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正世》中的這句話表達了先秦法家的歷史觀和改革精神的宏大氣魄，如果說到“實踐理性”，應該說這句話最為貼切和最貼近實踐。

　　慕古是由來已久的歷史觀，表現為對先王、祖宗和先王之道的崇拜、敬仰和尊崇，是最普遍并具有主導性的觀念。商代卜辭充滿了這類記載，到西周出現了“先王之道”這一神圣的觀念，與“先王之道”相近的還有先王之制、先王之教、先王之禮、先王之命等等。到了春秋，隨著社會的變遷和動蕩，出現了三種先王觀，一種是守舊的先王觀，認為先王之道不能稍有變更;二是批判性的先王觀，即以先王為旗號對現實違逆行為進行批判;三是提出“先王何常只有?”即先王沒有固定之法。叔向批評子產改革違反了先王之道，子產回答說，我顧不上那么多，我要的是“救世”。到了諸子百家之時，先王觀依然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人們探討現實問題時，總愛回味一下歷史，企圖從古今關系或古今對比中，找到一把解剖現實的刀子。于是，古今問題便成了諸子們討論的一個熱門題目。孔子認為歷史的過程是個損益過程，到周代達到了文明的高峰，于是發出“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一切遵從周制。他對“今”投以卑視的目光，似乎只有損而無益，像從高峰掉進了深谷，希望重新爬回到周代的高峰。老子承認在技術和知識上今比古都有了無可比擬的進步，不過在他的曲光鏡下，這又是人類的變態和墮落，違反人的自然本性。墨子認為生產技術今勝于古，而道德今比三代要壞得多。孟子言必稱三代，主張一切率由舊章。

　　我不認為凡屬稱頌三代或上古者都是復古之輩，他們各有特定的理論內涵，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理論形式上，都認為今不如昔。由于諸子各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先王觀的地位各不相同，但更多是把三代烏托邦化，而對現實多有批評和批判性。

　　徹底拋卻崇尚先王的是法家，“不慕古”就是一種集中的表達。法家的多數人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進化過程。最初的人類是不開化的，經濟也極為原始和落后，沒有政長，社會沒有秩序，人們在混亂中生活。后來出現了圣人，引導人類走向文明，并逐步向高級發展。

　　《商君書》的作者們最為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用分期的方法分析了歷史的過程，并得出了今勝于昔的結論。分期與朝代不同，分期表達的是社會形態之類的問題。

　　關于人類的起源問題，當時有各式各樣的說法，《商君書》的作者把問題看得比較簡單。《商君書·開塞》(以下只寫《商君書》篇名)說：“天地設而民生之。”自從生人之后，作者認為人類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如果把當時也算進去，便是四個階段。

　　生民之始及其以后一個時期叫做“上世”。“上世”的特點是“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這種說法類似今天所說的母系社會。這個時期人們的相互關系是“親親而愛私”。繼“上世”而來的叫“中世”。“中世”是對“上世”的否定，“親親廢，上賢立矣”。“中世”的特點是“上賢而說仁”。繼“中世”的是“下世”。“下世”有了私有、君主、國家、刑法，用今天的說法，人類進入了階級社會。“下世”的特點是“貴貴而尊官”。接著“下世”的就是當今。

　　《畫策》篇對歷史的進展還有另一種分析方法，以人物為代表把歷史分為三世。最早時期稱之為“昊英之世”，其特征是“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類似今天所說的漁獵時代，人類靠索取自然物生存。繼昊英之后，進入了“神農之世”。神農之世，類似今天所說的農耕時代，“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這個時期人類已不是單純依賴自然，而是走向了生產創造之路。繼神農之后的是“黃帝之世”。作者說，神農死后，人們開始互相爭奪，“以強勝弱，以眾勝寡”，黃帝適應時代的需要而起。為了治亂，制定了“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歷史進入了階級社會。《畫策》作者最為可貴的一點，是用經濟特點與國家權力的產生作為劃分時代的標志。《更法》篇還記述了商鞅的看法：“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韓非則把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四世。

　　法家的歷史進化觀像一把銳利的寶劍，斬斷了一切迂腐守舊和把遠古烏托邦化的陳辭濫調，為政治上的變法改制提供了最有力的論據。由這種歷史觀直接引出了“更法”“變法”的結論。

　　“不留今”就是對現實的事物也無需一概留戀。“不留今”就要敢于進行“更法”“變法”，敢于對現實中阻礙發展的問題開刀。《更法》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當今面臨的任務就是“更法”“更禮”。“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肯定)也”。如果說，這句話多少顯些委婉，那么《開塞》則喊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不法古，不修(循)今。”

　　“不法古”比“不慕古”更加明快，“不修(循)今”和“不留今”是一個意思，需針對當下的問題進行“更法”“變禮”，這必然引起利益既得集團的激烈反抗。如商鞅變法一開始，以杜摯等為代表的守舊派極力反對，提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批駁了他們復古守舊的謬論，依據進化的歷史觀，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國必須從現實情況出發采取對策，不能讓古老的傳統拖住歷史的車輪。商鞅明確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秦孝公支持了商鞅的主張，在秦國開展了一場變法運動。

