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是我國古代最杰出的紀傳體的史書，是歷朝“正史”的第一部;同時，《史記》也是我國古代最杰出的文學著作之一，是我國寫人文學的開創者，是我國傳記文學與文言小說的始祖;此外《史記》集先秦與西漢文化之大成，還具有某種古代百科全書的性質，因此要想探討任何一種文化、一門學問的歷史淵源，往往就要通過《史記》這個門徑、這個臺階，由此入手可以事半功倍。

　　《史記》對于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貢獻

　　首先是司馬遷對先秦的歷史資料廣泛地進行了收集、匯總，并將其譜列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使中國第一次有了科學、系統、完整的古代歷史書。司馬遷依據《尚書》《逸周書》《國語》等整理了遠古“五帝”的傳說，整理了夏、商、西周古代歷史的輪廓;他依據《春秋》《左傳》《戰國策》等比較細致地整理了春秋、戰國的歷史，尤其是有關春秋時期的歷史相當清晰。《史記》寫戰國時期的歷史錯亂較多，這是由于戰國時期東方六國的史書，都被秦始皇燒了，司馬遷在沒有更多材料的情況下，能夠給我們理出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這么一個線索，給后來人研究戰國史提供了方便，對的讓大家吸收，不對的讓大家糾正、補充。總之，這是司馬遷研究古代歷史所做的第一方面的工作。

　　其次是司馬遷整理、譜寫了秦朝統一以來，以及秦末農民起義、楚漢戰爭和劉邦建國以后的西漢王朝前期的歷史。這一部分完全出于司馬遷的獨創。

　　當代人寫當代專制王朝的歷史麻煩很多，如果你一概歌功頌德，那當然沒有問題;如果你發表不同意見，或是揭露它的黑暗面，那恐怕就要倒霉了。但司馬遷居然也能夠把秦朝統一、秦朝末年以來一直到漢武帝這一百多年的歷史，寫成了今天《史記》中的這種面貌，就像班固說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司馬遷把漢武帝的功勞寫了，把他認為漢武帝該受批判的種種問題也都寫了，這可不容易。唐朝的劉知幾曾說，作為一個好的歷史家要有“史學”“史才”“史識”;到了清朝章學誠又提出一項“史德”。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杰出的歷史家，要有杰出歷史家的品格，要能夠實事求是，要能堅持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后代。人們認為司馬遷在這方面的確是高標獨樹，中國歷史上能夠做到像司馬遷這樣的很少很少。

　　《史記》的文學性與抒情性

　　《史記》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的寫法類似今天的小說，如《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廉頗藺相如列傳》《田單列傳》《荊軻列傳》《淮陰侯列傳》等等，它們都是詳細地敘述故事、生動地描寫情節場面、繪聲繪色地為作品人物設計個性化的語言。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史記》是一道悲劇英雄人物的畫廊。尤其是司馬遷的主觀情感有時又偏偏不在勝利者的一方，如楚漢戰爭的勝利者是劉邦，但司馬遷的同情卻在失敗的項羽一方;又如漢武帝的伐匈奴，真正為漢王朝建立豐功偉業的是衛青與霍去病，而司馬遷感情所凝注的卻是從來沒有打過什么勝仗的李廣。勝利者的業績自然是偉大的，而“失敗者”的表現也決不渺小。我們細讀一下項羽失敗后的東城之戰與垓下自刎;讀讀李廣失敗被俘后的匹馬逃回，憑著這些細節，我們稱項羽為“戰神”，稱李廣為“飛將軍”，誰能說不合適?這就是司馬遷如椽大筆的描寫工夫，是《史記》文學藝術的巨大成功。

　　《史記》文章充滿抒情性，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游俠列傳》，幾乎通篇就像一首抒情詩。又如《李將軍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外戚世家》等那種夾敘夾議，那種或悲悼、或憤激、或迷惘的悠游唱嘆，何等動人。魯迅稱《史記》為“無韻之《離騷》”，真是一點也不錯。《史記》中如《伯夷列傳》《日者列傳》《滑稽列傳》等等，其“人物”“故事”是否真的存在，我們似乎難以考查。范淑《題直侯所評紅樓夢傳奇》有所謂“說部可憐誰敢伍，莊騷左史同千古”;劉鶚《〈老殘游記〉序》有所謂“《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莊子》十之八九是寓言，《史記》中的一部分人物故事也恰恰就是寓言。在這里我們要思考、要體會的是它的說理是否深刻，而不必去穿鑿它所使用的“人物”與“故事”是否屬實。《史記》對我國后代寫人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吳曰法說：“小說家之神品得力于《史記》者為多。”(《小說家言》)丘煒爰說：“千古小說祖庭，應歸司馬。”(《客云廬小說話》)

　　由于《史記》是傳記體的史書，又由于《史記》具有很強的文學性，于是研究傳記文學的人們很自然地就把《史記》稱作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過去西方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但普魯塔克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91年。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早產生幾乎兩個世紀。《史記》在今天的思想意義其一是表現了進步的民族觀，認為中國境內各民族都是黃帝的子孫，是兄弟。這種觀點大體是起源于戰國時期，是司馬遷的《史記》全面表述出來的。這個口號已經被現在中國境內、境外，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所普遍接受。這個口號的本身不一定很科學，但是作為團結炎黃子孫的一個紐帶，一種理論，一種思想，兩千多年來，它已經形成為一種心理定勢，被普遍接受，于是就變成了一種偉大的精神力量。

