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指“關中之學”，一般特指宋明儒學在今陜西關中地區的發展。關學也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如宋代道學主流的“濂、洛、關、閩”，其中的關學就是專指北宋時期的關學。一般認為，北宋中期的張載及其思想是關學的代表形態。張載講學時便常常談及“關中學者”，他與河南的二程論學，多介紹關中學者的看法。二程自視甚高，但對關中學者很為推重，他們說“自是關中人物剛勁敢為!”二程盛贊張載的《西銘》，說“須得子厚(張載字)如此筆力，他人無緣作得!”意思也是說只有關中學者的剛健力量才能作出《西銘》這樣的大作品。

　　《宋元學案》序錄說“關學之盛，不下洛學”，這是指北宋中后期。又說永嘉諸子“兼傳關學”，這是講南宋時關學仍有傳承之緒。《明儒學案》三原學案也用“關學”之稱，以描述明代關中之學。關中是一地域觀念，故關學的說法表達了重視地域地理的因素。關學的特點，黃宗羲曾說“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這一特點人們多認為與關中“風土之厚”有關，古代研究關學的學者認為，“關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質直，而其士風亦多尚氣節而勁廉恥”。

　　半個世紀以來，對關學的了解，往往從“以氣為本，以禮為教”去突出其特點。這種理解突出躬行實踐，但忽略了價值和境界。其實，我認為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從“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去了解張載和關學的精神及其貢獻。換句話說，對張載或關學的認識決不能離開我們對宋代儒學主流，對宋代道學總體的認識和評價。照二程說，《西銘》是北宋道學最重要的文獻，代表了道學最高的精神追求。而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開顯了儒家的廣闊胸懷，即為世界確立文化價值、為人民確保生活幸福、傳承文明創造的成果、開辟永久和平的社會愿景。《西銘》是哲學的、倫理的，四句更是社會的、價值的，二者有不同側重。四句突出了道學的價值理想，《西銘》指引出道學的宇宙意識，而張載的思想整體是把高天和厚土結合一起，頂天立地、天人合一，故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是關學對宋明儒學主流精神與核心價值的主要貢獻。四句的意義在宋代還不甚突出，但在明代以后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其影響直至當代中國，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志向和心胸。在這個意義上說，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構成了關學對中國文化發展的突出貢獻。

　　《西銘》把古代的仁孝思想大大延伸，把孔孟的孝親、仁民、愛物、事天一體貫通，發展了“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思想，擴大了仁愛的范圍;《西銘》把孝親、仁民、愛物、忠君都看作對天地父母、對天地大家行其大孝，從而大大提高了對道德行為的覺解，使人們從天地宇宙的角度理解個人的道德義務和窮達死生。《西銘》是以萬物一氣的思想為其基礎的，后來張載弟子呂大臨提出“凡厥有生，均氣同體”和“物我兼體”，發揮了張載“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的萬物一體境界。物我兼體即物我一體、萬物一體，這些主張與二程洛學的“仁者與物同體”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相比起來，二程的“仁者與物同體”境界固然突出了博愛精神，但聯系人倫日用不直接;而《西銘》境界高遠，卻聯系著人倫日用，從更高的層次去理解人倫日用，體不離用。這也應是為什么朱子對二程的同體一體說有所不滿，但對《西銘》則無間言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關學的精神就是《中庸》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既追求博大高明的價值境界，又密切聯系人倫生活的日用實踐。

　　《西銘》經程門的表彰，其地位在南宋前期已經幾乎與四書中的《大學》比肩，南宋儒學各家都把《西銘》視為經典，給予高度肯定，以至于后人稱《西銘》為“有宋理學之宗祖”。正是《西銘》成為道學的經典及其影響的擴大，也引起了南宋淳熙年間反道學人士對《西銘》的攻擊。他們批評時人“尊《西銘》而過于六經”，批評《西銘》把君主說成與一切人同出于天地父母，使君主和人民成了兄弟，是“易位亂倫”，意味著《西銘》消減了君主的絕對權威，縮小了君臣間的距離。其實這些對《西銘》的攻擊，恰好證明了《西銘》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和在政治思想上涵有的進步意義。

