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東西方文化的異同、優劣的爭論，已經持續了百年之久。如何在人類文化的整體結構中，認識東西方文化的角色、性質及其對人類文明的意義，以幫助人類為未來的繼續生存做出最佳選擇，這是一個新的命題。本世紀初興起的新國學運動以及日益高漲的中華文化復興的呼聲，為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就人類文化的整體結構而言，猶如人身之肢體，有正脈，有支脈，這兩個系統是相互配合的。正脈貫通人體主干——即從頭頂百會到腿間會陰的任督二脈;支脈則貫通于四肢。正脈主生命，若斷必死;支脈主生產，斷則致殘，會使生活質量下降，但不至于危及生命。堅守道義原則、以人類萬世太平為終極目標的文化，即可視為正脈。中國文化便是其代表;堅持利益原則，以發展、創新、競爭、超越等為生存手段的文化，即可視為支脈，歐美文化便是其代表(注意：這里談的只是“代表”，而無排他性)。

　　之所以說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正脈，主要在于它植根于人類道德性的自覺，是對人類善性的發現與培植，有一種向善與向上的力量在導引著，而這也是人類獨具的品性。人類從自然界走出，依靠兩種力量，一是智慧，一是道德。“智慧”使人類在力不及虎豹、捷不及禽獸的條件下，能夠戰勝自然，創造了人類豐富多彩的生活;“道德”使人相互之間以誠相待，協同合作，構建了人類最初的社群和組織。

　　就道德而言，人最初構建群體組織，依賴的便是一個“誠”字。所謂“誠”，就是“真實無妄”。《禮記·中庸》說：“不誠無物。”“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換言之，天地間若沒有了誠，萬物不能生，人類無以成。我們習慣上用“淳樸”“憨厚”“赤子之心”形容人的純正的德性，這正是對人類初始行為狀態的表述。所謂“人心不古”，則是對世人喪失淳樸之心的感嘆。儒家所強調的“禮”，便是建立在作為“天下之大本”的“誠”的道德意識基礎上的。在政治權力出現之前，有了相互之間的誠信守諾，才有可能出現人類最初的規則和群體，人類社會才能形成。當在國家機器形成之后，是用何種思路和方法維護社會秩序，這便因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的不同而有了區別。

　　中國是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國家。農耕人群所從事的是培養生命成長的工作，田地里的作物，家圈里的生畜，如雞、鴨、狗、貓之類等，每一種生命都需要在關愛中才能正常的繁衍、成長。而生物在四季循環中耕種收藏、休養生息的生活節律，又使從事農耕的人群感受到了天人一體的關系，以及“天地信而歲功成”的哲學道理，感受到了天地萬物之間的聯系乃是生命與生命間的一種聯系。由對生命的關愛而培養的道德情懷，使之相信人皆有向善和向上的良知之心，人間的秩序應該建立在以“仁義禮智信”為原則的道義基礎上，由此而形成了十八世紀前西方人眼中的“禮義之邦”。荀子在《禮論》篇中，曾對以禮為核心的社會秩序的建構，作了理論說明。他說：“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這實際上是在強調，禮是維護社會道德秩序的綱紀。其功能一是確立尊卑秩序(注意：尊卑是表示上下位置，而不表示價值)，二是制止人的欲望膨脹、人性下墜，最終則實現社會的有序與和諧。“禮”之內核在一個“理”字，故《禮記·樂記》說：“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后期儒學強調“理”，堅持的仍然是道德性原則。

　　中國社會長期以“禮”為核心，維持社會生活秩序，這是歷史選擇的結果，是在經驗和教訓中，選擇出的理想的人類生存之道。在東方的歷史上也曾有過放棄“禮”的時代和地區，如戰國時的秦國，用“法”代替“禮”，用赤裸裸的物質利益代替道義，被中原各國視為“狼虎之國”。秦國憑借著利益煽動起的國民好戰熱情，獲得了一時的成功，完成了統一大業。然而卻因道義喪失，在前后興盛不到一百五十年，徹底消亡。其因丟棄道德導致的民風敗壞的后遺癥，給歷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訓�！秴问洗呵�·高義》篇就曾記到了“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的民風。賈誼在《陳政事疏》中更言其教訓說：“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責讓)語。抱哺其子，與公并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亡幾耳。”棄仁義，泯是非，行法治，逐利益，結果得了天下，壞了風氣，國家走向強大而威盛一時，而生民則失去幸福感受苦不堪言。這種教訓使得漢初百余年間的士大夫群體，在對秦二世而亡的思考中，不斷探討歷史的運動方向。在對歷史的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中，知識群體在其智慧的充分發揮中，基本達成共識，最終選擇了以道義為核心價值的經典文化體系，走上了以“禮”為主、以“法”為輔的治國道路。在這個價值體系中，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每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教化，向上和向善。“禮，敬而已矣。”(《孝經》)，“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在人與人的相互尊重中，建構起和諧的社會秩序。正因如此，在“禮”的堅持中，中國及東亞國家才平穩地走過了兩千多年。雖然此間也有過戰亂、饑餓，但不至于危及于人類的生存。經社會動蕩而恢復和平后的選擇，仍然是以“禮”為主導的治國安民方略。由此，“禮”便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核心。雖然這條道路在近代受到挑戰，但作為人類一條健康的生存之道，人類在今后的進程中還會繼續完善，因為它代表了人類正確的發展方向，代表了人性發展的方向(我這里所說的人性，是指人獨具的品性，而不是人獸共有的被當代哲學家稱作“人性”的那種東西)。人類只有在道德原則的堅持中，才能繼續生存。一旦這條主脈中斷，人類就會走向消亡。

