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出土文書證明道教在魏晉時期已經流行西域

　　道教傳入西域，并無明確的時間，但至遲在公元5世紀初在高昌地區已較流行了。吐魯番出土的幾份文書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信息。

　　一件北涼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高昌墓葬的“韓渠妻隨葬衣物疏”，文書的后面寫有：“時見，左清(青)龍，右白虎。書物數：前朱雀，后玄武�！酢跻�。急急如律令。”

　　另一件北涼真興七年(公元425年)的“宋泮妻隗儀容隨葬衣物疏”中，末尾寫有：“辛(幸)關津河梁不得留難，如律令。”

　　還有一件北涼緣禾六年(公元437年)“翟萬隨葬衣物疏”中，也寫有“延壽里民翟萬去天入地，謹條隨身衣裳物數如石。時見左清(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公元587年 高昌國延昌二十七年 高昌隨葬衣物疏

　　這幾件隨葬衣物疏中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是道教的四大護衛神。中國古代神話早就有關于青龍、白虎、朱鳥(朱雀)、玄武的傳說。葛洪《抱樸子·雜應》描述老子(即太上老君)的形象時說：“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玄武是神話中的北方之神。龜蛇合體;朱雀位在南方。《札記·曲禮上》記其方位為“行前朱鳥，而后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原本是對天上星辰二十八宿的概括，古稱四靈，后被道教吸收，成為道教老君的護衛和儀從了。“律令”、“急急如律令”為道教常用的符咒用語。律令是道教中的鬼神，行走如飛。衣物疏中的這些道教用語，是表達死者靈魂有四方神靈護佑，直達天宮的意愿。上述韓渠妻隨葬的紙鞋底上還寫有一個“騭”字，為升天之意，出土的“衣物疏”中也常有“攀天絲”、“登天衣”的字樣，都是道教講求的升玄飛天、羽化成仙的信仰，在道教徒喪葬儀式中的體現。

　　漢墓出土青龍磚雕

　　這表明，在魏晉時期道教便已在高昌和西域其它地方十分流行了。

　　秦漢時曾有大量漢人在西域活動

　　吐魯番古國遺址 黃土版筑的交河故城

　　道教傳入西域，主要是隨著內地信仰道教的漢人在西域的活動而傳播開來的。秦漢時期即有大量的漢人在西域活動。漢族為西域諸族之一。魏晉時期，高昌地區成為漢人在西域的主要活動區域，出現了由內地四大豪門闞氏、張氏、馬氏、麴氏建立的漢族政權，又有大批內地漢人遷入。漢人不僅將佛教文化、儒家思想，也將道教信仰帶來西域。因此，魏晉至隋唐，是道教在西域和高昌比較流行的時期。

　　西晉道士王府造《化胡經》

　　敦煌莫高窟曾有《老子化胡經》殘卷出土，內稱：“我昔化胡時，西登太白山，修身巖石里，四問集諸山，玉女檐漿酪，仙人歌經文天龍翼之后，白虎口馳，玄武員鐘鼓，朱雀持幢幡�；�胡成佛道，丈六金剛身，時以訣口教，后當存金文，吾升九天后，克木作吾身。”《老子化胡經》為西晉道士王浮，根據東漢以來流傳的種種有關老子化胡的傳說所造，說老子曾西出陽關，經西域達天竺，化身為佛，教化西域胡人為浮屠，佛教由此而產生等。

　　敦煌寫經 老子化胡經卷第一 唐 大英博物館藏

　　道教編此經說，是為宣傳佛道同源和老子轉生，以抬高道教的地位。但此經傳出后，立即引起佛教的反擊，佛道兩家為此長期激烈爭論，到元代時此經已被焚毀。但是，產生于春秋時期的道家思想，隨著漢人來往西域而早在西域傳播，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老子顯化西方諸國

