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從實證主義的角度來看，在已有的關于個體行動與認同的探討中，諸多先行成果在研究思路上都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化約主義傾向和邏輯上的缺失。行動研究主要體現為過度社會化和低度社會化兩種化約化。同時，在引入嵌入性”的理論框架對此進行完善后，行動中的認同因素就須進入分析的邏輯。社會認同研究則表現為對其形成機制和內容探討的過分簡化，以及僅以態度為取向的化約化。基于此，作者認為在已有的宗教社會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宗教信眾行動的分析有必要引入社會網絡結構、認同凸顯等變量。

        【關 鍵 詞】社會認同/信眾行動/認同凸顯/社會網絡/化約主義

       【作者簡介】李峰，法學博士，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政治學專業博士后，上海　200333

       筆者認為，宗教社會學大致可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研究層面。宏觀研究主要從外部制度環境考察宗教問題，中觀研究則重點探討宗教組織問題，微觀研究強調對信眾層面的行動、心理和認同等方面的了解。

       依照研究的議題和方法，微觀研究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在2000年前我國學界多集中于對信眾信教原因、宗教性等方面的宗教行為研究；此后相關的研究則與普通社會學以及西方學界所關注議題的聯系和對話日益明顯，具有代表性的探討包括方文等學者圍繞信眾社會認同的研究，以及楊鳳崗等人開展的華人基督徒的疊合認同、基督教倫理與信眾(尤其是老板基督徒)社會行動的研究為代表；同時，還有些學者利用宗教理性選擇理論對信眾的行動邏輯進行了分析。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不論是在普通社會學還是在宗教社會學領域，似乎都存在著明顯的難以消解的理論風險，這一方面表現為研究的化約主義傾向，另一方面表現為兩者之間在分析邏輯上的脫節。本研究立足于轉型期中國社會和宗教發展的現實，試圖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在理論深入和分析路徑等方面推動現有關于宗教信眾社會行動與認同方式的社會學取向的探討。

       一、行動研究的化約化傾向和認同的缺失

       從整體情況來看，在對個體行動的分析中，先行研究的化約主義主要表現為將行動者視為過度社會化”和低度社會化”的個體兩種傾向。①過度社會化預設了一個社會復制品，它取消個體主觀能動性的個體；而低度社會化則預設了一個完全理性自主，基本不受社會關系影響的個體。即便將此視為是一種理想類型，但也存在著太過偏離社會真實的弊端。

       1.過度社會化傾向：完全社會化了的個體

       過度社會化將行動者視為一個完全角色化了的社會人，在內化的社會規則和價值體系的支配下，人們的行動完全被社會規則所決定，為此，對個體行為的分析，只要知道他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扮演的社會角色即可。

       這種取向有著兩個看似對立的古典社會學淵源：一是韋伯、齊美爾等為代表的個體主義方法論，他們以價值、觀念代替實際行動；二是干脆不談社會中的行動者，而代之以系統、結構，如涂爾干、帕森斯等為代表的集體主義方法論。

       西方宗教社會學對行動的研究也表現出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兩種化約取向。如在韋伯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論述中，新教信眾就被抽象為一個完全受著加爾文教影響的個體，人們在預定論的影響下，產生出一種價值觀念(天職觀)，進而直接影響著個體的社會行為，個體的行為又對社會組織和制度產生影響。這一個邏輯鏈的弊端在于，它預設了一個似乎沒有或者很少受到外在世俗影響的個體。集體主義視角則打破了行動者的實體意義，更多強調宏觀的結構，系統成為個體的代言人。如帕森斯在論及相關的宗教社會學問題時，重點分析嵌入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中的宗教的整合作用，而行動者通過社會化的過程，把共有的價值觀或規范內化為制度化的行動。宗教就是通過成員集體對某種超驗的價值共同的遵守而形成的一種集體認同的價值取向”②。在我國宗教的社會科學研究中，不論是曾盛行的文化論、功能論，還是后來提出的適應論、和諧論及生態論等都可歸為此類，他們同樣或以價值、或以系統取代或取消行動者。在研究思路上，這樣的研究存在著重應然”而忽視實然”的缺陷。

