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論“魏晉文學自覺”，指出其關鍵乃世情的變化促使思想的新變，遂引起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其優點是自尊、自我覺醒，其缺點則是消極避世。曹操提倡通脫，打破東漢經學之桎梏以及黨錮清流末派的固執，嵇康、阮籍之“師心”“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后，敢于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顯然，魯迅認為世情思想的演變、人之覺醒，乃文學自覺的動因。正因為關切世事，文學所承載的乃是世情、思想和個人情性及其生命體驗：“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探源溯本，極為精當。

　　事實上，思想之活躍、人之價值之重視、精神之擺脫束縛而趨于自由，乃文學自覺之前提。人有性靈，自古而然，但此前往往湮滅于社會群體的狀態之中，至此則超越社會群體的束縛而日趨獨立、覺醒，重視個體生命意識。時世動蕩，戰亂相仍，人命危淺，被時代所裹挾，無法把握自己的生活與命運，直面慘淡的人生，也將目光內視，追求精神與心靈的自由與自足，乃使士人認識到個體生命的可貴、處于動蕩時世的艱危與無奈。因覺醒、自尊而使生命過得精彩，服食求長生乃虛妄，縱情享樂為荒誕，如何超越限制而自致不朽?立德、立功，皆須依憑機遇和位勢，非由自我所能掌控，唯有立言則可憑借自身的努力而獲致，遂為人所青睞。因而，覺醒的個體生命意識，必然借助于文學藝術來表達。

　　文學自覺乃一個漸進的進程。以文字記述事件，表達思想與情性，進而描摹物象，傳神寫照，娛情悅性，經歷了漫長的演進，日益積累了創作的經驗與體會。從此，文學的表現內容擴大，文學性日趨明確、豐富。內容的擴大與豐富，不僅關注“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發，而且關涉“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的廣泛的人生悲歡離合。動蕩社會中的民生百態，開始進入了建安、曹魏時代作家的視野，盡情展示時代亂離與悲苦人生，抒寫個體命運的焦灼憂慮。漢代體物瀏亮的大賦，難見個人情性，至此遂發生巨大的變化，王粲《登樓賦》、禰衡《鸚鵡賦》、向秀《思舊賦》以至其后的鮑照《蕪城賦》、江淹《別賦》《恨賦》、庾信《哀江南賦》等，旨在表現個人悲苦以及對他人悲慘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趨多樣和深切。即使實用文體，如阮籍《大人先生傳》、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劉伶《酒德頌》等，亦有著鮮明的個性特色。就文學性而論，曹丕“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旨在強調作家才情、生命體驗的獨特性。陸機“詩緣情而綺靡”，明確主張詩歌應基于個人情感，而有“綺靡”之美。劉勰兼重“風骨”與“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體驗、才情;“立文之道”有形文、聲文、情文，特別彰顯語言之美;“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婉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于情性、風物之描摹、表現無疑大有裨益。

　　當然也應該認識到，所謂自覺之“文學”，乃中國傳統泛文學觀念，或稱之為雜文學，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傳統的四部分類，不能歸入經、史、子三部者，皆歸入集部。集者，雜也，故集部內容豐富、駁雜。《文心雕龍》通論八十二種文體，分為有韻之文、無韻之筆。蕭統《文選》不錄經、子、史之作，雖然被后世認為是以純文學的準則選錄，事實上卻收錄了大量的應用體文章。顯然，文學自覺說，是不能僅僅以所謂純文學的詩賦作為論析對象的。

　　文學自覺，指的是一種自覺之創作意識與狀態，無關乎純文學、雜文學的觀念。為藝術而藝術，僅僅指作家看重藝術，借藝術(文學)表達自己獨特的生命意識和人生體驗。魏晉張揚文學的個人情性表現、審美追求，打破寓訓勉于文學的樊籬，也并不意味著否定文學應該承載的社會責任。魯迅論及《世說新語》等志人書有曰：“記人間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韓非皆有錄載，惟其所以錄載者，在用以喻道，韓在儲以論政。若為賞心而作，則實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晉，雖不免追隨俗尚，或供揣摩，然要為遠實用而近娛樂矣。”彰顯的仍是個體生命體驗與情性、審美。曹丕說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價值，也強調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以自我的努力，達到超越權勢、生命局限的不朽。而這正可以視為文學自覺的宣言。由此，文學自覺，乃是魏晉時期的特殊文學現象，開啟于建安時期，興盛于曹魏、兩晉，影響于南朝。因而，魏晉文學自覺正是對這一特殊文學現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終開啟了唐代文學之雍容大雅和豐富多樣。

　　有論者以為，文學自覺說是建立在西方話語體系下形成的觀點，其實，作為一代文學與思想的宗師，魯迅有著自己的學術追求和考量，不會俯仰隨人。當魯迅所著《中國小說史略》風行之時，有人說魯迅抄襲了鹽谷溫氏之言，引起魯迅極大之憤慨，今天，如果力圖指證魯迅的魏晉文學自覺說來自于日本人鈴木虎雄，也是不合適的。

　　(雷恩海，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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