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亂七八糟”的話風文風，毛澤東敢于并且能夠大聲吶喊，確實有他異于一般政治家的底氣支撐。因為他自己就擁有渾然天成的語言表達能力，并且創造了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詞語。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有“百代圣賢”影響的人物或典籍，總是以其思想和語言，為中國文化脈象輸送了新鮮血液，從而豐富著美麗的漢語世界。

　　讀閻明復的《回憶錄》，看到一個細節，說他初到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工作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把自己在工作中多年積累匯編的毛澤東常用詞語、詞組和成語，一共三大本，送給翻譯組的人先熟悉，以便在毛澤東會見外賓做翻譯時有所準備。《回憶錄》寫到：“匯編中的‘跌跤子’‘摸著石頭過河’‘一窮二白’‘小局服從大局’‘一個指頭與十個指頭的關系’等等，我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更是心靈的窗戶和思想的載體。人們有理由從一個人的話風文風，判斷其內心境界的厚薄高下和對事物的洞見程度。毛澤東表達思想的方式很有個性，識見事物本質的能力頗為獨到，對語言詞匯的選擇異常敏感，說話行文擁有特殊的感染力，因而被稱為“語言大師”。半個多世紀以后，閻明復還對他的常用詞語“記憶猶新”，即為此理。相信和他有同樣感受的人，不在少數。

　　由此萌生一個想法，若有人把毛澤東富有創造性的詞語，疏理出一些來，考其演變，究其意味，該是一道別有洞天的風景。最近，讀到胡松濤的《毛澤東影響中國的88個關鍵詞》，看來有志于此，且多所建樹。該書仿佛畫出了一幅別開生面的“語言地圖”，引導人們去巡看毛澤東思維和表達方式上的一些突出“坐標”，因而也會勾起人們對現當代中國話風文風的萬般思緒。

　　毛澤東風云一生，立志改變，事實上確實改變了這個世界上的許多東西。看起來不是那么轟轟烈烈的話風文風，就是他用力甚多的一個領域。他年輕時學師范，想改革教育，認為“非將國語教科書編成，沒有辦法”。為此，他四處搜集“文字學、語言學”資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跡，在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兩次寫給語言學家黎錦熙的信中，做過比較透底的宣示。他還曾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列出了當時社會應該研究的諸多問題，其中兩項就是“國語問題(白話文問題)”和“國語教科書的編纂問題”。這樣的興趣和積累，涵養出毛澤東敏銳的語感，對他后來成為語言大師，不是可有可無的準備。

　　在后來風云縱橫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澤東很喜歡講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給人耳目一新的話風文風。對枯燥生澀、人云亦云、溫吞俗套、言不及義的表達，一向深惡痛絕，斥之為“語言無味，像個癟三”，屬于“藏垢納污的東西”。他還極而言之地說，這類話風文風“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經過整頓，黨內的話風文風在延安時期大為轉變，到新中國成立前后，蔚為而成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景觀。至今還活躍在文壇的王蒙，那時是一個中學生，在其回憶錄里，說他當時分別聽了國民黨方面北平市社會局局長溫某某和共產黨人李新的講話，前者“官聲官氣，拿腔做調，公鴨嗓，瞎拽文卻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產黨人的邏輯、正義、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滿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談”。于是得出一個結論：一種舊的政治勢力首先從語文的衰落與破產開始了走下坡路的過程，同樣，一種新的政治勢力的興起也是從語文上就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一看語言文字，就知道誰戰勝誰了。”(《王蒙自傳·半生多事》第41頁，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這個說法，頗堪玩味深思。至少說明，當時的進步力量擁有著多么強烈的話語魅力。

　　新中國成立一段時間后，或許是因為工作運轉逐漸建立起一套機制，或許是因為文件和文章表達形成了相應固定的規范，面對新的事物和新的時代要求，話風文風有時不免顯得尷尬。這讓毛澤東又頭痛起來。1958年1月，他下決心改變“這種不良的風氣”，專門起草了一個《工作方法六十條》，要求話風文風都應當具有三個特點：“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還說“現在許多文件的缺點是不講詞章”，“看這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

