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寫、制圖：蔡華偉

　　饒宗頤中國畫《澤潤四方》及隸書七言聯《一甌滄海橫流外 環堵樓臺瑞氣雄》。

　　漢學泰斗饒宗頤——香港特區政府大紫荊勛章獲得者，曾與錢鐘書并稱“南饒北錢”，與季羨林并稱“南饒北季”。這位國寶級的大師今年100歲了，年底，香江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

　　饒公著作等身，僅《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14卷20大冊，就逾千萬字，分為史溯、甲骨、簡帛學、經術、禮樂、宗教學、史學、敦煌學、目錄學、文學、藝術等領域。他通曉多國語言，包括梵文、希伯來文，還熟知古代楔形文字、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等。在學術領域鉆研80多年，他怎樣做學問?香港為何能產生這樣一位大家?其獨特的治學研究方法，對后輩有什么啟示?

　　大師不言，其氣自華

　　冬日的香港，紫荊仍艷。

　　最近家人很少讓饒公見客。近日經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總編輯孫立川安排，饒公在兩個女兒的攙扶下來到跑馬地一家潮州餐廳，與記者和幾位文化界朋友午餐。當他顫顫巍巍進門時，眼神與恭候的每一位先有交集，才移步向桌。清瘦的饒公，這些天有點感冒，說不了許多話，但握手依然很有力。他聽力不好，女兒饒清芬拿著帶話筒的助聽器，向他轉述。贈書簽名時，運筆飛快。

　　兩個女兒照顧父親無微不至，從家里帶來清淡的雞湯、蒸肉餅，用保溫瓶裝好。女兒把挑出刺的石斑魚夾到父親盤子里，看到父親調羹里的肉餅稍大了點，馬上伸過自備的剪刀把它剪小。談到吃，饒清芬女士說父親愛吃地瓜，家里放了許多。饒公這一代人，過去沒吃太多高檔的東西，一生養成了粗茶淡飯的習慣，現在食品問題頻發，添加劑五花八門，不胡吃海塞，反而有利于健康。

　　近年，饒公狀況好時，還可在家打坐。他不上網，每天上午會看看報紙，只瀏覽標題。他記性很好，一次友人提起他60年前寫的一首詩，饒公馬上寫下來，一字不差。老人以前喜歡到跑馬場散步，后因難下幾十級的臺階，只在樓下花園走走。每周三入夜，寓所對面的跑馬場燈火通明，饒公就在家中，俯瞰駿馬奔騰競逐。

　　整個午餐期間，饒公只說了一個字，當孫立川展示新出版的泉州東西塔考古文獻線裝書時，他發出一聲贊美：靚!大師不言，其氣自華。其謙和的態度，他的家人、弟子所講述的饒公的為人和學問，都令人感受到如沐春風的愜意、靜水深流的思維律動。這，或許就是季羨林所說的饒公“涉及范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涘之感”吧。

　　耐得寂寞，還要出奇制勝

　　饒公曾以“辛苦待舂鋤”來自況他的學術生涯，謙虛地把自己比作農耕夫。

　　他是粵東潮州的富家子弟，可以玩的東西很多，有的家庭可能會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但就在家道中落后，他逐漸成了一位學術研究跨詞學、史學、書畫、敦煌學、甲骨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8個門類的大學者。

　　饒家的天嘯樓曾有十萬余卷藏書，他做學問用的是童子功。他曾說，做學問“開竅”很重要，如果有家學淵源，由長輩引入門可以少走很多彎路。“我的求知欲非常強烈，這種求知欲征服了我整個人，甚至是吞沒了我自己。雖然搞學問非常辛苦，非常枯燥乏味，但我覺得是一種樂趣，樂在其中”。

　　父親離世后，饒宗頤作為長子接管錢莊，18歲完成了父親未竟的《潮州藝文志》。“我只能在兩件事中做好一件，就是能夠把父親的學術延續下來，但是生意我就沒辦法管了，所以在我手上，家財慢慢地散了”。

　　1949年后，他在香港、新加坡、美國、印度等地任教或做研究。他的學問起始于鄉邦之學，再到研究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物，壯年從中國史擴大至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晚年又轉向中國精神史的探求，書畫也日益精進。

　　饒宗頤說，我主張用“忍”的功夫，忍要靠耐力去支持，能夠忍受一切困難，才能作持久戰。沒有“安忍”，便不能精進;沒有“澄心”，便不能凝神向學。

　　學術界很推崇饒公治學的“奇正論”。饒宗頤說，別人說我是奇人，只說對了一半。老子講“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我則是“正以立身，奇以治學”。立身做人要正，但做學問要出奇制勝，做別人沒想過、沒做過的。

　　1982年，饒公提出了田野考古、文獻記載和甲骨文考據相結合的研究夏文化“三重證據法”，后又力倡力行充分利用新出土文物，推動了當代國際漢學領域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的創建和深化。

　　首次輯《全明詞》、首次研究敦煌白畫……華東師范大學胡曉明教授曾概括了饒公在學術研究上的50個“第一”，從中可窺見這位百科全書型學者的成就。

　　從古人的文化里尋求智慧

　　“做學問是文化的大事，是從古人的智慧里學習東西”。

　　幾年前接受訪問，饒公談到弘揚中國文化時說，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這個最重要了。“正”就是不要拐彎抹角，要弘揚正氣，秉持正直，堅持正義。

