給短缺，新的宗教就會出現。雖然民間教派同樣面臨了反宗教潮流的沖擊，但其邊緣地位避免使它們成為眾矢之的。另外，雖然世俗政權對宗教進行了管制，但這些管制很難落實，基本處于無政府狀態。對于新崛起的宗教而言，這無疑是最好的時代。于是民國時期各類宗教組織如雨后春筍般興起，而且發展速度驚人，比如道院成立于1922年，到1937年擁有數百萬成員（宋廣宇，2002）；同善社、悟善社等教派也有不錯的發展；一貫道則是后起之秀，它在短短的十幾年里吸納了近千萬的信徒，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極為罕見。我們不禁會問：在同樣的環境中，為什么是一貫道而不是其他教派最為宏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具體的制度層面。

       二、制度性因素：社會網絡、文化的連續性與張力

       背景型的因素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諸多教派宗教都在民國時期突然興起，卻無法回答某個具體宗教的成功。制度性的因素則可以部分解釋一貫道為什么能在上世紀30年代脫穎而出。

       （一）綿密的社會網絡

       社會變遷導致人口流動，原有社會網絡的消解，宗教重新將流動人口連接起來。西方很多宗教（早期基督教、摩門教）在動蕩時期的強勢崛起與原有社會網絡的瓦解密切相關。中國也不乏這樣的例子。明清時期很多漕運水手信奉羅教也是由于該教派把這些從事季節性工作的游民組織起來，為他們提供一些生活便利，讓他們在賦閑的季節可以在庵堂棲身。同樣，在兵荒馬亂的民國時期，原有的社會網絡遭到破壞，出現了大量的流動人口，從而造就了潛在的宗教信徒。值此亂世，一貫道發揮了重建社會網絡的功能，這與張天然在組織建構上的變革不無關系。

       一貫道起于清末，興于民國，其崛起始與張天然的領導關系密切。張天然出生于山東濟寧，早年曾經當過兵，后來回到家鄉做小生意。1915年的時候追隨路中一加入一貫道，并成為骨干。1925年路中一去世，其弟子各自辦道，張天然也于1930年以扶乩的方式自立為第十八代祖師。1931年，張率領弟子到濟南傳道，設立了中樞壇，又建金剛、敦仁、禮化、天一四大壇，負責向四方發展。在濟南站穩腳跟以后，張開始向青島和天津拓展道務，逐漸形成全國性網絡，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極盛（陸仲偉，1998）。

       張天然之前，一貫道在組織架構上沿用先天道的九品蓮臺”教階制。張對此進行了改革，簡化了層級結構，其等級大致如下：師尊（張光壁）、道長、點傳師、堂主和道親。張天然是天命明師，具有無上權威，其他的任何人都只能代行天命。盡管道長在教內地位崇高，雄踞一方，但他們仍然受命于師尊，不能自行其是。點傳師為師尊的代表，為師尊代為點傳，吸收道親。他們往往配有乩手，乩手是經過訓練的專門人士，一般是童男童女，分為天才、地才、人才，統稱三才。點傳師也有訓練、提拔堂主之權。壇主負責具體道務的運作，幫助點傳師傳道。佛堂是一貫道的基層組織，具有完備的傳教功能，包括扶乩借竅、點道傳道、開辦法會等等。

       一貫道的天命”觀是其組織架構的核心因素，由于所有的光環完全集中在張天然身上，他在教內享有無可爭辯的權威，其意志和策略能得到充分的貫徹，隨后我們會具體分析這些策略。同時，只要努力辦道，任何普通道親都可以升任壇主和點傳師，這就客觀上調動了普通信徒的積極性。另外，一貫道的佛堂具有完備的傳道和辦道的功能，能夠獨立運作。以河北滄州地區為例，每個縣都有一定數量的一貫道領導和專門人士，如此數量的專門人士的存在意味著一貫道在鄉村是分離于其他勢力的獨立的社會力量。一個虔誠的領導加上一個核心的成員就能把一個村子或者幾個臨近的村子整合成一個獨立的宗教社區，舉行他們自己的宗教儀式并聚會進行集體禱告”(DuBois, 2005:140)。