       我們認為，宗教倫理可結構化為觀念層面上的教義倫理、組織層面上的制度倫理以及信眾層面上的實踐倫理。在現實生活中，教義倫理、制度倫理和實踐倫理間并非完全吻合，教義倫理是宗教典籍中規定的倫理規范，制度倫理是經由宗教組織解釋和生產出來的規定，實踐倫理則是信眾在行動中體現的規則。信眾個體對外界世界并非完全被動地接受，而是一個建構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外在化、客觀化和內在化。③為此，在現實層面上，除了宗教因素外，在個體層面，信眾作為一個并非生活在宗教真空的社會人，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不是唯一的宗教人的角色，而是一個龐大的角色叢，而且在有些場所還會出現角色失調和角色沖突。

       2.低度社會化傾向：十足理性化的個體

       低度社會化則是另一種化約主義，它基本否定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對人們的經濟乃至社會行動的影響。與過度社會化相比，它雖然強調了個體的主體性，卻在一定程度上又將個體推向了另一種機械論的極端，即完全的理性，而這與復雜的現實顯然也存在著差距。為此，該理論中關鍵性的理性人、完全競爭和最大化等假設受到了學界諸多質疑。④面對來自理論和現實的各種挑戰，近年來，該領域的許多學者開始關注到偏好(preference)與理性選擇的關系。

       美國社會學界發展出來的宗教理性選擇理論或宗教經濟學即是該理論在宗教社會學領域的體現，其出發點是：人們作宗教選擇跟作其他選擇采取的是同樣的方式，即權衡代價和利益”⑤，信眾行動的邏輯是建立在經濟人的基礎之上。該理論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進路：一種觀點是宗教市場的連貫模型”，它認為在理性選擇的過程中，信眾個體的基本偏好是相對穩定的，其行動體現為支出的經濟化和收益最大化；⑥另一種觀點為偏好理性影響模型”，它認為偏好因人、因時、因地而異，而偏好則受到諸多社會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⑦為此，選擇也有一定的限度，人們在實際存在的選擇范圍內，在其喜好和趣味等引導下，作出理性選擇。

       不論是過度社會化還是低度社會化，表面上兩者分別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極端，但其實質卻具有高度的邏輯一致性，即它們都試圖將復雜的人類行動化約為簡單的原子式個體。在過度社會化那里，原子化表現出個體將社會規則和關系等情景完全內化，并自覺地按照社會的規定安排行動，個體猶如社會的傀儡；在低度社會化那里，原子化表現為個體完全基于個體利益的最大化進行行動安排，個體猶如利益的偏執追求者。

       對此，筆者認為，近年來新經濟社會學中的社會網絡分析對個體行動的探討頗具理論和現實魅力，特別是格蘭諾維特的社會網絡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上述困境。該理論認為，個體的行動是在社會網內的互動過程中作出決定，行動者的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社會關系網絡的性質而決定的，即行動者的行動是嵌入具體社會關系網絡，面對著不同的社會網絡，行動者的行動方式有所不同。宗教信眾的行動亦然，其行動方式也受著其嵌入的社會網絡的性質影響。

       筆者還認為，一方面，對于宗教社會學來說，這種嵌入性”分析框架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過度社會化和低度社會化兩種傾向，但它同樣存在著解釋上的問題：在研究信眾的行動邏輯時，我們必須回答，在同一社會關系網絡場景中、在現實中，為什么不同的信眾可能會做出不同的行為安排？網絡與行動間還存在著可能的不一致。另外，他們的行動邏輯既有對市場關系的考慮，同時也有對自己宗教身份的考慮。如基督徒老板在與一群其他有著不良嗜好的商人做生意時，其基督徒身份使得他不可能與之同流合污，但又無法在現場用基督徒的行為模式處理，他可能借機離場。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若要體現研究的實在性，我們必須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重視價值內化環節，即信眾是如何處理宗教教義規定的，這也涉及他們對這些規定及其活動場景等的認同。

