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宇烈教授(圖片來源：資料圖)

　　編者按：“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自東漢初年傳入我國后，至今已發展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的主要載體——佛教建筑大多與我國的美麗山水相結合。這筆有形的遺產和無形的佛教文化逐漸成為吸引成千上萬游客的重要旅游資源。

　　本文作者樓宇烈認為，宗教場所不應該變成一個旅游景點，它有旅游景點的功能，但是不能夠把它變成旅游景點來進行旅游產業的操作，這些界限如果不劃清的話，結果就是踐踏傳統，腐蝕文化傳人，誤導民眾。

　　風景區的資產究竟屬于誰？它是屬于全民的，還是屬于地方上的小圈子的人？這個問題比較清楚，全國的山河都應該是全民的，不應該拿全民的資產去為一個地區、局部的民眾謀福利。

　　我在過去沒有聽說過到一個風景區要買門票的，這個歷史上都沒有的。我去爬一個峨嵋山先交一百多塊錢，爬個五臺山、普陀山、九華山都要交錢，朝個四大名山，交不起門票錢。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國有資產的流失大概就會從這里開始。

　　寺廟賣門票，其實所有的寺廟都清楚，寺廟賣門票也不是寺廟本身要賣門票，都是地方財政的要求，然后寺廟去賣門票，有的多，有的少，區別很大的。

　　最近我去西安開個會，就到終南山的樓觀臺去看看。那里有個破廟要賣65塊錢的門票，我沒帶老年證，他說帶老年證也要買門票，但是可以打個折。寺廟收門票，也是給寺廟抹上了一層不光彩的東西。

　　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現在把宗教信仰場所都變成了旅游景點，這個性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不能把宗教場所變成旅游景點，宗教場所是宗教信仰者神圣的地方，你信仰這個宗教，你就上這個廟里面來，你不想信仰宗教，就不要來。那么我想看看，也可以，我敞開，隨便什么人都可以來。

　　現在的宗教場所變成旅游景區了，都讓旅游公司包了，領導開個車過來，把旅游者都拉到這來，這對宗教是一個嚴重的腐蝕，宗教場所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長期這樣下去，本來中國的宗教就缺乏一種神圣性，現在就更沒有神圣性了，到寺廟里面像鬧市一樣，甚至比鬧市還鬧市，里面隨意地吃、喝、扔東西，到處喧嘩，還能成為一個宗教場所嗎？長此以往，我們的宗教場所就沒有了。

　　前些日子，報上有篇文章，標題我覺得非常好，“有些文化遺產是不能做文化產業的操作模式”，這一提法很好，不是全部的文化遺產，但有些文化遺產不能做文化產業操作的模式。

　　文化遺產是我們的一種責任，而不是給我們的一個招牌，讓我們用這個招牌去招商引資，去發財。這個必須要弄清楚，任何登上了遺產的名單，就是告訴我們有這樣一個責任去保護遺產，而不是借著遺產這塊金字招牌來發遺產的財，做產業文化的操手，這個是我們現在整個文化產業里面的大問題。

　　文化當然可以做產業，但是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做產業。宗教場所不應該變成一個旅游景點，它有旅游景點的功能，但是不能夠把它變成旅游景點來進行旅游產業的操作，這些界限如果不劃清的話，結果就是踐踏傳統，腐蝕文化傳人，誤導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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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宇烈：中國儒家“宗教化”的進程被遏制了

　　來源：共識網、鳳凰文化

　　儒教或是儒家，在歷史上確實有一個宗教化的過程，這是其一。另外，儒家在中國文化中所起的社會作用，確實也相當于西方傳統宗教的作用。這兩點確實是不可否認的。

　　漢武帝時儒生董仲舒為適應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提出了“大一統”的思想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正統思想。

　　儒教是不是宗教？本來儒教的“教”是教化的含義，與歐洲宗教原來的意義接近，但由于近代以來歐洲宗教概念發生變化，變成了跟世俗、跟科學相對立的概念，以這樣的方法和角度去衡量中國的儒教，很多人就認為儒教就是一種學理，而不是宗教。自近代以來，中國很多人就認為儒教不是宗教，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為了避免儒教和現今宗教相混淆，就都稱儒教為儒家了。改革開放以后，很多學者又提出來一個觀點，即儒教也是一種宗教。

　　最初提出來并比較堅持這個說法的是任繼愈先生。他也是我的老師，已于2009年病逝。他的理論主要是，一種文化不可能沒有宗教，中國的文化里面也有宗教。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認為中國文化中沒有宗教，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至少是不全面、不準確的。他認為儒教至少是具備了宗教所具有的那些特性：它有其經典，有基本的教義，還有傳授傳播這些教義的儒士，還有宗教的儀式;以宗教的性質來界定，好像全部具備。

　　儒教或是儒家，在歷史上確實有一個宗教化的過程，這是其一。另外，儒家在中國文化中所起的社會作用，確實也相當于西方傳統宗教的作用。這兩點確實是不可否認的。

　　首先，我們說儒教有一個宗教化的過程，它發生于漢代，主要在西漢。漢代儒家地位急劇上升，特別是在東漢。西漢時期，我們知道定儒家于一尊的是漢武帝，漢武帝接受了當時的一些儒生，主要是董仲舒的建議，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應該講，當時這還只是形式上的，因漢代的整個指導思想與治國理念是黃老之學，并不完全是儒家的思想。黃老之學在漢初一直是政治的指導理論，也有人說是道家里黃老學派起了作用。

　　當漢武帝宣布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到他的孫子漢宣帝繼位時，還有儒生向宣帝提意見，說他治國沒有完全按照儒家的方法去做，漢宣帝就明確地告訴他“漢家自有制度，向來是以霸王道雜用，奈何純用儒家”。