       一貫道在組織架構上的革新有助于它建立綿密的社會網絡，而社會網絡的建立反過來也有助于它招募新信徒。已有的研究發現，盡管摩門教熱衷于向陌生人傳教，但是其成功的比例很小；最有效的傳教途徑還是通過親朋好友和熟人網絡(Stark & Finke, 2000)。在天災人禍不斷的民國時期，一貫道事實上扮演了社會橋梁的角色，把人們重新連接起來。通過參加該教派，信徒不僅能從中獲得精神上的安慰，也能得到實際的幫助，其社會資本也得到增厚。這也是一貫道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化的連續性(cultural continuation)

       很多宗教，比如基督教，都可以成為連接信徒與外部社會的紐帶。那么，人們為什么會選擇一貫道？本文認為，對于以改教(conversion)為主要招募方式的一貫道來說，保持信徒在文化上的連續性非常重要；而一貫道的綜攝主義(syncreticism)傾向有助于保留人們的宗教資本。歷史上很多新崛起的宗教都帶有原有文化的基因。比如基督教不會要求猶太教徒完全放棄舊約，而是在舊約之外加上新約；摩門教徒則是在新約和舊約之外加上了摩門經(Stark & Finke, 2000)。

       西方社會中，教派往往產生于排他主義，而在中國教派則與綜攝主義密切相關；很多教派的創始人明確表示要融通各家宗教(Berling, 1980)。在這樣的語境中，一貫道強調三教合一乃至五教合一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具體而言，一貫道主張守儒家之倫理，用道家之工夫，持佛教之戒律。一貫道主張在家修行，并不要求信徒放棄家庭和世俗生活，其信徒都有自己的世俗工作，無需他人供養。這就是一貫道所謂的圣凡兼修”，這一原則體現了儒家倫理對家庭和現世責任的重視。用道家之工夫”指的是借用道教修煉內丹的方法提升個人靈性的層次。一貫道也守持佛教的一些戒律，比如不殺生、吃素、戒偷盜等。

       除了融合儒釋道三教，一貫道也從民間信仰和流行的宗教文化中吸取營養。同許多傳統教派一樣，一貫道信仰的主神是無生老母。無生老母的形象綜合了諸多元素。我們可以從中依稀尋見西王母的身影，也可以直接看到對女媧神話的嫁接(Overmyer,1976:135)。據其神話，無生老母是道的化身，是宇宙間的最高神，卻無形無相。《龍華寶卷》中載，無生老母生陰陽，陰陽對應的是伏羲與女媧，之后兩人結合，生出九十六億皇胎原靈，并把他們遣往東土，但是這些原靈在紅塵中迷失了本性，無法返回真空家鄉。劫變將至，無生老母派遣燃燈佛、如來佛和彌勒佛來拯救這些原靈。燃燈佛和如來佛已經渡了四億原靈，而彌勒佛則將渡余下的九十二億。

       類似的嫁接也出現在一貫道對濟公活佛的信仰上。濟公又稱濟顛”，據說是南宋時期在杭州靈隱寺出家的一個怪和尚，以邋遢和神奇著稱于世；破扇、爛衣和放蕩不羈的微笑是其招牌形象。盡管這一形象與佛教正統的活佛相去甚遠，但是這不妨礙老百姓對濟公的崇拜。很多戲劇和民間文學都以濟公的神奇傳說為題材。在20世紀初，濟公是最受人們歡迎的神祇之一，很多乩文都以濟公的名義寫就(Shahar,1988)。

       當濟公信仰大行其道之時，張天然把它引入到一貫道信仰體系之中。張天然自稱是濟公轉世。時至今日，一貫道道親仍然稱他為活佛師尊”，這里的活佛”實際指的就是濟公；對于他們而言，濟公就是張天然，張天然就是濟公。一貫道最重要的用于解釋教義的小冊子《一貫道疑問解答》就是以濟公的口吻所寫，在這本書中，濟公的重要性排名第四，前面三位是無生老母、彌勒佛和觀音菩薩。不過據李世瑜(1975)先生觀察，在實踐中，濟公的重要性甚至超過無生老母，更不用說彌勒佛和觀音菩薩了。在張天然時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扶乩訓文以濟公的名義而作。有研究者(Shahar,1988:205)對此評論道：的確，張光璧之所以選擇濟公來傳達一貫道的救贖信息是因為這位癲和尚在小說、戲劇和口頭文學中廣受歡迎。”歷史上濟公從未被教派如此重視，直到上世紀30年代才被一貫道置于最重要的位置，這與當時濟公信仰的流行有關，也體現了一貫道順應宗教潮流的一以貫之。