       這樣，在社會網絡與信眾行動之間，除了個體特征外，我們還有必要將個體的認同融入我們的分析框架中加以考慮。這樣在研究思路上，信眾個體的社會認同受社會網絡和個體因素等影響，這種認同最終在個體的行動中得以體現。

       二、社會認同研究的化約化及行動的缺失

       不論是西方學界抑或國內學界，現有的社會認同研究自身也存在著化約化的研究困境。

       第一種化約化取向表現為對社會認同的形成和內容的過分簡化。從已有研究的基本思路來看，對認同的諸多探討長期以來都是基于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立場。這種研究的基本邏輯認為，不論是文化認同、民族認同還是宗教認同，個體的這種群體資格是設定的，是被賦予的，認同僅是個體對這個自我角色的單向覺悟和判斷”⑨。在研究內容方面，在現實生活中，任何一個社會人都有著眾多的認同，而且這些認同之間并非全部不相關。但先行研究中的許多探討卻存在著將個體認同區隔化的弊端，它們在探討某種或某幾種認同時，完全割裂了這些認同與其他認同間的相互支持或互為緊張的關系。

       當前，在認同研究領域，建構主義研究取向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第一種困境，它認為，認同并非單向的、設定的，而是一個過程，是個體在與群體及社會互動、認同的過程中逐漸建構起來的。筆者亦認為認同是一個建構過程，但當我們面臨著不同的社會關系網絡時，個體的社會認同還會有一個即時性的建構過程，這個過程包括他在處理已有認知與現實環境的關系，如矛盾、是否妥協等，這種認同的策略可能逐漸形成一種新的對規律性的遵從，它是個體的、已有的社會認同軌跡函數與客觀機會的獲取方式函數間協調的產物。

       在宗教社會學領域，方文教授提出的認同研究的群體資格路徑就是一個極佳的方案。他首先明確指出行動者有著多重群體資格，經過皈依后，個體就開始對宗教群體資格進行識別和覺知，并在社會范疇化的基礎上，通過社會比較得以強化。最后，宗教群體有慣例性和典范性的行為模式，使之不斷地激活宗教群體資格的顯著性。⑩對于第二個內容方面的困境，楊鳳崗教授提出的疊合認同”(11)、方文教授提出的多元群體資格認同”(12)等不失為一種很好的解困方案。楊教授認為，美國華人基督徒的認同建構是將美國人認同、華人認同和宗教認同疊合在一起，而不喪失任何一種認同的特性。方教授也認為，任何宗教信眾都是多元身份或多元群體資格的統一，而不僅僅只是唯一的認同。

       第二種化約化表現為將認同等同于態度的簡單化。(13)不論是心理學還是社會學取向的社會認同研究，雖然它們都承認個體對群體成員形成身份意識是產生群體行為的前提條件，但其潛在的理論假設應是知行合一。在心理學看來，社會認同是個體認識到自己所在群體成員所具備的資格以及這種資格在價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并由此與其他一部分人加以區分。(14)在微觀社會學看來，包括古典社會學時期的庫利、米德，現代時期的符號互動論一直都圍繞著對賓我(me”)形成的研究，討論在互動中形成的自我意識過程。對社會認同的探討即成為對個體某種態度的分析，這也忽視知行之間可能的不一致性。

       這種研究路徑同樣存在于宗教社會學領域。大體來說，此類取向的研究主要可有兩個焦點：一是宗教對社會認同形成中的作用。如有學者的研究顯示，宗教認同可為群體成員資格提供一種神圣的世界觀，由此，它可在社會認同的形成過程中發揮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具有兩面性，可能使得信眾更好地融入社會，也可能與社會形成緊張。(15)二是探討宗教認同因素對信眾諸如政治行為、社會觀的影響，其研究思路仍是沿著個體的宗教認同到其對社會認同的思路，而這種認同態度則被視為信眾在各領域的行動邏輯。

