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首倡私學，有教無類，三千弟子中，“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他們的學習方法，諸如“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等，皆可圈可點。但“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孔門弟子也有做筆記的習慣。這不僅對于問學之道有啟示意義，而且對于傳承文化亦有大功焉。

　　《漢書·藝文志》載，“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孔子雖為“素王”，似乎也享受了這種待遇。據《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記載：“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孔子博學于文，吐佳言如屑，可見當時就有弟子專門負責記錄其言行了。

　　除了專人記錄孔子言行之外，更多的是“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論語·衛靈公》篇中說：“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向孔子請教通達無礙的法門，在得到答復后，子張便把夫子的教誨記在腰間的大帶上。《孔子家語·入官》篇記載了子張向孔子請教為官之道，孔子對如何“安身取譽”作了詳盡的回答，“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孔子家語·五刑解》中，孔子解釋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精義，“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無論是隨手把夫子的教誨記在腰間大帶上，還是對夫子的教誨“退而記之”，都是弟子接聞于夫子之后主動做筆記的一種反映。

　　當然，孔門弟子也有被動做筆記的情形。如《孔子家語·正論解》中孔子說過：“小子識之：苛政猛于暴虎。”同一篇中，孔子還提醒弟子：“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識”和“志”都含有“記”的意思，只不過在這里是被老師提醒做記錄而已。

　　一般說來，孔子的佳言妙論不會被棄之不顧，但假如不做筆記，弟子又該如何對待呢?其一是“終身頌之”。如《論語·子罕》篇道：“子曰：‘衣敝缊袍，與衣狐貂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頌之。”據《說苑·敬慎》篇記載，孔子論述了盈虛消息的辯證道理，子夏嘆曰：“善，請終身頌之。”“終身頌之”，意味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把老師的教誨永記在心。其二是落實到行動上。《論語·顏淵》篇中說：“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同篇中，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請事斯語”則含有對于夫子的教誨恪遵不渝、努力踐行的意思。

　　正因為如此，難怪《隋書·經籍志》中說：“孔子既敘六經，講于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于道，或書之于紳，或事之無厭。”看來，孔門弟子勤于做筆記，努力踐行夫子的教誨，早就為后人所知曉。

　　孔子以“六藝”教授生徒，卻沒有專門的教材，弟子所做的筆記，在某種意義上說就具有教材的功能。曾子曾說過“吾日三省吾身”，其中涉及“傳不習乎”這一問題。所謂“傳”，指的是夫子的師傳;“習”指的是學生的溫習。其內容是夫子所傳的教義，其載體則是弟子所做的筆記。因此，要溫習夫子傳授的內容，筆記自是不可或缺。反過來說，只有筆記做好了，才能“學而時習之”。

　　在孔子逝世之后，為了紀念夫子，孔門弟子匯集了各自的筆記資料，“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余則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可見，孔門弟子所做的筆記，乃是《論語》和《孔子家語》材料的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說，孔門弟子的筆記保留了先秦儒學的珍貴資料，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其價值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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