　　不僅北宋與張載同時的二程以及他們的后學對《西銘》推崇至極，而且宋代道學的總結者朱子大力推崇張載“心統性情”的思想，認為這個思想與二程“性即理也”的思想同樣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在道學體系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朱子還高度肯定張載的“氣質之說”。可見，我們論及關學的思想文化貢獻，不能只就張載論張載，就關學論關學，更要看主流道學對關學的認識、評價、吸收、肯定。道學的宇宙論、心性論、功夫論、境界論都有取于張載的學說，而且不是一般的吸取，是作為重要的核心命題來吸取的，這些證明張載思想對道學具有的發端和奠基的意義，張載本人也屬于道學的創立者群體，宋代的關學本身就是兩宋道學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我們研究關學不可忽視的兩方面。

　　《宋元學案》的橫渠學案說張載“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循古禮為倡……于是關中風俗一變而至于古”。又說“關中學者郁興，得與洛學爭先”。明道學案“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并”。可見當時多以關學、洛學并提。二程當時亦稱關中學者為“關中諸公”“陜西諸公”。在宋代，關學與河南的洛學關系密切，在明代，關學與山西的河東之學關系密切，可見與其他一切有地域特色的學術一樣，關學的發展也總是在與其他學術體系互聯互通中實現的。北宋嘉祐熙寧間，形成了二程、張載為核心的北宋道學的交往網絡，而程張的思想主張共同地形成了北宋道學的主流。目前學界多關注把張載作為關中學派的代表，這是無可非議的。但也要指出，若只把張載定位于此，無形之中可能會只突出了張載關學對地域文化的貢獻，成為地域文化的代表，而容易掩蓋、忽略了他對主流文化—道學的貢獻。我們把張載作為道學創立者之一，把張載與道學聯結起來，而不把他限定在關學文化，正是為了突顯關學對主流思想的貢獻。關學在歷史上的不斷發展不僅是對以往關中學術的傳承，也是對全國學術思想的吸收、回應和發展，積極參與了各個時代主流思想的建構，是“地方全國化”的顯著例子。

　　儒學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辯證的關系，這種關系用傳統的表述可謂是“理一而分殊”，統一性同時表達為各地的不同發展，而地域性是在統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別，沒有跳出了儒學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話語，也不可能有離開全國文化總體性思潮涵蓋的地方儒學。不過，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還不甚發達的時代，終究是不能忽視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現在什么層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區的不同發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傳統之影響，而不是各地的經濟-政治結構的不同。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承認不承認地域性的因素，而在與如何理解和認識、掌握地域性因素對思想學術的作用。

　　近幾十年來，與其他省份多側重“文化”的展示不同，陜西非常關注“關學”的總結發掘。換言之，其他省份多是宣傳展示廣義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包括人物、歷史、風物、民俗、詩文等，而陜西的“關學文庫”工程更多關注的是學術思想史意義上的地域學術的傳統。這是很不相同的。

　　“關學文庫”是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內容包括兩大系列，即文獻整理系列和學術研究系列。文獻整理系列含二十幾位歷史上關學學者的文集的整理，學術研究系列含十幾種研究的著作，兩個系列共四十余冊，洋洋大觀。文集的整理不僅細密精審，而且以文獻的研究為基礎，如新編張子全書，其中的《補遺》收入了三種佚書以及其他相關文獻，與通行本張載集二十八萬字相比，增加到五十多萬字，成為最完備的張載著作集。關學文庫不僅把關學的主要資料全部收攬其中，而且通過研究著作系統展示了當代關學研究的新成果、新水平。因此，這一工程的完成是中華文化傳承創新的一項重大貢獻，值得祝賀。正如張豈之先生在總序中所指出的，關學文庫以繼承、弘揚、創新中華文化為宗旨，以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學術研究的創新性為特點，是我國第一部關于綿延八百余年的關中思想學術的基本文獻整理與全面研究的大型叢書。這項重點文化工程的完成，對于完整呈現關學的歷史面貌、發展脈絡和鮮明特色，彰顯關學精神、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tbbh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