        這種關于個體是完全根據其社會認同行動的假設似乎在現實世界并非完全如此，人們的認同與行動在很多時候并非完全一致，這對當下中國的宗教信眾尤為如此。鑒于這種不足，西方學界也開始了此方面的修正，對行為層面的考量也就成為認同研究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此成為這一理論，特別是社會學取向的認同研究的一個新的趨勢。(16)如費希貝恩在對族群認同研究中曾提出認同的三個要素：認知、情感和行為，前兩者可視為認同的心理學成分，后者則當屬認同的社會學成分。(17)瑞切爾在對社會認同的反思中提出，不應只靜態地將社會認同視為一系列屬性和特征的集合，而應動態地將認同與行動聯系起來，根據個體所處的社會關系和地位的變化來看待認同過程和行動。(18)同時，近年來，社會認同理論的研究還開始從態度延伸到對集群行為的探討，它綜合了傳統的社會認同理論和自我分類理論，提出了一套新的精細化社會認同模型，特別強調了群際互動對個體社會認同和集群行動的影響。(19)

       三、整合的嘗試和新的問題意識

       綜合前文對行動和認同的探討，我們認為，相關的研究應將認同置于社會關系結構與個體行動之間，即將認同作為信眾個體特性與其行動方式的中間變量，那么，認同就與社會網絡、個體行動都發生直接聯系。對此，筆者提出兩種克服先行研究中化約化的方案：

       第一，認同與社會關系結構的聯系：嵌入式認同與認同凸顯(identities salience)。在處理信眾個體多元認同時，本研究采用斯特瑞特的認同凸顯(20)概念。他認為，自我認同是一個復雜的層級體系，認同凸顯是在眾多的認同中，在整個認同位階中最重要，或起著支配作用的認同。

       那么，在信眾社會認同的即時性建構方面、在特定的場景中、在眾多的認同中，哪種認同起著重要作用，其背后的機制是什么，對此，如同前述行動分析一樣，我們認為，認同凸顯也是嵌入具體的社會網絡中，網絡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各種認同在整個認同位階的重要程度，當然，其中還有個體社會和宗教性特征等因素。如在市場關系網絡中，當遇到與基督教信仰相悖或不符合的場景時，信眾的認同凸顯是宗教信仰還是世俗通行的做法，這不僅取決于信眾自身的宗教性等條件，而且還決定于其所處社會網絡的性質及對他的影響。

       第二，認同與行動間的聯系：個體行動的考慮。前述兩種研究困境實質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即眾多的研究僅集中于對個體認同宣稱的探討，重視的是個體的認知；然而，知(應然)行(實然)是否一致，心理學和哲學層面的研究可以止步于此。但我們認為；宗教的社會科學研究還應從應然”走向實然”，從實證的角度探討其知”是如何通過行”得以表達的，兩者之間是否一致。因此，對認同的研究還應考慮其行動，我們認為應將認同視為連接社會結構與個人行動的關鍵因素。

       根據上述分析，若按照實證社會學的邏輯，在對宗教信眾的行動或認同進行探討時，我們的問題意識也應更具社會實在性。這包括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當我們不是將宗教信眾視為生活于真空的宗教人，那么，我們的問題應轉換為，在世俗活動中，作為一個扮演著諸多角色的社會人，他的宗教背景是否影響著他們的社會認同選擇，并進而影響著他們的行動方式。如果有影響，那么這種影響的程度如何。其次，宗教信眾的認同與行動的一致或不一致受到哪些宏觀及微觀因素的影響。如前所述，不論是行動研究還是認同分析，相關的研究都存在著重應然”而忽視實然”的缺陷，思辨層面的研究可以止步于此。但我們認為，宗教的社會科學研究還應從應然”走向實然”，從實證的角度探討其知”是如何通過行”得以表達，兩者之間是否一致，有哪些因素影響著知行的一致與不一致。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和當前的研究現狀，在分析框架的設計和思路的選擇上，我們將在宗教信眾的個體特征、認同和行動方式之間引入社會結構和認同凸顯等變量(見下圖)。

