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康樂

杭州全真紫陽一派的代表者有徐弘道和丁野鶴等，南宗修道先命后性，然徐弘道有“不離本性即神仙”的悟道之語，似乎可以看出其對全真北宗的領悟。

不離本性即神仙（資料圖 圖源網絡）

“師南而徒北”現象為何會出現

徐弘道高弟丁野鶴修道民間，“嘗沿門誦經，受少許米”，有化鶴之法，后全身坐化。對丁野鶴的師承和修證方法，《史方伯重修紫陽庵記》提出了疑問，“野鶴所證，蓋得北真之道者，而紫陽則張平叔別號也，又南真也。南真修形神俱妙，北真兼契虛無，其歸雖同，入則稍別。豈有師南而徒北耶？然不可考也。”實際上在元明之際，江南全真道士“師南而徒北”的現象，正是全真南北合流的現實反映，紫陽一派的修證方法也必受北宗的影響。

全真北宗著名道士閻希言

王重陽一派自稱“全真正宗”，為元代道教金丹派的主流，元滅南宋后，北方全真教大行于南方各地，杭州興建的全真宮觀中，有重陽庵、玉陽庵、長春庵、長生庵等，具有非常顯著的全真北宗色彩。然而可惜的是，明初杭州全真北宗并無高道而稍顯沉默，明中后期，有茅山乾元觀開山祖師閻希言，為江南地區全真北宗的著名道士，曾駐杭州雷峰塔，堅持苦行修道。

全真北宗著名道士閻希言（資料圖 圖源網絡）

據《萬歷錢塘縣志》載：“閻蓬頭希言，居雷峰最久，冬浴冰水，暑坐溺缶，出而暴之，無穢氣，勸人行陰騭，與巨公游，為筑巨麗宮觀，一日坐逝吳百戶家，百日猶生，請作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又有全真道士卓晚春，曾住杭州凈慈寺，《名山藏》載：“晚春，莆田人，生嘉靖間，自號無仙子，亦曰上陽子，人呼為小仙人……或走浴溪涘，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后脫化與杭州凈慈寺。”

全真教不同派別影響力

金蓬頭一派為元代全真南北二宗合流的結果。金蓬頭名志揚，號野庵，浙江永嘉籍全真道士，其師李月溪兼嗣全真南北二宗。元末金志陽與其同學桂心淵曾活動于福建武夷山、江西龍虎山一帶，元至元間卒，徒裔著名者有李全正、趙真純、馮蒲衣、楊古巖，再傳弟子趙宜真等。

趙宜真住江西紫陽觀，“于正乙、天心雷奧、全真還丹之旨，㫖多所發揮”，其弟子劉淵然創立“長春派”，為明代道教第一大宗派；而楊古巖在蘇杭一帶的影響深遠，此派道士以“明心見性、坐圜煉丹”為修行之本，但往往兼修正一諸派的道法，其徒倪玄素“于是守全真教、學正一宗，往來武當山中，遇至人教以禹步、飛岡之法、五雷金晶之書，修持不怠。”

明心見性（資料圖 圖源網絡）

明初還有一派全真道士如張三豐、尹蓬頭、周顛仙等，與全真南北二宗皆無師承關系，可能來自于華山陳摶一派。鐘呂金丹派除張紫陽、王重陽分別創立全真南北二宗，還有精于周易和蟄伏的陳摶一派，此派道士善苦行，不修邊幅、言語瘋癲、行蹤神秘、起居無常，故多有“蓬頭”、“邋遢”、“顛仙”、“赤腳仙”之號，有神異和駐顏長壽之術，終以尸解仙去。

三豐道派發展狀況

明初張三豐與尹蓬頭、周顛仙、冷謙結伴云游金陵等地，據《朝天宮重建全真堂記》，“考之國初，圣祖楹圖一時，周顛仙、冷協律、張三豐、尹蓬頭皆以霞綃云佩之姿，從駕臨陣，浮波立浪。”三豐道派在杭州頗有傳人，如三茅觀張守常等，據《嘉靖仁和縣志》載：“（張三豐）嘗為天師郵書，張守常常疑墨濕，辟后山尋跡至寶極觀見焉，居歲余，聞胡濙至，竟遁去。”

張守常在明正統中曾為杭州府道紀司副都紀，同期重陽庵住持“（梅志）暹初受業三茅寧壽觀副都紀張靜庵為弟子”，則張守常很可能就是張靜庵，則明中后期的重陽庵全真道士中，頗有張三豐一派的傳人，如張復陽、梅志暹等。

張三豐（資料圖 圖源網絡）

明正統中重陽庵住持的全真道士梅志暹（又名道暹、古春），一方面繼承本庵自楊古嚴以至鐘本清（又名道銘）以來的金蓬頭道脈，另一方面“受業三茅寧壽觀副都紀張靜庵為弟子”，“又嘗受五雷之秘于富春周世昌。”這種復雜的學術背景，不僅在其全真身份中融匯了金志揚和張三豐的道脈，而且其所修持之法，除了全真丹法之外，還有“五雷秘法”等正一道法，“北宗、南宗及正一教多通而為一矣。”

“守全真教，學正一宗”

在明代重正一而抑全真的現實中，“守全真教，學正一宗”成為江南全真道士普遍實踐的修行之道。江南正一教盛行而民人崇奉法術，明后期杭州全真式微，吳山重陽庵似乎已為正一道士所掌，或者全真道士漸漸正一化，據《吳山重陽庵天醫行宮記》，“吳山重陽庵法師俞賓梅募建祠宇只奉陶吳許三真君……萬歷三年（1575）前住持陳日可、徒朱之一、徒孫邱春岳、曾孫俞沾恩立。”俞賓梅知大真人府贊教，又奉凈明道的祖師，則其身份當為正一道士。

明初太祖朱元璋重正一而抑全真，北方全真多隱匿山林默默修真，然因著多宗派的背景，江南的全真道士依然十分活躍，陳教友亦認為，“當明之世，全真之顯著者多出南方，而北方無聞焉。”

全真道士的社會影響力

在正一貴盛的明代社會，江南的全真道士一方面在內心堅守全真之根基，另一方面又通過兼修正一法術而謀求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從而模糊其作為全真道士的身份而取得社會認同，并積極與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接觸，特別是與官僚階層的交往而提升社會地位。

明代的中央乃至地方的道官多為正一道士所掌領，然而江南地區的不少全真道士，亦有能通過其個人的社會影響力而掌領道官職位，如明初全真道士倪玄素位至蘇州府道紀司副都紀、全真道士張守常（張靜庵）職任杭州府道紀司副都紀，明成化間長春庵道士沈繼升職為杭州府道紀司都紀等，都表現了江南全真道士在當時政治社會中的重要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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