　　毛澤東不光是泛泛批評，若抓住一個典型，就毫不客氣地厲害敲打。1958年9月初，他讀到兩個中央部委聯合上報的一份經濟文件，覺得基本主張不錯，但語言表達實在成問題。這兩個部委雖然由一位國務院副總理、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分別領銜，他還是當即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14位中央領導人，表達氣憤：

　　“我讀了兩遍，不大懂，讀后腦中無印象。將一些觀點湊合起來，聚沙成堆，缺乏邏輯，準確性、鮮明性都看不見，文字又不通順，更無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之態。”“你們是下決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對工業還不甚內行，還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現出來。”“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臺如花崗之巖，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松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

　　為批評一份文件的寫法，用這樣毫不掩飾甚至有點夸張的嚴厲言詞，實不多見。被批評的對象，地位不可謂不高，被要求看此信的中央領導，范圍如此之廣，放到今天，那是不可想象的，似乎有借題發揮的感覺。看來，毛澤東就是要“借題發揮”。事情也還沒有完。這兩個受到批評的部門很快對文風問題作了討論，并將討論情況寫成簡報送給毛澤東。他看后又批示，要把他此前的批評信多為印發，“以廣流傳”，下決心改變“邏輯學、修詞學、文學也不懂，寫起文章來亂七八糟”的情況。

　　面對“亂七八糟”的話風文風，毛澤東敢于并且能夠大聲吶喊，確實有他異于一般政治家的底氣支撐。因為他自己就擁有渾然天成的語言表達能力，并且創造了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詞語。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有“百代圣賢”影響的人物或典籍，總是以其思想和語言，為中國文化脈象輸送了新鮮血液，從而豐富著美麗的漢語世界。毛澤東創造的一些詞語，至今仍然存活在人們思維和語言表達中，諸如“球籍”、“黨八股”、“彈鋼琴”、“半邊天”“指點江山”“只爭朝夕”“糖衣炮彈”“朝氣蓬勃”“為人民服務”等等。還有些詞語，雖非毛澤東原創，卻是經他化用、改造、激活后，成為流行語的。諸如“班長”“紙老虎”“牽牛鼻子”“實事求是”“治病救人”“愚公移山”，以及“槍桿子、筆桿子”“東風、西風”“批評與自我批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等等。這些詞語，由于被放植到中國革命和建設新的語境，做了新的解釋，陡然有了新的內涵，新的所指，新的生命力。以“紙老虎”為例，這個說法民間早有，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中也有人使用過，但它能夠流行中國乃至世界，甚至成為一個英語詞匯，毫無疑問緣自毛澤東1946年8月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可以說，在現當代中國，創造化用如此眾多且影響廣泛持久的“魅力詞語”的人，無出其右。而且，這不只是與毛澤東特殊的政治影響力有關，確實是因為這些詞語體現了他要求的語言“三性”：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

　　胡松濤的《毛澤東影響中國的88個關鍵詞》，功夫下得最深的，是考證毛澤東創造或化用的一些詞語的來龍去脈及其新意。比如，書中疏理了毛澤東創造“朝氣蓬勃”一詞的過程。1938年4月，毛澤東在對“抗大”學員的演講中提出，“要有朝氣，就是要蓬蓬勃勃向上發展之氣”，這是“朝氣蓬勃”一詞的最初形態;1939年12月，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集會上講，“滿堂青年，朝氣蓬勃”，這是“朝氣蓬勃”一詞的誕生之景;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對留學生們說，“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這是“朝氣蓬勃”流行中國成為時代語匯之始。如此振葉尋根，觀瀾索源，讀來有趣，也算一家之言。

