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鄉村，在當代人的眼里，可能是與貧窮、饑餓聯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無論是在古代文人的筆下，還是在鄉村耆舊的心中，鄉村更多的是充滿溫情和詩意的祥和。我們只要從晉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過，看看那殘留的“耕讀傳家”“地接芳鄰”“稼穡為寶”“職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寧”之類的門楣題字，從這些連今天的大學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語匯中，我們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經飄蕩著的詩雅風韻和那背后深藏著的意蘊。這里沒有豪言半語，而充溢著的是內在的道德修束。回頭看看“新農村”隨處可見的用現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鵬程萬里”“家興財源旺”“家和萬事興”之類的精美匾額，雖說是傳統的延續，而卻沒有了傳統的風雅。如果從讀書人的數量來說，當代中國農村絕對是古代農村的幾倍乃至幾十倍，然而為什么卻沒有從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傳統農民的道德堅守與精神追求?由此我們想到了傳統中國農村的鄉紳。

　　所謂“鄉紳”，就是鄉間的紳士，即士大夫居鄉者。這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有官職而退居在鄉者，此即所謂的“紳”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讀書人，此即所謂的“士”。由鄉間士大夫組成的“鄉紳”群體，他們有高于普通民眾的文化知識和精神素養，有著為官的閱歷和廣闊的視野，在官場有一定的人脈，對下層民眾生活有深刻地了解。他們既可以將下情上達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將官方的意旨貫徹于民間。因而“身為一鄉之望，而為百姓所宜矜式，所賴保護者”(《紳衿論》，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報》)。他們在鄉間承擔著傳承文化、教化民眾的責任，同時參與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領著一方社會的發展。他們可以說是鄉村的靈魂，代表著一方的風氣和文化。故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說：“紳士居鄉者，必當維持風化，其耆老望重者，亦當感勸閭閻，果能家喻戶曉，禮讓風行，自然百事吉祥，年豐人壽矣。”(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7頁)

　　“鄉紳”的核心是“紳”，即退居官員，他們在這個群體中起著主導作用。鄉紳群體形成的基礎是“農業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稱作“里”。“里”字從田從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農業型經濟生活特征。從事農業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業人群那樣四處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護在土地上，他們像莊稼一樣，把根深扎在了鄉土里，對鄉土充滿了感情。雖說“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鄉，但“葉落歸根”則成了農業文明滋養的人群顛撲不破的信念。這種傳統在周代就已出現。《儀禮·士冠禮》中提到有“鄉先生”，鄭玄注說：“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鄉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為他們兼任著鄉間的教育，所以鄭玄說“先生”是“老人教學者”。從“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說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還鄉后，與當地“士”一同教授鄉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漢代以力諫皇帝折斷殿檻而聞名于世的朱云，退居鄉里后，即教授諸生，“擇諸生，然后為弟子”，培養出了兩個著名的博士(《后漢書·朱云傳》)。蜀中司馬勝之，辭官不做，“訓化鄉閭，以恭敬為先”(《華陽國志》卷十一)。曾作過武威太守的馮豹，“以《詩傳》教授鄉里”(《東觀漢記》卷十四)。宋之理學大家如二程、陸九淵、朱熹等，無一不是休官后還鄉講學，培育后進者。宋呂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為尚書右丞，大釣嘉佑進士，大忠曾為河北轉運判官，大臨曾為秘書省正字，都是“國家干部”，但中國鄉村的第一份民規卻出自他們之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藍田《呂氏鄉約》。南宋朱熹又對這《鄉約》作了增損，由此而傳播開來，對明清鄉村社會產生了極大影響。在地方志中，我們可以看到更詳細的關于鄉紳作為的記述。如《洪洞縣志·人物志》記清之人物，靳之隆，曾為解州學正、陽城縣教諭，“解任歸，筑讀書精舍，數百里負笈從游者，不下百數，各因其才，多所成就。處鄉黨以中正和平為一邑表率”。劉我禮，“考授州同，贈資政大夫”，“于里中建鄉塾，捐資延師，寒畯多賴成就”。劉鎮，刑部福建司郞中。致仕歸，“所得俸盡贍三族。捐學田四十畝，助寒士膏火”。劉勷，直隸河督。致仕歸，“督修學宮、城垣，并城南澗河石堤”。劉大愨，曾任貴西監司，以疾足乞假歸，設墨莊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