　　其二是司馬遷認為經濟是一個國家強大的基礎。秦國為什么能夠統一六國?因為它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管仲為什么能把齊國壯大起來，能使得齊桓公成為“五霸”的第一霸?就是因為齊國能夠發展工商業。司馬遷主張工、農、商、虞四者并重，反對片面地“重農抑商”。司馬遷的這種主張被壓制了兩千多年，一直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再讀《史記》，才發現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原來如此進步。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為杰出的工商業者樹碑立傳，表彰他們對社會作出的杰出貢獻，這種眼光是很難得的。其中特別寫了孔子的學生子貢在經商方面的才能。他說子貢建立了很多跨國公司，無論他到哪個國家，那個國家的諸侯都得恭恭敬敬地出來招待他。他說孔子當時周游到一些國家，孔子之所以能受到這些國家諸侯的優禮相待，完全是因為有子貢，那是子貢花錢打點的結果。這雖然有點像是開玩笑，但司馬遷重視發展工商業是無疑的。

　　其三是《史記》對先秦與漢代所流行的儒家與法家兩個重要學派都有所批判，也都有所繼承。儒家所宣傳的“禪讓”，所倡導的“德治”“仁政”與“大公無私”“身體力行”等等，都被司馬遷所接受，并在《史記》中構成了自己所夢想的模范政治與模范人格，諸如堯、舜、禹、文王、周公等等。但司馬遷又重視法制，他描寫了吳起、商鞅、趙武靈王、晁錯等一批勇于推行變法，甚至為推行變法而付出了生命的人物。《史記》中有《循吏列傳》，特別歌頌了秉公執法的李離，由于他在執法過程中因誤判而錯殺了人，于是堅定地將自己判為死刑，引咎自殺;又歌頌了堅持原則的石奢，石奢出于為國執法，不得不照章判定了自己父親有罪，而自己又從親情上感到對不起父親而毅然自殺了。《史記》中這些有關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與實踐，對后代的思想家與政治家都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其四是《史記》里歌頌、贊揚了一種積極而又奮發有為的生死觀和價值觀。《史記》所歌頌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有積極上進，勇于為國家、為社會作貢獻，都想要轟轟烈烈干一番事業的特點。這些人也可能是為了某種道德觀念，或是為了個人的某種利益或揚名，對此我們不必過多追究，關鍵是看他們客觀實踐的效果。不光是司馬遷喜歡的英雄，像管仲、晏嬰、陳涉、項羽、李廣、郭解是如此;即使是他比較討厭的人，比如像李斯、主父偃等也有這種抓緊機會干一番事業的特點。

　　推薦幾種注本

　　《史記》問世已經兩千一百年了，生活在現代的讀者要想比較準確地讀懂《史記》，就得有個合適的注本。在這里我提出幾種供大家參考。首先是“三家注”。所謂“三家注”是劉宋裴骃《史記集解》、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三種注本的合稱。這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史記》注本。這三種注本原來都是各自成書，到了北宋，開始有人將三種注本打散，統一地穿插、編排于《史記》的正文之下。今天我們所使用的中華書局組織點校的《史記》，就是這樣的一種合刻本。“三家注”對《史記》原文的校勘、對文章史實的考辨、對地理、名物的注釋等等，都做了篳路藍縷的開拓，其貢獻是很大的。

　　其二是明代后期凌稚隆編撰的《史記評林》。此書以《史記》三家注為基礎，通過眉批、篇后評語等方式，對上起漢代下至明代有關司馬遷與《史記》的評論資料廣泛地搜羅匯總外，還對《史記》原文的校勘、詞意的解釋、資料的來源，以及對《史記》文章寫作方面的評論都廣為收集。從而很有助于讀者觸類旁通，開心益智，對研究工作與撰寫文章很有裨益。

　　其三是今人張大可的《史記全本新注》。本書的第一個特點是早而全，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史記》全書進行簡明注釋的較早的一種，1990年由三秦出版社初版，其后又由其他出版社出版過多次。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是簡明，它以簡潔明快的語言疏通原文語意，以及解釋音、義、人物、地理、職官、典章制度等等，一般不作引證，歧義只注一說。本書的第三個特點是創新，它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為底本，將《史記》原文、褚少孫補文、附記太初以后的大事均用不同字體區分排版。在行文中又用“序論”“題解”“簡論”為導語，以導出編寫者的個人見解、或評或論等等。

　　其四是韓兆琦編著的《史記箋證》。本書的最大特點之一是注釋格外詳盡，內容包括原文校勘、讀音釋義、資料來源、史實辨正，以及文章寫法、作者寓意等等。其二是本書匯集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評論資料，特別是匯集了地面上的古跡遺存與近幾十年來的考古發掘等等。此外還收有相關的歷史地圖與文物圖片二百多張。本書是對《史記評林》編寫方法的進一步擴充與發展。全書500多萬字，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初版，2009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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