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缺失論，一般是基于具有終極性、神圣性特征的宗教信仰判斷，認為中國人沒有信仰，才會出現當下社會這種或那種問題；并且認為那種遇事求神拜佛、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功利化、庸俗化的信仰方式，等同于沒有信仰，因為這種信仰無法構成一個社會普遍的價值規范，無法基于這種信仰認同而最終建構一個社會準則。

         中國人有無信仰，很難以宗教信仰的標準來判定

       以西方基督教信仰標準來看，中國是沒有宗教及其信仰的。但是，如果說中國社會沒有信仰，卻不一定真實。關鍵是信仰如何定義。一般而言，宗教信仰可以分為一神論、多神論、泛神論與無神論等類型，還可以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民間信仰、文化信仰等類型的劃分。中國人有無信仰，很難以宗教信仰的標準來判定。

       如果不以宗教信仰或信仰宗教來為當代中國人的信仰進行定義的話，中國人并不缺信仰，中國人的信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政治信仰層面，中國有八千多萬中共黨員，一億共青團員；宗教信仰層面，官方說法，中國社會信仰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者一億多人(學術界則有三億多人等不同說法)；民族民間信仰層面，依族群、語言、傳統及其地域的相異而各有不同；至于文化信仰層面，儒教的信仰者以漢族為主體，人數更是難以統計……

       既然中國人的信仰如此豐富多樣，為什么普遍的看法卻是與此相反，認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的問題是信仰缺失呢？一個最基本的理由就是：人有信仰不是問題，關鍵是這些信仰之間太缺乏認同、太私人化了。更重要的，個人的利益追求往往要高于、大于這些信仰。信仰及其信仰方式無法神圣起來，以至于對國家、對社會無甚作用。從整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來看，這就是信仰缺乏認同，缺乏基于信仰認同而構成的國家意識與社會價值規范。

       一份全國抽樣問卷數據顯示，在人們期待的理想社會類型之中，與人際關系和諧的社會”、生活環境優良的社會”等選項相比，人們對有信仰的社會”的期待與認同，比例是最低的，只有7.4%。由此可見，有信仰卻無最起碼的認同，幾乎就是信仰的缺失。       

       缺的是具有普遍性認同的信仰

       有錢能使鬼推磨”，曾經是普通老百姓有關神靈信仰的一種說法，但卻說明了民間信仰及其方式的一個特點，這是大眾信仰功利化與世俗化、難以構成社會價值規范的一個主要原因。

       以天地君親師為核心的傳統信仰格局，信仰的重點落腳在君、親、師若干人物身上。倘若這些人物及其代表、象征的權力不出問題，信仰方式則有可能不會出問題，但是，他們一旦有所墮落，或者是失去了固有的地位與聲望，老百姓的信仰也就失去了方向，無法認同而無所依賴，促使這種以大人物為對象的信仰方式，很快呈現嚴重的缺失。文革”時代之后的1980年代出現的所謂信仰危機”即屬這種情狀。

       至于在佛道教等傳統信仰與東漸入華的基督宗教信仰之間，也受影響于日益強化的民族民粹主義的信仰主張。這種信仰主張強調本土傳統信仰與外來宗教信仰之間的華夷之辨，認為強大起來的中國人不應當信仰外來宗教，主張以民族信仰共同體為標準，重建一元化的民族信仰。這樣也會導致中國人究竟還有沒有真正的信仰這一巨大的困惑。

       政治信仰層面，則是由于部分黨員、特別是部分高級干部的腐敗，甚至是利用手中的職權從事看風水、求神算命、修葺祖墳等各種迷信、巫術活動，進而導致了政治信仰難獲普遍社會認同的神圣性斷裂，出現了信仰成為口頭禪、信仰不被認同等現象。

       信仰認同與法治中國

       基于傳統中國的天地君(國)親師”信仰方式，傳統父母官、天子、圣人等大人物，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對象。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親師被轉成天地國親師，而近代政黨政治所建構起來的主義信仰”，實際上就把這種傳統信仰方式，置換成為對領袖、政治的信仰與認同。然而，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當政府官員直接成為經濟利益主體，信仰缺失的問題就會自然產生出來，甚至構成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入深水區，解決上述信仰缺失等問題，僅僅是傳統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可說是無濟于事的。因為這種傳統信仰方法，無法解決社會大眾對于政治及其代表的信任危機。所以，當代中國人的信仰問題，既關乎個人的精神關懷、信仰認同，同時也是民主、法治中國建設的基本內涵之一。

       毋庸置疑，政治信仰源自于領導者、公權力掌握者或社會治理代表。依中國人的信仰慣習，人們對領導、官員、統治者的信從，根源于他們人品道德的高尚，天人之際，替天行道，足可為天下典范。然而，當這些官員們的道德行徑出現差錯，楷模失范，那么，其所內涵的信仰范式也隨之消失，其象征權力則同時衰落。

       正因如此，解決公共權力層面的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機”，應該用人們熟知的民主法治”方式，做成楔子”植入公共權力領域，使他們牢記公民才是社會主人，使他們明白貪污瀆職、損害公民利益的罪行，必將受到法律制裁而絕無例外。只有這樣，干部中因所謂邪念糾結”而形成的信仰缺失”問題，才能夠真正解決。

       信仰要有認同，認同在于制度。既要解決信仰什么的問題，也要解決如何信仰、信仰實踐與信仰認同的制度規范問題。一個社會之神圣與崇高的信仰構成，離不開一個好的社會：民主、平等、公正、法治、文明。為此，解決國家政治層面之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機的基本方法，是民主法治；解決宗教層面信仰私人化、功利化的基本方法，是多元共治，基于核心價值觀認同，在國家與社會層面建構普遍而公共的認同方式；至于解決社會民間層面的信仰交往界限的融通，則是信仰對話與信仰實踐方式的民主與公正。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tbbh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