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藏書夢，名人大家也不例外。文壇大家與書都有著非同一般的親密關系，他們讀書、買書、著書、藏書，書中天地是他們從不曾失落的家園。名家藏書的故事，讓人如嚼橄欖，回味無窮。

　　魯迅先生是個嗜書如命的人。他從十五歲開始就抄書、買書、藏書。魯迅的藏書共一萬四千多冊。在魯迅的中文藏書中，線裝古籍占了很大的比例，另外還有八十多部完整的叢書。魯迅藏書的主要渠道是自行購買，還有一部分藏書是托朋友購買，當然還有出版社和著譯者贈書，如北新書局、良友圖書等，都將一些新印的書贈送給他。魯迅所取得的文學成就，與其堅持不懈的藏書活動密不可分。

　　黃侃先生因為愛書被世人稱為“書淫”。黃侃不以為諷，反而極為喜歡。黃侃藏書達三萬卷之多，他以購書為樂，每月發薪水都要去買書，有時將一個月的工資全部用于買書。有一次，黃侃購《四部叢刊》兩千余冊，耗資四百三十元;另一回，他一次性斥巨資一千六百元購買《道藏》。因黃侃購書如狂，夫人常為生計發愁，只能暗中向娘家求助。即便如此，黃侃還是不知足，他在詩中說：“十載僅收三萬卷，何年方免借書癡?”可見其愛書如命。

　　錢穆先生購書以實用為準，不為藏書而藏書，但有時也因書商不識貨而讓他“撿漏”。有一次，他在無錫小攤購得《竹書紀年存真》，是一本善本書，讓歷史學家傅斯年渴望多年而未得的珍本;還有一次，他以低廉價格購得《讀史方輿紀要》，一連高興了多日。他在北大教書的五年間，購置古籍超過五萬冊，薪水所得，除維持儉樸生活外，幾乎全花在買書上面。他的五萬冊書后來由一書商保留，最終不知下落。

　　胡適先生藏書很多，據說約有四十架書。胡適的藏書不作登記，都放在書架上，但需要的時候，應該到哪里去找，他記得很清楚，隨手就能找到。他在寫作的時候，往往同時參考好幾本書作為資料，因此會同時把好幾本書放在書桌上，顯得很零亂，但他卻不允許任何人動他的書，傭人只打掃上面的灰塵，而不能移動它們的位置，因為一旦被移動，再找就要費時間了。胡適對自己的藏書雖然愛惜，但當別人有借于他時，他都會爽快答應。

　　郁達夫先生十三歲的時候，從嘉興回鄉，路過杭州，沒有去觀賞湖光山色，而是用僅剩的一點錢，買了一大堆舊書。從此，他養成了買書的習慣，并將這一習慣保持了一生。在新加坡，郁達夫買了三千冊英文書。有人問他：“為什么不看中文書，連一本《辭海》也不買?”郁說：“九歲會作詩，十八歲赴日留學，讀的中文書數以萬計，專攻過《辭海》，現在應該多讀英文書了。”

　　藏書是大師之癖，然而藏書卻不是最終目的。名家藏書不是為了附庸風雅裝潢門面，在他們看來，好書就像一壇老酒、一壺清茶，藏之愈久，品之愈香。他們用讀書來傾聽，用寫作來傾訴，用藏書來積淀。通過這些藏書活動，也能窺視出他們質樸、天真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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