       上述事實表明，一貫道深深植根于傳統的中華文化，與基督教相比，一貫道在華人社會具有天然的優勢。當基督徒還在糾結于文化認同和宗教身份之間的矛盾時，一貫道的信徒全然沒有這方面的顧慮，他們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原有的宗教信仰。簡言之，文化的連續性有助于一貫道在華人社會招募信徒。

       （三）適度的張力(medium tension)

       很多成功的宗教都與外部社會保有一定的距離和張力，或經受過苦難（盧云峰，2010）。盡管一貫道非常關注融合傳統以及流行的宗教元素，但其救贖觀具有排他性。一貫道認為道不是教”，而是超越于任何具體宗教的信仰。原本世界五大宗教所傳的，都離不開心與性，但值此末法時期，眾生失去原本清凈自然的本心，五大宗教的教義也已經扭曲。在一貫道看來，佛教趨向逃世化”，道教法術化”，儒教功名化”，耶教點綴化”，回教種族化”；信仰這些宗教或許可以累積功德，但無助于最終的救贖；只有加入一貫道，經明師一指”，點開玄關，并授口訣和合同，才能真正超生了死”，死后靈魂直奔理天。很顯然，一貫道的救贖觀展現出強烈的排他性格，這使得該教派不容于佛教等正統。很多僧人著書立說抨擊一貫道，認為它曲解佛經，是附佛外道；基督教也出版了一些小冊子，專門論述一貫道對基督教信仰的危害。

       除了與正統宗教之間存在緊張關系，一貫道的末劫論也被世俗統治者所厭惡。一貫道把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青陽期、紅陽期和白陽期。青陽期和紅陽期由燃燈佛和如來佛分別掌盤度人，現在我們處于白陽期，彌勒佛將降臨人間辦收元大業。伴隨著白陽期的到來，各種大災難也將降臨人間，民國時期的各種天災人禍以及戰亂只是一個悲慘故事的開端，更恐怖的災難將漸次展開。在釋放出災難的信息之后，一貫道的末世預言也給人們帶來了信心，那就是加入一貫道才可以躲災避劫。一貫道好比一艘法船，在三寶的護持下，道親將安全穿越恐怖災難的驚濤駭浪。這一說法對當時飽受戰亂之苦的老百姓頗有吸引力。1947年在山西一個村子的調查顯示，在502位加入一貫道的村民中，有231人為了躲災逃難”(DuBois, 2005:146)。

       但是一貫道的末劫論也導致了它與外部社會之間關系緊張。在世俗政權看來，末劫論無異于妖言惑眾，容易引起民眾的恐慌。另外，一貫道嚴密的組織也為國民黨政權所忌憚，因此一貫道在民國時期曾被明令禁止，張天然本人也曾被警局扣留。一貫道在活動時也非常注意保持秘密性，采取暗渡賢良”的方式傳道，因親渡親，因友渡友”，只有將來天道大開時，才能走馬傳道，公開化。很明顯，一貫道與外部社會之間存在區隔，這也是一貫道與外部社會存在張力的證據之一。一貫道末劫論和救贖論使得它與主流社會之間的張力比較大。研究表明(Iannaccone, 1994)，適度的張力有如一道過濾器，它可以把那些三心二意的搭便車者(free riders)阻攔在外；留下來的都是愿意奉獻時間和金錢的虔誠信徒。如此一來，這些宗教團體有更多資源來改善和提高宗教服務，也會吸引到更多的信徒。

