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自稱“五十以后，篤志經史”(《亭林文集·與人書二十五》)。顧炎武五十歲那年，也就是1662年，發生了很多事。南明永歷皇帝遇害，鄭成功病逝，李定國病逝，魯王朱以海病逝，明朝復興幾無可望。于是，顧炎武全身心投入到經史研究當中，以求發明大義，明道救世。他一再強調所著《日知錄》是為后之興王所準備的：“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于是刻者。須絕筆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日知錄》自序)這與孔子于獲麟之后，自嘆“吾道窮矣”，然后“制《春秋》之義，以俟后圣”(《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何等相似!顧炎武此時可謂與孔子心有戚戚焉，孔子當年作《春秋》之事成了他效仿的對象。

　　由此在群經之中，顧炎武對《春秋》尤加垂意。他曾說“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日知錄》卷七)。顧炎武對《春秋》的重視，也正與其治學宗旨及其對《春秋》的認識緊密有關。顧炎武反對“明心見性之空言”，主張“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書》)，提出了由音韻文字而通經的治學路徑，開乾嘉學術之先聲。但顧炎武的學術旨趣實與乾嘉之學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強調“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與人書二十五》)，主張“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亭林文集·生員論中》)，也就是說，通經致用、經世濟民才是顧炎武治學的終極目標。顧炎武有一句著名的論斷：“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亭林文集·與施愚山書》)此說固是對宋明理學的一種批判，但同時也表達了視經學為義理之學的觀點。

　　《春秋》在顧炎武看來恰恰是一部“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書”，是一部孔子寄寓大義規范后世的經書。他說：“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于此，故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亭林文集·與人書三》)這里，顧炎武明確表達了不屑只為考據、訓詁之學的學術旨趣，更表明了他對《春秋》一經的認識。

　　但顧炎武又強調“圣人之經平易正大”，“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日知錄》卷四)，認為《春秋》并無前儒所說的那么多繁雜的義例，孔子只是在魯史的基礎上進行刪削，很多時候是直書而義自見。

　　顧炎武對中唐以降的舍傳求經乃至宋、明的各自為傳、改經疑經之風甚為不滿，他批評說：“近代之人，其于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圣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彌甚!”(《日知錄》卷二)他提出應當“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日知錄》卷一)，主張會通三傳，不主一家，既批判三傳各守藩籬，又抨擊宋人棄傳注而憑己意。從《日知錄》中顧炎武對三傳及后世諸家之說的折中去取，就可以很鮮明地看出他這種不主一家的態度。

　　顧炎武春秋學的治學方法，即如顧炎武在《左傳杜解補正》序所說的：“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谷》得之，《公》《谷》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于書。”其著作《日知錄》之《春秋》卷亦是“有一、二百條”從《左氏》，另有部分從《谷梁》和《公羊》，再有部分則“自為之說”。也就是以《左傳》為立論基礎，再補以《公羊傳》《谷梁傳》乃至后世諸家之說，最后再申己說。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自為之說”，顧炎武強調“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亭林文集·答俞右吉書》)，并非全憑己意，也有來自古人的依據，明確將自己的這種方法與宋、明儒者的那種治學之風做了區別。

　　顧炎武又說：“《左氏》之解經，于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日知錄》卷四)顯然其對《左傳》的解經也非常不滿。而反觀其說《公羊傳》和《谷梁傳》雖然“穿鑿以誤后人者亦不少”，但“宏綱大指得圣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評價亦可謂不低。因為《左傳》詳于記事，而顧炎武又欲從“行事”而窺得《春秋》大義，所以必然以《左傳》為立論基礎。而《左傳》對《春秋》的詮釋是一種史學的路徑，與顧炎武視《春秋》為經學、為義理之學相背，所以又必須以講究《春秋》大義的《公羊傳》和《谷梁傳》以濟其窮。他的春秋學是要在通訓詁、明史法的基礎上，講清大義。因此，他既宣稱“六經之所傳，訓詁為之祖”，同時也感慨“微言既以絕”，推崇漢代首倡《春秋》大義的公羊大師董仲舒“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亭林詩集·述古》)。從這樣一個角度，我們就可以很好理解顧炎武對三傳的態度及其春秋學的治學方法了。

　　那么，顧炎武的《春秋》大義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呢?他自己曾明確說：“《春秋》之義，尊天王攘夷狄，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日知錄》卷七)也就是說，尊王攘夷、誅亂臣賊子，就是《春秋》大義中顧炎武最為重視的內容。

　　尊王之義歷來為說《春秋》者所主，顧炎武更是左批公羊家的“王不書‘天’”的貶王說，認為“孰有貶及于天王”;右批《左傳》“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之說有辱天王之尊，“不知《春秋》之義甚矣”(《日知錄》卷四)。而實際上尊王在顧炎武那里還有更深層的含義。他說：“《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也’。”(《日知錄》卷四)顯然顧炎武的尊王更強調王的正統。

　　在親自參與抗清斗爭失敗后，顧炎武長期以明遺民自處。因此他借說尊王否認清朝的正統性，其說攘夷也是如此。對于《春秋》的夷夏之義，顧炎武有很多闡述，如說：“《春秋》之于夷狄，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圣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于中夏也。”然后他又聯系后世之事，說“五胡十六國之輩夷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為國而列之于史，金元亦然”(《日知錄》卷四)。所謂“金元亦然”，其潛臺詞“清亦然”已經呼之欲出。由此顧炎武春秋學高舉尊王攘夷的現實意義也就可知了。

　　顧炎武更說：“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夷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日知錄》卷七)如此一來，在顧炎武那里攘夷則要更重于尊王了。

　　顧炎武作有“縞素稱先帝，《春秋》大復仇”(《亭林詩集·感事》)的詩句。在《日知錄》卷四中，他譏刺魯莊公“忘父而與仇通”，駁斥《左傳》在解釋“趙盾弒其君”時的“越境乃免”說，提出“君臣之義無逃于天地之間”，強調為君父復仇是臣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日知錄》卷十三，顧炎武特列“降臣”一條，大力褒揚忠君而死的王蠋、弘演和孤忠復國的田單為“人臣之鵠”，貶斥降臣“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不齒于人類”。“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仇”，恰恰就是明亡之時的真實寫照。

　　顧炎武還對清朝借為明討賊復仇的名義行取代明朝之實進行了揭露。如其論說夏徵舒弒陳靈公，孔寧、儀行父引楚師討夏徵舒一事，以孔寧、儀行父是“《春秋》之罪人”，因為楚莊王誅殺夏徵舒后差點就把陳國變成楚國的一個縣。他批評杜預“托楚以報君之仇”之說“使后世詐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這難道不是指的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又說“其亦愈于今之已為他人郡縣而猶言報仇者與”，這劍指何方豈不是也非常清楚?

　　可見，顧炎武的《春秋》之學絕非埋頭訓詁，也絕非空講義理，他對《春秋》大義的抉擇是與現實緊密相連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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