       具體來說，在考慮信眾的認同與行動時，其個體特征，尤其是其宗教性是重要的影響因子，因為它反映的是信眾的宗教虔敬程度。從理論上來說，宗教性越強，其世俗行動中的宗教因素越顯著。但從實證分析的角度來說，宗教性僅是一種靜態的特征，在現實的行動場景中，信眾的宗教性以及他所處的社會關系網的性質及其參與程度等因素綜合影響著其認同的位階，宗教性認同和世俗性認同如何排列，即其認同凸顯對行動方式產生直接影響，但這種影響同樣不是決定性的。如對某些信眾來說，雖然其高度的宗教虔敬使其認同凸顯呈現出明顯的宗教特征，但在行動時，他也并非完全按照凸顯的認同行動，而是采取一種折中的方案。從理論上來說，其原因在于此時信眾所處的社會關系網絡，若對其個體來說，凸顯的認同在此網絡結構中無法運用或不便完全運用，其行動中可能既有宗教性的因素，也有此網絡中通行的因素。

       簡而言之，信眾的宗教性特征、社會關系網絡的性質及其參與程度影響著其認同的凸顯，社會關系網絡的性質及其參與程度又使得信眾的認同凸顯與行動之間建立起一種或完全或不完全的聯系。其中，信眾卷入社會關系網絡的程度又以網絡的性質及其內部的強關系和弱關系表現出來。

       注釋：

       ①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Vol. 91: pp.481-510.

       ②石麗：《帕森斯宗教社會學述評》，《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3期。

       ③貝格爾：《神圣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J. Coleman & T. Fararo,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 1992,Newbury Park: Sage; Bruce, Steve, Choice and Religion: A Critiqu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199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⑤羅德尼·斯達克：《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103頁。

       ⑥Iannaccone, Rational Choice: Framework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In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Religion: Summary and Assessment, edited by L. A. Young, 1997, pp. 25-42, Now York, Routledge.

       ⑦Sherkat, D. E., and J. Wilson. Preference, Constraints, and Choice in Religious Markets: An Examination of Religious Switching and Apostasy, Social Forces, 1995, 73: pp. 993-1026.

       ⑧李峰：《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征及其社會結構性位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65～270頁。

       ⑨Stryker S., Identity theory,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ed., EF Borgatta, ML Borgatta, New York, Macmillan, 1992, pp. 871-876.

       ⑩方文：《宗教群體資格簡論》，《上海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11)楊鳳崗：《皈信、同化、疊合身份認同：北美華人基督徒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12)方文：《學科制度和社會認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13)關于社會認同的研究存在心理學和社會學兩種取向，前者側重于認同感”，是一種態度研究，后者則更多集中于行為和社會結構層面。從我國相關的認同研究和宗教社會學領域的探討來看，更多的成果集中于態度分析，本文社會認同的化約化也是基于此而提出。對于后一種取向可歸為前文對行動研究的化約主義分析。

       (14)Taifel H. &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 Worchel & W. G. Austin(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2nd), Chicago: Nelson-Hall. p. 8.

       (15)Ysseldyk R., Matheson K., & Anisman H., Religiosity as Ident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From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0, Vol. 14.

       (16)Cerulo K. A., Identity Construction: New Issues, New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7, Vol. 23.

       (17)Fishbein M., A Consideration of Belief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in Steiner I. D. & Fishbein M., Current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1965, New York: Holt Rinelart.

       (18)Reicher, S. D., Collective Psych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Self, BPS Social Section, 1997, Vol.36.

       (19)Drury J. & Reicher 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Ident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0, Vol. 39.

       (20)Stryker 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Structural Version, Plato Alto: Benjami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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