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左慧元 左昂 尚冠華

禹王碑出現之歷史背景：宋代文教興隆，文人墨客爭尋禹王碑

其實今天看來禹王碑是否是古代水利先哲的手跡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它的出現、流傳以及內容是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不可估量的文化價值的。前文已提到宋代黃河頻繁的災害使朝廷重視水利，宋代在治理黃河及其它河流上的確下了不小的功夫。同時，在輿論上做文章，鼓舞民心，亦事所難免。

文教鼎盛的宋代（資料圖 圖源網絡）

當時現世“禹王碑”是與宋代開明的文化政策不無關系的。宋太祖趙匡胤深受后周“興文教，抑武事”（見司馬光《稽古錄》）的影響，崇尚文治，這種抑武佑文的基本國策促進了宋代文化的高度繁榮，思想文化空前活躍，程朱理學、市民文化、詩詞散文、史志典籍、書法美術等等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出現一大批文化史上不朽的人物。在“興文教”的大背景下，尋覓禹王碑、釋解禹王碑、詩頌文記禹王碑成了宋代文人墨客的時尚。

楊慎禹王碑釋文之根據：中華典籍中大禹治水之事跡

對禹王碑的譯釋在楊慎之前不乏其人，楊慎對禹王碑的譯釋在古代甚至今天都是權威的。以楊慎的學識及身份譯釋禹王碑被認可是很正常的。對這種非鐘鼎、非甲骨，非草、非篆的字符的譯釋，楊慎沒有可靠的依據，“皆臆胸所度”。

楊慎是很聰明的，其并沒有拘泥文字學的一般理論，而是大膽直抒胸臆。楊慎的釋文的依據就是大禹治水的傳說：帝堯時期天下洪水橫流，泛濫天下。鯀被推舉治水，鯀采用筑堤障水的方法，雖經多年的努力，治水沒有成功。禹受命治水后，總結其父鯀的治水的經驗教訓，努力探索治水的新辦法。他“身執耒耜，以為民先”。（見《韓非子·辭過》），“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見《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帶領氏族群眾，艱苦奮斗，走遍了黃河上下、長江南北，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制服了天下洪水。禹又“盡力乎溝洫”（見《論語·泰伯》），“浚畎澮而致之川”（見《史記·夏本紀》）。由于平定了水土，“衣制食備，萬國其寧”。大禹被尊崇為千古治水英雄。大禹在治水過程中“智營形折”，正確認識洪水的運行規律，采用科學的治水方法，主張“高高下下，疏川導滯”（見《國語·周語下》）。

大禹治水（資料圖 圖源網絡）

大禹治水的事跡在先秦文獻中幾乎都有記載，在《尚書》、《詩經》、《墨子》、《孟子》等史籍中記載頗詳細。楊慎可謂費盡心機，譯釋的77個文字高度概括了大禹從受命治水到水土平定的過程及其表現出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精神，符合大禹治水的傳說和史籍的記載。這應該是楊慎的釋文被認可的根本原因。

大禹治水之意義：塑造了堅韌拼搏的中華民族精深

禹王碑之所以在宋代以后廣為流傳有其內在的原因和文化的因素。大禹治水的活動及有關傳說在中國水利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它是中國歷史上民眾第一次運用得當的方法并取得成功的治水活動，譜寫了華夏民眾治水的第一頁。大禹治水成功，直接的效果是洪水消退，水土得以平定，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在治水過程中加強了各個部落聯盟的聯系和協作，原來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部落被以行政區劃分的“九州”所代替。

治水活動不僅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也對國家的產生和文明進步起到了推進作用。尤其是大禹治水活動中表現的不畏艱險、一往無前的大無畏英雄氣概一直鼓舞著后人前赴后繼不斷與洪水等自然災害作頑強的抗爭，這種精神經過千百年的磨煉，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大禹被崇敬為神，被人們頂禮膜拜。它的文化意義遠遠超過了治水活動本身。

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資料圖 圖源網絡）

大禹治水活動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于是，反映大禹治水的碑刻又被人戴上大禹治水工成親自撰寫的光環，禹王碑同大禹的英名以及治水的傳說在九州大地世代相傳。各地的禹廟、水神廟、龍王廟及水事工地等紛紛到岳麓山摹拓禹王碑，轉刻成石碑樹立，表達對大禹的敬仰、對大禹治水精神的繼承，激勵人們同洪水等自然災害作頑強的抗爭。

不管禹王碑是否是水利先哲的手跡，也不管楊慎的譯釋是否符合原碑的含義和我們今天如何理解它，但它記述了有史以來華夏先民征服全國性洪水災害的壯麗的一頁，顯現了華夏先民赫赫功勛，反映了古代勞動人民戰勝自然災害的強烈愿望、艱苦卓絕的抗爭精神、無窮無盡的聰明才智和勤勞無私的品質。它是中國古老水利事業發展的歷史見證，是華夏民族文化的一塊璀璨的瑰寶。

（本文由騰訊道學根據《禹王碑辨讀》一文整理、節選發布，作者左慧元、左昂、尚冠華，選自《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1期。）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tbbh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