　　這場變法不僅受到宗親權貴的反對，“宗室貴戚多怨望者”，連一般的百姓也感到不習慣。但實踐證明，效果是好的，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鄉邑大治”。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走向了強盛，改變了過去與諸侯交往中的被動局面，成為“兵革強大，諸侯畏懼”的強國。

　　所謂“與時變”就是時代在變，要抓住時代性的問題。根據歷史的不同時代的不同特點，變法要切合時代精神。韓非認為“當今爭于氣力”。在戰國社會變動中，法家對社會變動反映得最靈敏，觀察得最細致，所謂“氣力”最為突出就是諸侯國之間的爭戰與經濟力量的對比，這種角斗關系到每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人們對爭戰、兼并的看法極不相同，在種種不同見解中，法家最為實際。他們認為戰爭能否勝利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戰爭不僅是軍事的較量，同時又是經濟力和智力的較量。在新的矛盾面前，許多傳統的東西不僅不能適應需要，而且有許多東西越來越成為阻力和障礙。他們認為舊的貴族壟斷政權的局面過時了，舊族不勞而獲、無能而在位、無功而受祿的情況與生存競爭的需要發生了尖銳的沖突;舊的經濟體系，即貴族分割土地和支配勞動者的狀況阻礙了經濟實力的增長;分封制度妨礙了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集中，等等。針對這些過了時的東西，法家提出要按功勞重新分配權力、地位和俸祿。無功者靠邊站，有功者升上來;打破舊貴族對土地和人口的分割與占有，通過“授田”使勞動者的家庭成為“私作”單位，并變成君主直接控制的編戶民。法家主張把土地當作鼓勵人們積極耕、戰的獎品。以獎勵耕戰為杠桿推動了當時政治、經濟的改革，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

　　總之，時變事異，變法就是應當隨時而變。“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備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不能把歷史當成包袱背起來，也反對安于現狀。他們清楚地認識到，統治者不應該向時代發號施令，而應通過變法順從時代之變，引導時代前進。這種認識可以說居于當時認識之巔，是極為可貴的。

　　“與俗化”與“因俗而動”是一個意思。“俗”的含義有多種，風俗、禮俗等，在法家那里俗有時也指過時之禮俗、惡俗等，他們每每提出移風易俗。這里說的“與俗化”“俗”指得是什么?從整篇上看，說得是人心所欲問題，即《史記·管晏列傳》所說的“俗之所欲，因而予之”。慎到指出：“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所謂“合乎人心”，就像《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說的：“上則取聽于上，下則取從于俗。”合人心、從俗，也就是因人情。慎到認為人情的具體表現是“自為”：“人莫不自為也。”“自為”就是為了自己。這個問題關涉人性的認識。早在春秋時代人們就進行過反復論述。最早提出人性這個概念的是單襄公，他說：“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是以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單襄公把反對欺壓看作是人的本性，其意思就是自我維護。又有人把求富看作是人的本性，如齊子尾說：“富，人之所欲也。”王孫雒說：“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類似的看法還有齊晏嬰說的：“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晏嬰雖然認為“爭”是人的本性，但如果任其發展，就會生禍，所以應該用義來抑制它。總之，相當多的哲人認為追求“利”“富”“樂”“貴”等等，是出自人的本性，而不是什么邪惡。持這種觀點的政治家與政治思想家認為，統治者的實際政策應當照顧和滿足人的這種要求。由此他們提出了“利民”“惠民”“撫民”“安民”等等主張。他們認為不這樣做就是違反人性。如師曠批評晉君時就說：“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讎并作，莫保其性。”

　　戰國時期的法家特別注重對人性問題的研究，不過他們很少用“性”這個概念，而多用“情”和“欲”。法家人性論的核心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利”。《管子·形勢解》說：“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商君書·算地》說：“民之生(讀若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又說：“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賞刑》篇說：“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后止。”《韓非子·內儲說上》說：“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在孟賁。”許多研究家都認為韓非的人性論是宗其師荀子的性惡論，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包括韓非在內的所有法家，從來沒有鄙視、厭惡過“利”;相反，在他們看來，人好利的本性改造不了，也無需改造，所以法家不是“性惡”論。作為當權者關鍵是如何做到利誘、利導和利用。利誘、利導和“利用”的目標就是把人們引到耕戰上來，對此法家有一整套的政治設計。在他們看來超脫利欲之情者不能為統治者所用，是無用之輩，是蠹蟲，應加以掃除。對法家是否是性惡論、如何把人們引向耕戰等，有機會另行論述。

　　“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是法家思想體系的核心部分，是更法、變法、變禮的理論概括，是實踐理性的依據。單就這十二個字說，對我今天的改革仍有直接的重要的啟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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