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論語》中多次提及“利”與“義”。“利”即個人利益，可視為人性對私欲的追求;“義”即社會道義，可視為禮德對私欲的克制。孔子主張人們在追求私欲滿足的時候，要堅持“義”對于欲望的導向，將社會道義作為社會行為的準繩，提倡“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孔子將是否按照“義”即社會道義行事作為君子與小人的區分標準，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意思是說一般的人只知曉自己的利益，君子除了知曉自己的利益外，還知曉社會的道義。如果放任一己私欲，就會導致不良后果，“放于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當欲望與道義發生沖突時，應“以義制利”，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可以為了不違背仁道而犧牲自己的生存欲，“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微子因紂王無道而出走，箕子因此被貶為奴隸，比干因勸諫而被處死，三人皆為了心中的仁道，舍棄了趨利避害的私欲，故孔子稱其為“殷有仁”(《論語·微子》)。

　　孔子作為古老中國的精神領袖與思想圣人，他所創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柱與血脈，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節欲觀已沉淀為中國人的一種深層文化心理，并決定了中國的命運走向是一種內斂的發展方式。然而，孔子雖為儒家的創始人，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儒家文化與孔子的思想卻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因為儒家文化經過朝朝代代的變更，已與孔子原初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出入。就人欲觀為例，儒家的人欲觀大體經過三個時期：先秦兩漢中國本土原生的節制欲望的時期、隋唐宋明受佛教禁欲觀影響的禁錮欲望的時期、明清近現代受到西方啟蒙思想影響的解放欲望的時期，三個時期的分野很大，而許多學者卻將三者混為一談，動輒將孔子貶為反人性滅人欲極端禁欲主義的始作俑者，將中國經濟發展緩慢的罪責統統歸咎到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身上，甚至宣稱中國的發展與富強必須拿孔儒傳統思想來祭旗。孰不知這種禁欲主義恰恰是與孔子節欲思想的初衷相違悖的。

　　著名的猶太小說家索爾·貝婁曾在他的小說《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寫道：東方是物質之劫，西方是欲望之劫。意思是說，東方欠發達社會的弊病在于物質的匱乏，而西方發達社會的弊病在于欲望的膨脹。我認為這一論斷是非常深刻而中肯的。當然東方社會也不是鐵板一塊，東方社會也有富裕的國家。而東方社會中較為貧窮的國家絕大部分是受到了宗教禁欲主義思想的浸染，屬于佛教及伊斯蘭教文化圈的國家自不必多說，中國自明代以后的衰落也很難與吸納了印度佛學禁欲主義的宋明理學脫離干系。這種對物欲的進行遏止的態度決定了這些國家物質文明的落后。而西方社會則經過啟蒙運動的洗禮，由基督教的禁欲觀轉變為對享樂與物欲的崇拜，主張用人性來反對神性，人性就是欲望的化身，人生的目的就是對欲望的充分滿足。這種對欲望進行放任的態度一方面使得西方社會物質文明迅猛發展，另一方面也必然導致了物欲橫流的可怕處境。目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進入由欲望主宰生活的時代，新欲望產生的速度幾乎與舊欲望得到滿足的速度一樣快甚至更快。對物的瘋狂消費給生態環境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對性的無度追逐導致感情的危機以及家庭的解體。如果任由這一縱欲的狀況持續下去，人們將深陷欲望的泥潭不能自拔，人類的家園將毀滅在自己的手上。

　　其實，欲望自身并沒有過錯，合理的滿足一些基本欲望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滅人欲”的的極端做法是不人道的。然而，深藏于人內心的欲望卻是沒有止境、無限膨脹的，舊的欲望滿足后，自然會產生新的欲望，新的欲望滿足后，又滋生出更新的欲望，欲望的滿足很難有盡頭。德國的哲人叔本華曾把欲望形象地比喻為一個永遠饑饞、永不飽和的“胃”，或是一個永遠張開的巨獸之口。因此，如不對這種欲望進行節制，人類終將會葬生于欲海之中。欲望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然而無度的欲望卻無異于飲鴆止渴。歷史與事實告訴我們，縱欲與禁欲都不能使社會生態得到良性的發展。對于生態而言，禁欲導致蠻荒，縱欲導致廢墟，只有節欲才能造就家園;對于經濟而言，禁欲導致貧窮，縱欲導致奢靡，只有節欲才能造就可持續的富足;對于精神而言，禁欲導致窒息，縱欲導致淫亂，只有節欲才能造就健全的心態。可見，針對于當今社會人欲泛濫、揮霍無度的現狀，節欲觀是根治其不合理欲望膨脹弊病的一味良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節欲觀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因此，我們主張在21世紀再度發揚孔子的價值與智慧，用孔子的節欲思想扼制當今社會泛濫失控的欲望支流，節制人類自身不斷膨脹的不合理欲望，使欲望的產生和實現控制在適度范圍之內，自覺控制和調節“欲望——滿足欲望——滋生新的欲望……”的欲望鏈條上升的節奏，從而使得整個人類社會得到健康的可持續發展。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tbbh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