　　這個過程中就有很多的情況出現，一是將孔子抬高到教主的地位，將孔子稱為“素王”，素王就是沒有王位的王，是個教主。

　　同時對孔子重新進行了裝扮，當時漢代也確定了“五經”(《詩經》《書經》《禮經》《易經》《春秋》)作為儒家最根本的經典。

　　圍繞著“五經”這時就出現了一大批的緯書，有經就有緯，就像我們織布有經線也有緯線，地球也有經線和緯線。“緯”是配合“經”的，這些緯書對孔子做了描述打扮，說孔子的腦袋很大，腦袋上還有坑，有河馬那樣大的嘴，這種描述下孔子已不是人了，而是一個神，這就將孔子神化了。

　　另外，還完成了很多教典的整理，如《禮記》。在古代，禮有三禮：《周禮》《儀禮》和《禮記》。《周禮》是講官制，官的制度和職位這樣一些內容，《禮記》主要是來闡發《儀禮》的思想，而《儀禮》里面則規定了各種各樣的儀軌，用以管理人們的生老病死、婚喪嫁娶這樣一些事情。緯書出現后，對這方面的介紹就更加細致，所以儒家在漢代有類似宗教化的趨勢。

　　只是到了漢末，因為儒家強調人的道德品行是評判人最根本的原則，漢代對人才的選拔，也就遵照這一原則來進行。

　　漢代選拔官吏是怎樣一個制度呢？叫“察舉制”或“薦舉制”，即考察、推薦、察舉、薦舉。哪些人會被推選出來呢？當然有很多的條件，但有一條最重要，那就是“孝廉”，孝和廉是基本條件。

　　推舉都是基層推舉，由鄉里或村里推舉，層層上推，大家公認這是個大孝子就可以推舉，當然也不是隨便推了就算數，還要認證。除了孝之外還有廉，廉指清廉、廉正、剛正不阿。

　　這個本來應該是很好的事情，但什么事情都是這樣，推行久了就會弊病百出，最后出現了很多很虛偽的、沽名釣譽的“孝廉”，實際上他既不孝也不廉，但故意裝出很孝很廉的樣子。

　　按照儒家的觀點，怎么算孝呢？除了生前好好供養父母，死后還要守喪三年，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為什么呢？你從出生到能夠獨立活動，至少需要被照料三年，所以守喪也要三年，這是孝的重要標志。

　　這個在中國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你當再大的官，父母去世都要馬上停職去守孝，明清都是這樣，這是衡量一個人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漢代時就是以這樣一個標準來選拔人才，所以很多人就裝作很孝，父母死了、埋葬了，他就在墓邊搭個草棚子待上三年，有時還不封墓道，在墓道里生活三年，沽名釣譽。其實這只是一個形式，他在墓道中什么都干。到漢末就出現了一大批偽君子、假道學，人們對這些現象非常痛恨。

　　另外，“五經”已經到了這種地位：很多人都去注解“五經”，五經中的一個字就有上萬字的解釋，人一輩子讀經都讀不完，被稱為“皓首窮經”。因此漢末學風上就有了很大的變化，產生了“玄學”，意在恢復人的自然本性。

　　由于以上幾個原因，儒家宗教化的進程就被遏制了，要不然的話，它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的宗教。

　　漢代整個儒家的進程一是宗教化，二是制度化。宗教化被遏制了，而制度化應該說是成功了：漢以后基本上歷代統治者都是按照儒家理念治國和制定各項政策。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取得了政權穩定下來以后，首先要做兩件事：一是制定和完善各種各樣的制度；二是修前朝歷史，就是修史。所謂修史就是為了吸取前朝的歷史經驗，吸取前朝興起的經驗和滅亡的教訓，中國非常重視歷史作為借鑒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中，儒家確實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們可以看到，儒家確實起到了像歐洲古代宗教的社會作用，它管起了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有各種各樣的規范。

　　《禮記》里記載有各種各樣的禮，最重要的有六種：冠禮、婚禮、喪禮，祭禮、朝聘禮、鄉射禮。六種禮把整個社會生活、個人生活都涵蓋進去了。

　　冠禮就是成年禮，近幾年國家也在逐步恢復成年禮，很多地方都在做，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冠指戴帽子，成年了嘛，就是成年禮。婚禮就是合一姓之好，傳萬世之宗，傳宗接代。

　　喪禮就是人死了，死后要隆重地悼念，為什么？報恩啊，父母的養育之恩，懂得報答父母之恩，社會風氣就會變得淳樸。

　　祭禮，也是一種報恩，祭天地山川，天地山川賦予并養育了我們的生命。鄉射禮相當于我們現在的社區生活，體現了尊老愛幼這樣的精神。

　　朝聘禮，任用人、聘用人，任命，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慎重舉行。現在學校中不也有了開學典禮、畢業典禮以及聘任禮嗎？這些都是大事，所以要“齊之以禮”。

　　如果從這些方面來講，儒家確實起到了類似傳統宗教這樣一種社會作用，比較符合傳統宗教的概念，但它不符合近代以來的宗教定義，所以就出現了爭論：有人認為是宗教，有人認為不是，爭論不休，一直到現在還是莫衷一是。

　　我們說，即便說它是宗教，它也體現了中國宗教的特殊情況：儒教雖然起的作用與西方古代宗教相同，但它的整個理念和表現形式卻是很不相同，這里面有許多問題需要進行梳理。

　　我們不能因為它起著與西方古代宗教相同的社會作用，就忽視了其作為中國宗教的特殊性，而恰恰要重視由其特殊性所反映出來的中國宗教與西方宗教的差異，從而弄清楚中國宗教觀念的特點，以及中國人獨有的宗教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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