　　之所以說歐美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支脈，因為這種文化所關注的主要是物質財富的創造和利益占有。這種文化以商業文明為基礎，其價值取向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滿足人的欲望。但這種滿足，是以舍棄人間道義為代價的。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說過：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反映了西方文化支配下的思想家的認識。在這里，人的道德理想自然沒有了意義，犧牲道德便成合理的行為。在這種文化體系中，人的潛能會被徹底激活，同時人的動物性的一面所表現出的丑惡的東西也會被合理化，在集團內部可通過法制給予底線制約，維護社會秩序。但在集團與集團之間，如國與國之間，所謂的法制、民主皆喪失作用，而生存競爭、優勝劣汰、以強凌弱，包括侵略等非道義行為則被認可。這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人曾走過的道路。這種文化最能體現人類的創造力，也最能提高人類的物質生活享受，猶如人之雙手與雙腳最能體現人的本領一樣。因此這種文化在當今世界大顯神威，其在以利益為核心價值觀的導引下產生出的觀念、信仰、規則，如民主、法制、科學、自由、人權、愛國等等，被作為普世價值，隨著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推向全世界。但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觀”，無一不是以維護、獲取個人利益或集團利益為目的的，道義、是非、情理、良知等等，在這里已隱身。并不是這個文化體系中沒有道義，而是因“末之強而傷其本，葉之盛而折其枝”。因此當這種所謂的“普世價值觀”推向中東時，人們看到的卻是戰火、恐怖、死亡和難民潮。在美國人譴責別國踐踏人權的時候，他們的炸彈卻讓幾十萬伊拉克平民從地球上消失。“道義”也只有在強暴者掠奪別的集團或個人利益時，才會反應為人類特有的羞恥感——以對方違背道義、公約為借口，為自己的侵略行徑遮羞。德軍入侵波蘭、日軍入侵中國、美國出兵伊拉克等等，無一不是在符合道義、公約的借口下進行的，但借口又無一不是編造出來的謊言。不過這也反映了一個事實：不管在行為上如何，在名義上，“道義”是大家都認可的，是人類的基本原則。這種以利益為核心的價值判斷與文化導向，永遠關注的是眼下，而非未來;是自我或局部利益，而不是人類整體利益。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并從別人手里拿到有可能成為自己的東西，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把最聰明的大腦用在了殺人武器的研制上。在這種文化的支配下，人類很難獲得安寧，而且有可能因心腦供血不足而“猝死”。故而使著名科學家霍金發出了“人類如何才能繼續生存100年”的憂慮。

　　這里要說明的是，第一、東西方文化都是“義”“利”兼存的，只是何為主、何為輔有所不同。第二、中國當下社會基本上是在西方文化影響下運動的，在西方因為有完善的體制做保證，體現為良性的運動，而中國則處于舊已破、新未立的狀態中，故其既不能代表西方文化，也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第三、這里所談的中國文化，是指以五經為核心的文化體系，而非那種在人欲主導下的世俗文化(柏揚《丑陋的中國人》及筆者《圖騰神話與中國傳統人生》中所批判的便屬世俗文化范疇)。西方文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使人類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而獲得了當下大多中國人的點贊，但也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沖突的加劇，這些卻可以致人類之命的。如同人們關注自己的雙手甚于關注心腦的健康一樣，人們忽略了人類的心腦健康，忽略了中國人為人類積累了幾千年的文明智慧，忽略了這種文明對人類繼續生存的意義，這是很讓人擔憂的。人類要想健康、幸福的生存，還必然諧調大腦與四肢的關系，關注使人生命延續的“正脈”，讓這種文化主導人類文化的發展。正脈與支脈的關系，猶如汽車發動機與方向盤的關系。故世界級的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中國不能取代西方成為人類的主導，那么整個人類的前途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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