　　道教既傳入西域，也必有供道教信徒修道、祀神和舉行宗教儀節的場所，即宮觀。宮觀一般按建筑規模大小，規模宏大而且祀奉天尊(即老子)、玉帝諸高級列神的稱宮或觀，規模較小，奉祀民俗眾神的稱廟或道院。宮觀通常由神殿、膳堂、宿舍和園林四部分組成，建在風景幽雅的山林之中。道士多以道觀為家，一般信徒則在自家居住。

　　史料中記載的西域道觀

　　西域的道教宮觀情況，史載不詳，只有在出土文書中略知一二。

　　敦煌出土的《沙州伊州地志》殘卷中記載，唐代伊州(哈密)三縣共有3座道觀，即伊吾縣的“祥麰觀”、“大尹觀”，柔遠縣的“天上觀”。又據大谷光瑞文書，高昌有“周樓觀”、“口湯觀”等。唐初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曾下詔，各州縣只得保留道觀一座，京城只得留道觀兩座，所以文書提到的道觀為數很少。但既有道觀，說明高昌、伊州的住廟道士亦有相當的數量，而居家的道教信徒則為數更多。

　　三教合流 并修不悖

　　道教傳入西域以后，與內地的情況一樣，很快與佛教和儒家思想互相融合，吸收佛教的教理及修行儀式，“以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道、釋、儒三教合流，融為一體，并修不悖。這也是西域道教思想傳播的主要特點。特別是高昌人的道教信仰上，已完全融合了佛教的內容。

　　一件高昌重光二年(公元621年)的“張頭子隨葬衣物疏”，結尾寫：“大德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張頭子持佛五戒，專修十善，昊天不吊，今于此月四日奄喪盛年，逕涉五道，任意聽(過)，幸勿呵留。時人張堅固，倩書李定度。若欲求海東(頭)。若欲覓海西辟(壁)。不得奄留遏留亭(停)，急急如律令。”一件高昌延壽九年(公元632年)“吳君范隨葬衣物疏”結尾也寫有：“佛弟子清信士吳君范，持佛遐令，永保難老，昊天不吊，……幸勿呵留，任意聽過。倩書張堅固，時人李定度。若欲求海東頭，若欲覓海西壁。不律令不得往。”

　　隨葬衣物疏里的“張堅固”、“李定度”，是作為制作衣物疏的一種“見證人”，他們是道教里人格化的自然神祇，可以保證讓諸神受命的衣物疏具有權威性。“律令”則是道教常用的符咒語。這些衣物疏所反映的道教色彩十分明顯，應為道教徒所有。但同時，佛教的特點也十分明顯，如“佛弟子”、“比丘”、“五戒”、“十善”等。

　　天梯山彩塑一佛二菩薩 佛道共佑西域漢族人

　　其中，“五道大神”指佛教輪回五界的住持，掌握著人們死后輪回的命運。在一份“衣物疏”里，同時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及張堅固、李定度等道教神靈和五道大神的佛教神靈庇護，充分說明了在高昌道教徒和一些佛教徒的思想信仰里，這兩種信仰已融為一體，相輔相成，道教徒相信佛教神祇能保護其靈魂直達天國，佛教徒也不在乎道教天神為其護靈。

　　求神拜佛 西域信教漢人很難區分佛教徒與道教徒

　　這種釋、道合流的信仰特色，在高昌喪葬儀俗里表現得十分突出，而在日常的宗教生活中也應當是如此。這與漢族人歷史上形成的宗教崇拜價值取向的多樣性、不專一性和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宗教意識傳統是一致的。求神拜佛，祈福消災，求亡靈早日升天等，只要能滿足暫時的、實用的宗教需求，并不在乎他是哪方神祇，也無需刻意追求宗教教規、禮儀的形式和內容。這是漢族人普遍的宗教心理特征，因此，在信仰宗教的漢族人群里，是很難嚴格區分佛教徒與道教徒的界限的。

