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老子想爾注》是老子《道德經》的注釋本，道教早期教派五斗米教的經典。關于作者，歷來有不同說法，一說是張陵著，另一說認為該書作者是張陵之孫張魯。一說是張陵著，如唐玄宗御制的《道德真經疏外傳》、五代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經廣圣義》以及中唐僧人法琳《辨正論》等，都認為張陵曾注《道德經》，是《想爾注》的作者，所世道書多沿此說。另一說認為該書作者是張陵之孫張魯。如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中認為《想爾注》作者可能是張魯，也可能是漢末荊州牧劉表，不能確定。而明代《正統道藏》中《傳授經戒儀注訣》明確認為，《想爾注》是張魯托名想爾而作的。元代列大彬《茅山志》卷九《道山冊》引用陶弘景《登真隱訣》，說明的有關張魯所注的五千文本的具體情況，正好與今敦煌《想爾注》殘卷情形完全相合，由此可證，《想爾注》確是張魯所著。

張魯字公祺，生年不詳。其祖父張陵，順帝時居蜀，在山中修道時學鶴叫，造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的就要出米五斗。張陵傳道給子張衡，張衡又傳道給子張魯，張魯自號師君。據《后漢書·劉焉傳》記載，張魯的母親長得漂亮，常與劉焉家來往，張魯通過其母與益州牧劉焉家的關系，得到重用。據《三國志·張魯傳》記載，后來劉焉去世，其子劉璋即位，因魯不順從其意，殺死張魯母親、弟弟諸人。于是張魯在漢中割據，用五斗米道教化百姓，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權和從鬼卒、祭酒、治頭大祭酒直到師君的等級教階制。在漢末軍閥混戰的形勢下，張魯治下的漢中相對穩定，且張魯寬惠待民，故四方百姓紛紛擁入漢中。張魯統治漢中前后近三十年，東漢朝廷無力征討他，就任他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建守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率十萬大軍西征張魯。張魯投降后，被拜為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第二年，張魯去世，謚原侯，葬在鄴城（今河北臨漳）東。

內容

《老子想爾注》早已散失，《隋書·經籍志》和新、舊《唐書》都未記載，《道藏》中也沒收進去。清末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古本典籍中，有《老子道經想爾注》殘本，全本共五百八十行。注與經文連寫，字體不分大小，章次不分，過章不另起一行。據考證，它是六朝鈔本。此殘卷在一九零五年失竊，現收藏在大不列顛博物館，編號為斯氏（斯坦因）六八二五。該殘卷始自《老子》第三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終至第三十章“無欲以靜，天地自止（正）”，大致反映了《想爾注》的基本思想內容，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珍貴資料。今人饒宗頤據《河上公注本》，分章排列。

突出之處

《想爾注》在寫法上有兩大突出之處。一是用刪、增、改字的方法，對《老子》原文進行一些有意修改，以樹立自己的意思。如《老子》第十六章原文是“公乃王，王乃大”，而在《想爾注》中，將“王”改為“生”，認為“能行道公正，故常生”。改變文字以便說明其長生之，。這類例子在《想爾注》中甚多。另一寫法，就是通過注釋，將哲學著作《道德經》改造成真正的道教經典。將《道德經》中作為哲學范疇的“道”人格化，神格化、解釋為第一人稱的“吾”、“我”，使抽象的“道”具體為有欲有言，有喜怒哀樂，對人有教導、遣使、誡禁、主人生死，賞善懲惡，鎮邪制頑的人格神。《想爾注》將“道”等同于“一”，認為：一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常治昆化，或言虛無，或言自然，或言無名，皆同一耳，今布道誡教人，守誡不違，即為守一矣；不行其誡，即為夫一也。”這樣，道或一，既是宇宙本源，又是太上老君，哲學家老子就成為五斗米道所信奉的神。

內容

《想爾注》的思想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關于守道誡。《想爾注》認為“道”是專一、真誠、清靜自然、好生樂善的，只要人們謹守道誡，就可以延年增壽，除災得福。所謂“守道誡”，就是遵守“道”所規定的戒律。“道”是絕對的“一”，道氣無氣不在，那種以為守身中五臟即是“守一”的觀點是不對的，甚至也不贊同《老子河上公注》中以為“專守精氣”就是“守一”的看法，《想爾注》認為真正的“守一”就是“守道誡”。道誡的內容大體指道貴中和、真誠，道樂清靜等。“道誡”是貫穿注文的重要的線索，“誡為淵，道猶水，人猶魚。魚失淵去水則死，人不行誡守道，道去則死。”

二是關于長生之法。《想爾注》認為善保精氣就可以實現仙壽。主張和五臟五行之氣，“和則相生，戰則相克”；闡述房中術要領：“精結為神，欲令神不死，當結精自守”，認為得此要領，也可長生不死。為了自守，就要求做到無思欲、無為無名、不貪榮求寵、不爭強好勝、不為惡事等。“奉道誡，積著成功，積精成神，成神仙壽，以此為身寶矣”，這就是《想爾注》成仙之綱領。三是關于帝王行道問題。《想爾注》認為行道，不只是道士的事，帝王也應行之，“道之為化，自高而降，指謂王者，故貴一人，制無二君，是以君王常當行道，然后乃及吏民，非獨道士可行，王者棄捐也。”而且上圣君王都是師道行道，用以教化天下，故能實現太平之治，后世帝王漸漸失道，“雖有良臣，常難致治。一旦帝王失道過度，天命難違心將降禍以戒。相反，若帝王行道就可以至誠感天，于是“五星順軌，客逆不曜，疾疫之氣，都悉止矣”。所以，“治國之君務修道德，忠臣輔佑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懷慕，則易治矣。”君臣行道，太平之世可以實現，民眾安順。這里的“道”，指生道，也就是清靜寡欲，樂善好生之道；而戰爭是殺生的，故“兵不合道”，帝王應守生道，少起戰事。這些帝王行道思想正是五斗道政權的施政綱領。張魯在漢中政教合一，以宗教家和政治家的雙重身份推行這些施政綱領，遵行誠信、廉明、樂善重生、歸樸等教義，在當時動蕩不守、軍閥草菅人命的社會形勢下，這些教義、行為有著積極的意義，故“民、夷信向之”。

《想爾注》的思想內容雖然與《道德經》不盡相同、甚至有所違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民眾的良好政治愿望，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它也是研究道家哲學如何轉變為道教神學的重要的材料。 《想爾注》與其他道經，在北周武帝時均受禁。以后，《想爾注》長期失傳被埋沒，這大概與它夾雜房中術有關，也與它“注語頗淺鄙，復多異解，輒與老子本旨乖韋”有關。

《想爾注》做為道家歷史上的重要的文化符號顯示了道家的思想主旨是傾向于對學派重要人物思想的探討性的闡釋。和中國哲學和社會史中的論古之習氣一脈相承。體現了中國哲學以古為大的內存和追求。是中國哲學從秦到現在缺乏創新的重要的體現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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