　　修齊治平，是每一個士子的理想。這些鄉紳，他們懷著四方之志，在青壯年時期通過科舉、銓選，離開家鄉，為國家效力。晚年歸鄉，則帶著一身的榮耀相見于鄉親父老。他們的成就、德望為一鄉民眾所瞻仰，他們的學問知識為一鄉學子所欽慕，他們作為成功的榜樣，激勵著后輩學子奮發向上。這樣，一批又一批的官員回歸故里，換來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鄉土。如此而形成了一個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環，使中國鄉土變成了人才生長的沃壤。有人對明代初期百年間的城鄉中舉人數作過統計，發現鄉村多于城市。這反映了在以農業為主體的傳統社會中，鄉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再說，在與六畜、五谷相互依賴、關愛中成長起來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賣喧囂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愛物”的情懷呢?

　　然而，近百年商業經濟和“新式教育”的發展，打破了中國社會城鄉平衡格局。城市的經濟收入、教育資源配制以及高知識含量的工作性質等等，使鄉村中的優秀人才開始流向城市。“葉落歸根”的傳統觀念，在城市優越的生活條件的誘惑下開始動搖，部分退休官員開始失去還鄉的熱情，在城市安置家眷。這種單向流動，在民國時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為擔憂，而為鄉村重建作過呼吁。到上世紀后半葉，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鄉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高潮，鄉村的命運便急劇直下。原本應屬“鄉紳”群體可以引領鄉村社會的人群，統統都變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革命離休老干部，他們安居于為革命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療養院而再不“思蜀”。其次是工職人員中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農村失去土地，完全沒有了“歸根”的念想，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層官員，工作在鄉，退居則入城。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來的農村大學生，一批畢業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還一批畢業于不入流的學校，在三十年前原本應屬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農村的知識人，現在也有了大學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歸。

　　鄉紳群體的消失，使鄉村失去了傳統文化的傳承人，失去了文化領袖和靈魂，沒有了指導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導師，鄉村的凝聚力也隨之消失。加之城鄉教育資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劇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速度與規模，使農村開始變成文化沙漠。村落中的暴發戶和農民中的精明能干者，或在大城市購買豪宅，安置子女戶籍入城，享受京滬人口升學的優惠政策;或靠經商或其它謀生手段，定居城市，雖無城市人的合法身份，而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也艱難地過起了城市生活。還有一批農民工，望子成龍的切切之心迫使自己蝸居城市，為孩子離鄉上學賺取費用。于是大批“空心村”出現了。中國文化是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農業文明的根在鄉村。植根于鄉土的中國文化之樹，“葉”不歸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這棵大樹面臨的不僅僅是凋敗，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鄉村失去“靈魂”之后，八億農民開始離開土地，變為流民，游蕩入城。城鄉人口的單向流動，違背了“天道循環”的自然法則，其結果會如何呢?

　　當然，對于鄉紳的消失，可以歸咎于社會近代化變革中“工業文明”的沖擊，但更重要的是這場變革對傳統價值觀的摧毀。雖然近代出現的新型知識群體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但面臨自己最后歸宿選擇時，原來的“革命理想”卻被“享樂主義”所取代。在城市良好的醫療條件保障下安享晚年，成了他們最合理的生活選擇。“葉落歸根”的傳統價值觀被徹底拋棄，長期的城市生活，使他們失了“根”的記憶;工業文明追求效益與利益的觀念，沖刷了傳統學人曾有的文化使命與社會擔當精神;安坐電視機前關注“養生堂”欄目，變成了他們的新常態。而殊不知他們的選擇，比之自己曾經批判過的“封建士大夫”，顯得是多么卑微!于此，我不得不禮敬中國傳統的鄉紳，磬折于他們“歸根”的壯舉與高尚精神!“葉落歸根”，歸根則成肥料，不歸根則成垃圾。他們不愿意作不歸之葉，被人作為垃圾掃掉，而是要化為肥料，讓生養自己的大樹長得更茂盛。他們明白，自己盡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為，但只要身影出現在鄉土上，那曾經有過的榮譽就會發出光芒，激勵一代新人茁壯成長!他們的價值已不在職所，而在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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