　　唐宋時代，道教受到統治階級的極力推崇，在內地已臻于鼎盛，而西域的情況缺乏記載。西域在唐代已歸屬于唐朝，與中原的聯系更加密切，漢人在西域的活動也十分活躍。據此分析，西域高昌等地的道教也是應當很繁盛的。然史無記載，一方面是在宗教上，佛教居于主要地位，多為王室貴族社會上層所崇奉;另一方面，道教漸與佛教融合，并且主要為一部分漢族百姓信奉;再則，西域的道教，既沒有如中原道教那種獨成體系、博大深遠的道教文化，也沒有形成如同西域佛教那種豐富多彩、富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佛教文化，所以，并未引起史家的注意。

　　道教在西域其他民族中是否也曾流行？

　　道教除在漢人中流行外，在西域其他民族里是否也有流行，因缺乏這方面可靠的資料，難以作出肯定的結論。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一張高昌和平元年(公元551年)的道教符箓，符箓上繪有天神，左手持大刀，右手持長叉，其中“朱繪天神”的衣帽，有學者認為，“似為民族服飾，不類通常所見之道教神圖”。以次說明道教在高昌地區已有不少民族信仰，似乎證據不足，還有待于更多的考古資料加以證實。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高昌、伊州等地的道教信仰者，主要應為漢人。

　　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道教符箓上繪有天神，左手持大刀，右手持長叉

　　西域其它漢人較為集中的地區如龜茲等地，也應有道教的活動，但同樣缺乏歷史記載或考古發現，只能作出這種推測。道教的思想和某些習俗，通過道教在西域的傳播，對其他民族和宗教產生一定的影響，是符合情理的。吐魯番發現的元代回鶻文刻本里，有講八字命運的內容，文書最后三行譯成漢文意為：“金命的人白而富，木命的人青而富，水命的人黑而富。”信八字是道家的思想�？梢娺@種思想也影響到了回鶻人當中。

　　道教在元初西域漢人中也曾相當興盛

　　元初，在成吉思汗征服中亞的過程中，有大批內地漢族士卒、工匠、商人等，隨蒙古軍隊遷入西域各地，其中有不少人是道教徒。成吉思汗為求“保養長生之秘術”，邀請全真教道士邱處機前來中亞。公元1220年，邱處機率18人從山東萊州經蒙古草原、別失八里、阿力麻里(伊梨)到達撒馬爾罕。行至別失八里，邱處機受到王宮、士庶、僧、道數百人的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后來，在阿力麻里遇見了留駐在這里的漢族道士張公。張公為察合臺汗的大臣，他請求這位全真教首領為這里的道教徒布道，并匯報說：“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余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在撒馬爾罕也有許多漢族工匠雜居城中。可見，元代西域的道教也很活躍，傳播到了漢人足跡所能到達的地方。

　　元末、明代至清初，道教在西域幾乎無傳，是與這時期地方割據政權和伊斯蘭教在各地的興起，漢人往來西域有所減少的背景有關。至清朝統一新疆，又有大批官兵西遷，道教復又傳入。

　　道教文化在西域的遺留不多。和靜縣出土有一件東漢時期的文物“四神規距鏡”，直徑10厘米，外側有用淺浮雕法鑄出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圖像，邊沿還有一圈篆書銘文：“尚方作競(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曙嬘袢�饑食棗，浮游天下敖(遨)四海。”這面銅鏡顯然是一位漢人道教徒使用的遺物。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的絹畫“女媧伏羲圖”，圖面伏羲女媧下身成蛇纏繞在一起，伏羲持距，女媧持規，背景是日月星辰，表達了陰陽結合衍生天地萬物的道家思想。有一處唐代墓葬，墓室繪有云紋、飛鶴、童子騎鶴圖案，穹窿上繪天漢圖，中有二十八星宿和月輪，玉兔持桿搗藥，左側有蟾蜍，藻井繪有忍冬紋，伴出十二生肖陶俑。反映的也是“長樂未央，永受嘉祥”的成仙成道思想。道教藝術對佛教的影響，也可以從高昌佛教繪畫、音樂等藝術里，看到佛道雜染、相互融合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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