　　大師眼里，中國文化是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礦。他曾說，茶、瓷器和玉器，都是中國要素。茶，我每天從早喝到晚。西方人愛喝咖啡，中國人愛喝茶。咖啡是刺激性的東西，屬于沖動文化;而茶是冷靜的、理性的，屬于和的文化。中國的茶文化講究一個“定”字。“定”就是心力高度的集中，內心安寧，才能實現心“定”。

　　另外他也贊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隱”。他說我們中國人講究情理法，有問題可以坐下來商量，先講人情，不是有了分歧和爭端就要打仗。這個很好，不打仗就把問題解決了。

　　季羨林強調“天人合一”的思想，饒公則多次談到“天人互益”的觀點。一次接受香港作者訪問時，他作了詳解：今天通行的《易經》，第一卦是乾卦，第二是坤卦，最后一個卦是“既濟”和“未濟”。“濟”是成功，事情已經做好了;“未濟”就是還有未來，還有很多要做的，表示保留“有余”，這是中國文化一大特色。馬王堆出土的《易》卦的排列，是漢代寫本，最后一個卦是“益卦”。“益”也是積極有建設性的觀念。今天世界上的許多麻煩，是“天人互害”造成的。人類做的很多事情，可以說是“傷天害理”，包括制造各種仇恨與恐怖，追求各種東西，變成物質的俘虜。又如環境被破壞，就是惡果之一。不懂“天人互益”，就變成“互害”了。所以，我提倡天與人互相補足，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并以此為歸宿。這是我從古本上得到的啟示。

　　90歲時，饒公仍壯心不已。他認為21世紀將會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一個時代，尤其有大量文物出土，我們要趁這個機會，把“經”做一個新的整理。在北大百年校慶上的發言中，他呼吁建立“新經學”，光大“五經”的精髓，推陳出新，重新發現傳統經典的價值。

　　“是香港造就了我”

　　有人說，香港有了饒宗頤，便不再是文化沙漠。

　　一般認為，饒公初到香港是1938年因病滯留。饒公曾告訴友人，其實自己十幾歲時就代表家里來香港收賬，當看到負債者生活十分艱辛時，不忍催逼，空手而歸。1949年，饒公為《潮州志》編纂一事再到香港，在儒商方繼仁勸說下留在香港。

　　之后，他的交游范圍、學術視野逐漸寬闊，出版了大量學術論著。饒公說：“是香港造就了我，使我得以接通世界學術界的窗口。”他還說過自己算幸運的，留在香港，學術一直沒有中斷。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研究員鄭會欣曾為文介紹，香港是中西文化溝通的一個理想地點，饒公在港經常得到港大等機構的支持和資助，進行國際學術研究交流活動，或擔任訪問學者。例如他看到了海外各國收藏的大批甲骨和敦煌文獻，一頭扎進去，終成甲骨文研究的領軍人物。

　　改革開放之后，內地學術研究重新活躍起來，1979年9月，饒公首先應中山大學之邀參加全國古文字學會議，開始結識大批內地學者。他頻繁地參觀研究各地文物文獻，發表大量論著，同時利用香港的優勢，推動內地學術研究和交流。

　　香港商界對饒公等文化人的關愛，留下“以財養智”的佳話。尤其是熱愛中華文化的潮汕籍商人，對他鼎力相助。如方繼仁早年為他斥巨資，在英國購買一整套敦煌文獻的縮微膠卷，日后饒公依據這些資料發表了大量論文著作，奠定了他在敦煌學研究中的地位。

　　“一壺天地小于瓜”

　　與饒公近距離接觸過的人，都會感到他有一種超凡脫塵的單純和自在。

　　關于人生哲學，饒宗頤曾提出“安頓說”。他認為，“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保持自在的心，是一種境界”。“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是他的詩句。他解釋，不磨就是不朽，中國人講三不朽 ，即立德、立功、立言。而“自在”需排除“掛礙”。“現在的人太困于物欲，其實是自己造出來的”。

　　饒公過去看書研究，可以通宵達旦，如今年歲大了，不再沒日沒夜地鉆研學問。近兩年他甚少出門，幾乎不應酬，每天清晨起來，寫字畫畫、看書做研究，有時睡個回籠覺。

　　不時有人問他如何養生，得到的典型回答是：“我每天坐在葫蘆里。”他引用明代詩人余善的詩句“一壺天地小于瓜”，說清靜達觀，身心愉悅，自然就長壽。其實，他很懂勞逸結合，從14歲起，他就學“因是子靜坐法”，早上會沐浴和靜坐，然后散步，晚上盡量早睡。

　　書畫也助他延年益壽。2003年8月他患輕度中風，右手偏癱，不能提筆，這對于書畫名家是一大難關。他開始左手執筆練字，而后左右手交替畫畫寫字，憑著頑強的毅力和執著，恢復了右手的功能。

　　這位百歲老人，因為“靜”，所以“遠”;因為“耐苦”，所以“自在”。他的堅韌，則化為平日的圓融。(本報記者連錦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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