　　有的考證，則起了還原毛澤東詞語創造本意的作用，讀后使人恍然大悟。例如，毛澤東創造的“陽謀”一詞，蜚聲于話語世界，來自人們關于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沉重記憶。作者考證，實際上早在作家蕭軍1942年1月1日的日記中，就記載了毛澤東向蕭軍闡述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磨擦時，用了“陽謀”一詞。原話是：“我向國民黨的聯絡參謀說了：你們看出些什么嗎?共產黨并沒有陰謀，只有陽謀，我下命令了，如果何應欽不反共，我們不反他，他反我們就反，他停我們就停。”作者還考證出，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談到反對教條主義的整風運動，也用了“陽謀”一詞：“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從這兩個材料可以體會，毛澤東出奇不意地創造“陽謀”一詞，意在反對“陰謀”，強調沒有必要隱瞞自己的主張和觀點。無論對黨外還是黨內，制定政策都應光明正大，并且根據形勢的變化來調整政策。反磨擦的斗爭，當然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整風運動，不言自明就是要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取代教條主義的市場，和陰謀扯不上關系。1957年執政黨號召大家提意見，目的是通過整風以搞掉官僚主義作風。在出現“輪流坐莊”這類言論后，形勢變化在意料之外，提出反右，歷史的大邏輯是清楚的，由此引出毛澤東在反右運動高潮時說的，“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也算是事后對這場運動緣起于“陽謀”，而非引蛇出洞“陰謀”的一種解釋。當然，反右運動嚴重擴大化，至今確也讓人心情沉重。

　　毛澤東的語言創造，還體現為對典籍或民間詞語的化用生奇。除了“實事求是”“愚公移山”“魚水關系”“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類曾經沉睡的詞語，經他奪胎換骨、舊瓶新酒的發揮起死回生、大放光彩外，還有一些今天用起來很尋常自然的詞語，實際上也是被他“拎”出來作了新的發揮后，才流行的。諸如把領導干部比作“勤務員”，把黨委書記比作“班長”，把向實踐學習比作上“勞動大學”，把思想頑固比作“花崗巖腦袋”，把文武結合比作“槍桿子和筆桿子”，把調查研究比作“解剖麻雀”。這些詞語，我們以為本來如此，或“知聲不知音，彈弦不彈意”，若考其來歷，不難體悟其意味深長、新義迭見之處。毛澤東對語言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之功，由此可見。

　　馮友蘭先生曾提出“抽象繼承法”，就是說，對傳統文化的某些價值，應該超脫其具體環境，重在繼承其精神。對毛澤東創造和化用且影響廣泛持久的詞語，有的應該在原意上直接使用，有的在正式文件和莊重場合實際上不再使用，有的因事情的針對性太直接而時過境遷，則可以是抽象繼承，要分別不同情況。這是巡看毛澤東的“語言地圖”應該注意的。

　　詞語創新，從來不只是語言上的事情。毛澤東的“語言坐標”插在思想和歷史的厚土上面，他的“語言地圖”布滿了昨天出彩的一些“中國故事”。我們今天要講好中國故事，當然要強調話語權，但話語權不只是說話的權力，還包括說話的內容、方式和效果，牽涉到說話者和受眾的關系。從這個角度講，話語權實際上是話風文風上的一種責任和能力，即讓受眾自覺接受并且能夠共鳴互動的責任和能力。如果一個社會缺少這樣的責任和能力，是講不好中國故事的，甚至會生出些滑稽的套用，如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名言，不斷地被套用成“將愛情進行到底”“將炒股進行到底”“將評獎進行到底”之類。

　　近年來，黨中央大力提倡改變話風文風，反對長話、空話、假話，要求講短話、實話、新話。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重要講話，率先垂范，“中國夢”“講規矩”“軟骨病”“敢于亮劍”“打鐵還要本身硬”“經濟發展新常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改革只有進行式，沒有完成式”“不惹事，不怕事”，這些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治國理政詞語，不斷吹來清新之風。同時也說明，話風文風固然可以抓出來、促出來，但前提是對事物，對時代，對問題，有自己的分析和概括。為此，回頭巡看毛澤東的“語言地圖”，也就不是多余之舉了。

　　(本文是作者為胡松濤所著《毛澤東影響中國的88個關鍵詞》一書撰寫的序言，該書即將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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