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凌晨6時09分，我國史學界的一顆巨星隕落了。著名魏晉南北朝歷史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田余慶先生因病在北京離世，享年90歲。得知此消息后，很多學者和歷史學愛好者紛紛在網絡上留言哀悼，更有人直接來到北大歷史系所在地北大人文學苑駐足，以表達他們的悼念之情。

　　縫隙中堅守學術正道

　　田余慶生于1924年，他的青年時代在亂世中度過，求學經歷也頗為坎坷。他先后于湘雅醫學院、西南聯合大學政治系(昆明)肄業，后于195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對此，先生生前表示：“我青少年的時候，顛沛流離，未能獲得穩定的求知環境。平凡的家庭未曾給我書卷習氣的熏陶。讀書求知的機會是靠自我奮斗，在縫隙中獲得的。讀書欲望雖然強烈，卻不存在學術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后來幾經折騰，試過幾個學科專業，終于落腳到史學領域之時，我充滿歡心和干勁，也由于缺乏堅固的學識基礎而戰戰兢兢。”

　　田余慶從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國史從事教學。曾與金毓黻合編《太平天國史料》，并參加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1952年院系調整后，調入歷史系古代史教研室，從此開始逾一甲子年的古代史研究，主要成就是秦漢和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

　　然而，適逢“文革”，那個年代的教師，尤其是中青年，多數人都只能隨著政治運動的風向飄移，難得有寧靜治學和獨立思考的條件，但田余慶卻仍能在縫隙中找到為學術而堅守的出路，他在政治運動之余，把教學當作一小塊“自留地”，愿盡心盡力耕作，一來為學生，二來也讓自己獲得一點教員的奉獻感。也因為如此，他常被批評脫離政治，讓他長期感到壓抑。

　　正是這種在逆境中的堅守，讓他磨煉出一套自己的治學方法。老年以后他反思當年，得出的結論是：“我從自己的經歷中深深體會到，學術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風向的制約，但也不能一刻放棄獨立思考。求真務實畢竟是學術的首要條件。自己落筆為文，白紙黑字，要永遠對之負責，不能只顧眼前。如果以務實求真為目標，真正做到以我手寫我心，錯了改正，這樣的學術工作才能心安理得，才是為學正道。”

　　對此，他的學生對他充滿景仰。“田先生不僅是我的學術導師，也是我的精神導師，是他帶領我走進史學研究的大門。”北京大學歷史系閻步克教授充滿感激地說，“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深深影響了我們，而他對學術的嚴格要求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不做無獨立見解之作

　　田余慶一生潛心于史學研究，其論著雖不“等身”，但是每本都堪稱經典力作，絕不是應景之作。正如他在《九十自述話治學》一文中寫的那樣：“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實創新。華而不實之作，無獨立見解之作，無思想內容之作，趨俗獵奇之作，我都不去考慮。”

　　1989年,田余慶的代表作《東晉門閥政治》一經問世，便獲得學界的高度評價，他也被稱為陳寅恪之后的中古史大家。《東晉門閥政治》，雖不曾洛陽紙貴，但也多次再版，近年來在史學圈內的評價持續走高，尤其在海外有著很大的影響力，被稱為“歷史系學生的必讀書”。該書以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問題為中心研究對象，認為中古的門閥政治，只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之后又會逐步回歸于皇權政治。“田先生對‘變態’和‘回歸’的論述，有力地推進了我國魏晉南北朝政治史研究，是我國制度史研究的創新。”閻步克說道。

　　田余慶經常告誡自己的學生，寫作文章不能求數量，貴在精，青年學者要提高自己的學術境界。《東晉門閥政治》正是他“十年磨一劍”的成果，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寫作，經過精雕細琢的分析，逐字逐句的修改，直到80年代末才完成了這部學術佳作。

　　不做無獨立見解之作的精神讓田余慶的每一部作品都大獲好評，網友“文化逸民”自述自己是以一種敬意來拜讀《東晉門閥政治》的。對于田余慶的另一部力作《秦漢魏晉史探微》，這位網友寫道：“其中所透出的樸學精神，讀著讀著你就會被感動。這是很長時間沒有了的感覺。”

　　2003年，田余慶以近80歲的高齡寫作《拓跋史探》一書，對北魏子貴母死、離散部落等現象，進行細致辨析。從政治、制度、社會、文化、民族多個方面，揭示了拓跋部向專制皇權國家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在民族史和政治史的交界面上開拓了北魏拓跋史研究，該書也因此榮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特等獎。

　　做學問要寧恨毋悔

　　“知識要積累，思想也要積累。”這是田余慶生前常說的話，也是對自己的要求。

　　“田先生是一個有深刻思想的學者，細膩加上思想是他的主要特征。”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胡寶國研究員說。

　　先生深以為教師最主要的任務是教書。他以教書為樂，常把備課與科研結合起來，用他自己的話說：“教學促科研，科研為教學，是自己發揮余熱的合適而有效的途徑，循此走過十好幾年。”但是后來一場大病剝奪了他的健康，教課暫停，但科研他還是憑著韌勁堅持下來。

　　田余慶對學問執著。直到去年，閻步克去北醫三院看望病中的老師，兩人還一直在探討江州政治問題。田余慶表示，《東晉門閥政治》再版，想增補一章《溫嶠與江州》，“對江州政治問題合理闡釋，使東晉門閥政治研究更加圓滿”。可惜，此愿景只能擱淺。

　　“先生總說能拼搏的時日有限，必須量力而為，心無旁騖。他平日里很少從事社會活動，淡泊名利，是個純粹的學者。他經常囑咐我們，學者真正的價值要以自己的作品體現。”閻步克說。

　　田余慶在《九十自述話治學》中有這樣一段話，說他非常賞識錢鐘書先生的“寧恨毋悔”，即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會有遺恨;有條件寫而寫出來的不是東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不好受。

　　“我知道學科有不同，學識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強比前人。不過寧恨毋悔的論學之語有如當代《世說》，讀來濃郁沁心，極堪回味，我愿以為圭臬。另外，我還有一個關鍵‘學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學和濫作，守住科學良心，這是我的愿望。”“寧恨毋悔”“學有所守”，如此回望田余慶先生的一生，我們看到一位真正的學術大家“我手寫我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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