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大智周恩來》，作者 胡長明，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周恩來與道家文化

　　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有不少人通曉中國傳統文化，而周恩來和毛澤東又最為突出。周恩來幼承庭訓，求學期間又刻苦自勵，對博大精深的國學涵詠默會，故對于儒、道、墨、法等傳統學派均有精到的體悟。但中外人士談及周恩來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時，大多十分強調儒家文化對他的影響，這方面的言論實在是不勝枚舉。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指出：周恩來的教養，“來自孔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應具有的品德、智慧、尊嚴、寬厚、仁慈、決心和剛毅”。不錯，周恩來生長在一個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時代強調“誠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張待人處事要“端賴良心”，特別富于道德踐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讓人將之與儒家“內圣外王”之道聯系在一起。周恩來的許多優秀品質如積極人世、憂患意識、仁慈厚道、清廉儉樸乃至忍辱負重，確也能從儒家文化這個龐雜的思想體系中找到淵源。但我認為，僅僅專注于從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讀周恩來與傳統國學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周恩來對道家文化的研究和體悟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道家文化對他的影響和啟示決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來在青年時代就對老子哲學懷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顯的揚老抑孔的思想傾向。春秋時代，是中國文化的軸心時期，那時社會秩序失范，天下大亂，于是異說競起，各展風姿。周恩來在解釋孔、老哲學產生的原因和用意時說：“且孔氏亦值是時，尼山設教，倡仁義之說，秉先王之法，學者風從，幾移完域。老氏際此，其不入于孔者幾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禮之日，未嘗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盡脫于羈摯，所行又多限于繩規，乃不得不超乎世俗，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爭，寧退讓保故有之我。棄禮滅義，剖斗折衡，豈無因而發哉?”老子比孔子年長20歲左右，曾經為周王室守書，博覽文典，又經世變，對成敗禍福之道體悟極深。在周恩來看來，老子的明哲之處，就是他知曉孔子“所言未盡脫于羈摯，所行又多限于繩規”的局限性。換句話說，就是儒學明于知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義出，大道廢;智慧出，有大偽”。鑒于當世人“假仁義以濟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亂象，老子不得不站出來發抒己見，雖言多憤辭，但目的無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見素抱樸的正道上來。

　　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特別強調：那種認為老子主退讓便是失去了競爭之旨的觀點是膚淺的，因為既然一味主退讓，老子又何必為道德五千言，“發為文章，與孔氏爭學理之長短哉?”魯迅曾在一次演講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關乎人事，一個人既然寫詩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講“兼愛”，楊朱講“為我”。 墨子講兼愛當然要著書;楊朱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真正的“為我”。因為一旦寫出書來給別人看，便成為“為人”了。周恩來與魯迅一樣，不愧為英雄巨眼。他認為老子既然著書，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無為之說，實際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來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并提，確認它們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變的真諦。在他看來，世界上的各種學說(包括孔教、耶穌教和佛教)中，對生死存亡闡發得最為通達的，無過于老子和赫胥黎。這兩家學說，一派主退讓，一派主競爭，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爐，實則“二氏固未為冰炭，且所持之道，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來“深思”后的見解是，老子主“無為”，實際上是想做到“無不為”;老子講柔弱，而柔弱卻可以勝剛強，比如水至柔，卻無堅不摧;舌至柔，但齒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謙沖處下，但謙沖方能受益，如江海為川谷所歸。這便是老子所謂“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的精義所在。退讓與競爭看似矛盾，實際上卻有某些相通之處。對于周恩來的見解，他在南開的國文教師深有同感，評論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識，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稱贊周恩來能將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傳出，識解迥不猶人”。旅日期間，周恩來又在日記中寫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學’、‘行’三者，能順著進化的軌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將“自然的妙理”與“進化的軌道”并稱，恰恰是周恩來以前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為早年便對老子哲學有過濃厚的興趣和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來后來與人談論老子哲學時也頗能駕輕就熟。1939年，他在故鄉紹興與《戰旗》雜志社的曹天風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曹天風說：“道家思想對于革命、對于社會改造雖然無用處，但對于個人修養卻是有幫助的，能使自己過好‘黃金關，權利關，美人關’”。這時周恩來反問道：“道家最精彩的話是什么?”曹天風一時回答不上來，周恩來笑著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話了吧?”從老子五千言中選出這十二字作為最精彩的話，顯然是比較推求的結果。雖然周恩來在20世紀30年代才講這番話，但這個認識應當說在青年時代便形成了，因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義宇宙觀和人生觀最為集中的表達。

　　《道德經》云：“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這就是說，雖然“道”使萬物產生、繁殖、成長、發育、結果、成熟，但又不據為己有，不恃為己功，不主宰它們。所謂“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這就叫“玄德”。老子在這里闡述的本來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但它卻可以轉化為一種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觀，周恩來正是這樣做的。

　　誰都承認，周恩來有著儒家、墨家那種積極入世、勵志勤苦的精神，對世界、對人類有脫不開的情緣。他像他所推崇的諸葛亮那樣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但我們只要仔細尋味便可發現，周恩來又呈現出一種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點。他對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夠忍受勞苦乃至屈辱，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光和熱，給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遺愛。人們往往驚嘆他做入世之事的專注和投入，卻很少去考量在這種態度的背后還有何種精神底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最能傳達出周恩來人生哲學的神韻和境界。他在青年時代就樂于為公眾“服役”，但這種“服役”絕沒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幾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絕對命令”。