       三、個人因素：宗教首領的個人魅力及其策略

       前面所講的背景性和制度性因素有助于我們理解一貫道的興起，但是我們仍然存在一些疑問。事實上，這些因素是當時很多宗教團體所共享的，尤其是那些傳統的教派，比如先天道，它們與一貫道是近親，在教義、祖師傳承和組織結構方面相似。在一貫道內部，當路中一死后其弟子各自辦道，較有勢力的有山西的郝寶山，但只有張天然這一支最為成功。這是為什么呢？按照一貫道道親的理解，這是由于張天然是天命明師”，只有他才能提供真正的救贖。天命觀在中國社會中流傳甚廣，但比較玄妙，誰也不清楚天命具體如何產生，所以最后只好遵循成王敗寇的邏輯，那些最終成功的人（如劉邦、朱元璋）被認為擁有天命。政治領域如此，宗教領域亦復如是。張天然而非郝寶山最終被認可為一貫道的足具天命的第十八代祖師，那是因為前者的追隨者更多。

       社會學無意也無法判斷張天然是否具有天命，但其天命觀給了我們啟示，它提醒我們關注領袖在宗教團體興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韋伯曾經提出三種理想型權威：魅力型、傳統型和法理型。對于一貫道道親而言，張天然是濟公轉世，是天命明師，他毫無疑問具有克里斯瑪特質。限于篇幅，我們不打算分析這種魅力特質是如何養成和維系的，而是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他的傳教謀略上。張的謀略是一貫道成功的重要原因。

       前文提到張天然非常注重吸收流行的宗教元素。他把濟公信仰引入一貫道是一例，先天乩”的提出與實踐是另一例。扶乩，又稱扶鸞，是中國社會人與神靈溝通的手段之一，據說神靈借靈媒之手在沙盤上寫字，傳遞神訓。扶乩可以追溯至宋代，到19世紀中葉開始興盛，民國初年到達極盛。官員、士人以及普通民眾都廣泛參與扶乩。梁啟超(1922:24)曾形容當時的中國社會乩壇盈城”，并批評道院、同善社、悟善社等教派以扶乩迷信蠱惑人心終至彌漫全國。梁啟超的啟蒙心態或許有過當之處，但他的文字真實的記錄了當時扶乩活動流行的盛況。

       在王覺一時期，一貫道原則上并不鼓勵扶乩，因為王認為一般人很難分清楚扶乩時所請神靈的邪與正。但是由于民國時期扶乩非常興盛，張天然對扶乩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他認為社會上的扶乩用的是成人作為乩手，難免有作弊之嫌，屬于后天乩”；一貫道的乩手由十幾歲甚至幾歲的童男童女擔任，三才”的分工明確，天才扶鸞，地才朗讀，人才記錄，這乃是先天乩”。通過這一革新，一貫道不僅與時俱進地加入到扶乩的陣營中，而且后來居上，創造了被認為是優于后天乩的先天乩。

       扶乩對一貫道的傳教非常有幫助。每到一個新的地方開荒辦道時，一貫道的傳教士往往都會先開沙扶鸞，聚攏人氣。很多人認為一貫道的扶鸞非常神奇，所以在扶乩結束后就會排隊接受點道，加入該教派。很多知識分子和國民黨的高官也是因此而加入該教派（陸仲偉）。一旦一貫道在某地的扶鸞取得成功，其資源動員也變得相對容易。人們求道時需交功德費，如果想把祖先的亡靈超度至理天，還可以出資請一貫道的三才做專門的法事。這些都有利于一貫道獲得必要的經費資助。先天乩的創新一方面有助于一貫道與其他從事扶乩活動教派進行競爭，另一方面也使得一貫道能夠迅速地建立起人脈和進行資源動員。

       張天然也非常重視傳教以及宣教人才的培養。與傳統佛教和道教不同，一貫道在傳教方面非常積極，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傳教，強調度人就是度自己”。1938年，張天然在天津舉辦了爐會”訓練傳教人士。爐會的訓練者由乩手擔任，以神的名義考驗受訓者。訓練的內容非常嚴格甚至無理，比如要求受訓者喝酒，如果不喝，那是違背神的命令；如果喝了，則是違反了一貫道所遵循的佛規禮節，總之都會受罰。受訓者在冬天被通宵罰跪在室外，很多人被打得皮開肉綻（陸仲偉，1998）。但奇怪的是，這些人都無怨無悔，后來都成為一貫道的骨干成員。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講，這些受訓者可能出現了認知失調：當他們的行動收益過低且不可逆時，他們傾向于改變認知，強調這一行動的內在意義，從而變得更加虔誠。一個經典的案例便是美國某個教派認為1953年的某一天是世界末日，屆時外星人將派飛船把該教派的成員接走，逃離災難。很多人相信了這一預言，變賣了家產等待末日的降臨。但預言失敗了，末日并未到來。接下來的發展有點出乎人們的意料：很多人并沒有因為預言的失敗而離開該教派，而是更狂熱地投入到傳教活動中，讓更多的人加入該教派(Festinger, 1957)。社會心理學家由此受到啟發，發展成認知失調理論，這一理論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看似無理的訓練反而會煉成虔誠的信徒。張天然所舉辦的嚴格的法會錘煉出一直忠心耿耿的傳教隊伍，為其后的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另外，為了調動下屬的積極性，也為了避免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張天然積極鼓勵其手下的道長相互競爭。張天然時期一貫道有八位道長，彼此獨立，互不隸屬，只向張天然負責。為了贏得張的青睞，他們努力度人，各自發展勢力，這種內部的傳教競爭成了一貫道急速擴張的助推器，一貫道也很快從北方傳遍全國。

       在傳教策略上，張天然特別強調因地制宜，方便行事。為了方便宣講教義，張通過扶乩寫作了《一貫道疑問解答》。在這本一貫道的圣經中，張天然以問答的方式對一貫道的源流和義理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淺顯易懂，便于交流和傳教。同時，張又寫了《暫定佛規》這本小冊子，專門介紹一貫道的儀式。盡管張強調儀式的神圣性和完整性，但是鑒于當時物資匱乏，他又非常強調變通與靈活。在介紹完具體的儀式過程之后，張天然不忘強調活潑行事，告訴信徒不用拘泥于《暫定佛規》中的規定，以避免形式主義。這種靈活變通的態度非常有助于在戰亂中傳教。在實踐中，由于一貫道以燈的亮光指代無形無相的無生老母，所以他們只需要一盞油燈（又稱母燈）和一張桌子就可以開辦法會，吸收信徒。

       自1938年開始，張天然開始大規模地派遣經過爐會訓練的點傳師到各地開荒辦道。這些人熟讀《一貫道疑問解答》和《暫定佛規》，因此對一貫道的教義和儀式爛熟于心；他們往往還配有三才，用扶乩來吸引人們參加一貫道的活動。這些人口才便給，可以很輕松地講三四個小時的道，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來說服聽眾和回應那些帶有敵意的質疑者”(DuBois, 2005:131)。一貫道的末劫論引起了飽受災難的民眾的共鳴，讓他們產生入教避劫的想法；一貫道的內部競爭機制以及張天然在道內的權威使得該教派能有效地進行組織動員。所有這些因素最終促成了一貫道在民國時期的大發展。

       四、結  論

       本文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民國時期的一貫道發展史，得出以下認識。我們認為，變遷時代的宗教勃興可以從三個層次加以理解。在宏觀層面，急劇的社會變遷或動蕩使人們渴求對人生意義的解答，增加了人們對宗教的需求；同時災難頻發卻使傳統宗教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并衰落，宗教的供給減少了，這就為新興宗教的興起提供了空間。在中觀層面，動蕩會產生大量的流動人口，這些人流離失所，處于無根狀態，成為新興宗教潛在的追隨者；新興宗教扮演了社會橋梁的作用，把這些人重新組織起來，給予他們精神的安慰和實際的幫助；那些能最大限度保存信徒文化連續性以及與外部社會有適度張力的宗教往往更能吸引信徒。最后，在個人層次上，宗教首領的策略決定了某個宗教能否脫穎而出。有效的組織動員、傳教人才的培養以及對周遭宗教文化的洞察與吸收都有助于宗教的增長。我們希望這些認識不僅可以解釋一貫道為何在民國時期快速興起，也可以用來理解所有身處變遷時代的宗教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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