　　在成為職業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與共產主義理念在周恩來的頭腦中產生了共振效應，從而使他一步一步地邁向人格的巔峰。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發現，周恩來在談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時，總是把聚光燈的焦點只對準毛澤東一人。他對任何宣傳他個人的形式和內容都加以勸阻。江蘇淮安縣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舊居所在地辦個紀念館，他始終沒有同意。周恩來對功勞緘口不言，但對錯誤卻公之于眾。他說：“錯誤要逢人就講，既可取得同志的監督和幫助，也可以給同志以借鑒。”1961年，有次周恩來在上海與文藝界人士座談時，有人提議他把自己豐富多彩的一生寫成一本書，他笑了笑說：“如果我寫書，就寫一生的錯誤，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讓活著的人都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在黨內，周恩來做檢討的次數恐怕是最多的，他動輒講自己過去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的某些錯誤，以致陳毅元帥后來都有了厭倦之感，說你那點事我們都知道了，用不著再說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曾特意將《史記·汲鄭列傳》推薦給周恩來閱讀。汲黯、鄭莊在漢武帝時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習治黃老之術。也許是毛澤東贊賞汲黯、鄭莊不謀私利、忠心輔國的品德，認為他們與周恩來的為人有某些共通之處，所以才將他們的傳記推薦給周恩來。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凌晨讀史記汲黯、鄭莊列傳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實上，周恩來比起汲黯、鄭莊來，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體現了不以有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無大有的辯證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終不留言，死不留灰，屬于那種事情做完，轉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對周恩來的影響并不局限于人生觀、道德觀方面，而且在其治國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來對中國政治史有極深的體悟。早在1939年他就說過：“我們不但要做黨的領導者，還要做一個治國的人才。如果參加中國的治國，不懂科學，不懂中國的社會歷史，那怎么治國呢。”治國要懂科學，人人都會明白，至于治國還要懂“中國的社會歷史”，則不是人們一下子能體會透徹的。但只要我們留意和分析便不難發現，周恩來在治國中廣泛吸取了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中可資借鑒的東西。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顯受到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所謂“無為而治”，絕不是無所作為，無所事事，其實質在于與民休息，講求政策的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保持一個安定無擾的秩序，讓人民在平穩體制所提供的廣大空間中自由地謀求福利。

　　歷史上有名的“蕭規曹隨”，展示了漢初宰輔“返淳守樸、唯施是畏”的治國風范。那時政治上幾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漢朝最有名的相國蕭何鑒于民眾痛恨秦之酷法，“順流與之更治”，甚至冒死為民請“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蕭何死后，曹參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曹參極為推崇黃老之術，對漢初法令守而勿失，所以時人對他的評價是“載其清靜，民以守一”。此后文帝景帝時的鄧章、王生、田叔、司馬談等亦貫徹曹參的思想，講求“無為而治”，其結果是到漢武帝時，太倉之粟溢出倉外，府庫之錢年久索斷，窮困已極的天下一變而為物阜民康的社會。北宋有名的宰輔趙普和司馬光，深為周恩來所推許。這兩人皆以道家政術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別是司馬光，他與王安石論戰，便公開以黃老之術為奧援，反對王安石喜激昂、務更張的政治做派。在司馬光看來，王安石拋棄老子的“無為而治”，轉而大事興革，是不幸流于“淺丈夫之謀”。由此可見老子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綱領》。這是一部新民主主義的建國綱領，意在使各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達到恢復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周恩來鄭重指出：“按照《共同綱領》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會逐步具備和成熟。”所謂“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實際上就是與民休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新中國成立之前，社會經歷了長期的征伐和戰亂，這與漢朝立國時的情形頗有相似之處。此時最明智的辦法就是“無為而治”，讓人民平穩地創造和積累財富。周恩來在建國初期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將各項事業納入《共同綱領》的軌道，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1952年2月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任務》一文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已經安定”，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應“轉到經濟建設方面，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上說：“我們現在還是新民主主義階段，我們還是要根據共同綱領的精神辦事。”1953年1月下旬到2月初，周恩來主持起草了全國政協四次會議政治報告的修改稿。這份修改稿在簡述建國三年多來的成就之后強調：“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已經加強。”

　　周恩來以上“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安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等觀念，與劉少奇1951年3月提出的“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的思想，都是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合乎邏輯的發展和深化。但不久“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卻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這一批評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其實是一種誤解，劉少奇從未在文章和講話中使用過這樣的提法。

　　1954年，《共同綱領》結束了她的歷史使命。緊接著從1955年起，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變革步入了一條“務激昂、喜更張”的道路，即所謂“不斷革命”，往往是一個階段立足未穩，就向下一個階段轉變;一項政策的應有效果尚沒有體現出來，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理想主義沖動驅使下的過多過急的改革，不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導致社會的擾攘不寧。由此一來，如何在理想主義激情與國家和社會的實際需要之間搞出一個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為周恩來苦思焦慮的問題，因此著名學者李銳說周恩來是歷史上最難當的“宰相”。我回顧這些往事，無非是想說明，周恩來的確是一個既擅長革命又長于治國的政治家。對他建國之初的政治思想，我們不能僅從字面上去理解，還應當聯系中國的社會歷史，作進一步的文化闡釋，方能窺見周恩來在進行政策設計時的深層心態。

　　在治國理念上，周恩來還推崇“無為而治”基礎上的“無我之境”。作為舉世公認的行政雄才，周恩來歷來把政治管理當作一門精湛的藝術來對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長地指出：“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顯然，這與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脈貫通的。在周恩來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應當把自身的活動“消融”在人民的創造過程之中，“無處無我而又看似無我”。如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和施工，本來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當人民大會堂落成時，他考慮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績，而是一再感謝那些為工程的順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們，他甚至特意安排搬遷的群眾回來參觀并觀賞文藝演出。他的無私和淡出，給中國人留下了悠遠的回憶，也為東方式的管理樹立了一座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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