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以前，“子思作《中庸》”這個說法幾乎是一個“定論”，沒有人會懷疑。到了宋代，學界興起了一股疑經之風，“子思作《中庸》”這一經典說法也遭到質疑，歷史上很多學者大家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各種辯論，其中由《中庸》幾個詞語引發的三點論爭，非常精彩。

　　第一點是由孔子之字“仲尼”引出來的。《中庸》第二、三十章曾兩次直接提到孔子的字“仲尼”。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有名諱的文化傳統。如果《中庸》作者是子思，那么作為孔子的孫子，他在稱呼孔子時應該避諱，不能提名道姓;相反，《中庸》直呼“仲尼”，那么《中庸》作者就不應是子思。所以南宋時王十朋就懷疑：“豈有身為圣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王十朋文集》卷八《策問》)針對這種質疑，朱熹指出，“古人未嘗諱其字”(《朱子語類》卷六十三)，春秋戰國時代，對尊長先人并不諱稱其字。比如在《論語》中，孔門弟子除了敬稱乃師為“子”“夫子”外，也有稱孔子之字“仲尼”的。叔孫武叔詆毀孔子，子貢就說：“仲尼不可毀也。”(《論語·子張》)甚至還有弟子直呼孔子之名“丘”的。孔子讓子路問路于長沮、桀溺，長沮問子路：“夫執輿者為誰?”子路答曰：“為孔丘。”(《論語·微子》)既然孔門弟子對孔子可以呼名稱字，子思為何就不能稱孔子之字?

　　第二點是“華岳”問題。這一問題是由《中庸》第二十六章“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一句話所引發出來的。從字面上看：岳者，山也，華岳即華山。問題就出在這里。清代葉酉認為，古人有一個“論事就眼前指點”的創作原則，根據這個原則，古人在作文論事時，往往就近取材，根據眼前事物加以發揮。華山鄰近咸陽、長安，而遠離齊魯大地。子思為魯人，泰山在魯國，《中庸》如果真是子思所作，他最應該稱引的是家鄉魯國的泰山，而不是遙遠的華山。正如與葉酉同時的盧文弨說：“《中庸》，子思所作，何為近舍泰山而取華?”(《經典釋文考證》禮記音義四考證)同理，華山接近秦都咸陽和漢京長安，所以稱引華山之人，也應該就在華山附近。因此“載華岳而不重”這句話應該出自秦漢的士人而非魯國的子思，或者說《中庸》作者非子思。葉氏此論一出，學界紛紛響應。袁枚甚至稱贊葉酉“真可謂讀書得間，發二千年古人所未有”(袁枚《小倉山房盡牘》卷八)。針對這種疑問，清代的樊廷枚認為，“華岳”與“河海”對舉成文，“河海”為二水，所以“華岳”也應該為二山，即華是華山，岳是岳山(《四書釋地補》)。徐復觀甚至還證明了齊魯大地原來就有兩座山叫華山、岳山，只不過名氣太小，“后為五岳之‘岳’所掩，遂淹沒不彰”(《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五章)。

　　第三點是所謂“三同”問題。“三同”即《中庸》第二十八章的“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簡稱。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也是王十朋。春秋戰國，諸侯紛爭，各自為政，“天下曷嘗同車書乎?”(《王十朋文集》卷八《策問》)但《中庸》卻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中庸》的作者是戰國時的子思。反過來說，“三同”是秦并六國、統一度量衡之后的盛大景象，這意味著《中庸》作者更可能是秦代或其后的人，比如清代的俞樾即據此說“《中庸》蓋秦書也”(《湖樓筆談》卷一)。針對這種疑問，朱熹曾有過直接的答復。朱熹認為，各朝各代都有其“三同”，周有周的“三同”，秦有秦的“三同”，只不過它們的標準不同;戰國雖然是周代末流，海內分裂，但周代“三同”的標準“猶不得變也”(《中庸或問》下)。后來很多學者都支持朱熹的說法，并援引《左傳》隱公元年“同軌畢至”、《管子·君臣上》“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等文獻來佐證先秦已有“三同”的說法。

　　對于上面第一點爭論，我們認為，以“仲尼”來懷疑《中庸》作者是子思，這是以后來的歷史現象揣測以前的歷史事實，其結論只能是無的放矢。韓愈的名篇《諱辯》指出，名諱在唐代雖已頗成氣候，但同時也指出：“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韓昌黎全集》卷十二《諱辯》)南宋的王觀國也有一篇《名諱》，其中說道：“夏、商無所諱，諱自周始，然而不酷諱也”，“秦漢以來，始酷諱矣”。(《學林》卷三《名諱》)這就是說，名諱現象在周代雖然也存在，但并不緊酷，酷諱是在秦漢以后才逐漸形成的。子思身處戰國，直呼乃祖之字，也屬正常，所以后人并不能以此證偽“子思作《中庸》”。

　　對于第二點，我們感到，“華岳”的確不應該指華山，而應是與“河海”二水對應的二山。但我們不同意徐復觀說“華岳”是齊魯境內的華山、岳山。因為魯國的子思如果稱引山岳，也應該是大名鼎鼎的泰山，而不會是名不見經傳的兩座小山。但“華岳”到底是指哪兩座山，目前還無法確定。

　　對于第三點，我們的看法是，“三同”一句有可能不屬于《中庸》原文，而是前代儒者讀經時隨手做的旁注，而后人不明，遂在刻經時誤竄入正文。理由是該句前后都在講天子制禮，而中間突然冒出來一句“今天下”，文脈頓顯突兀。如果拿掉這一句，經文內容前后連貫，一氣呵成。當然這只是一種依義推測，我們并沒有可靠的文獻證據。

　　總之，以上三點論爭的雙方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能拿出足以服人的證據，而且在當前的條件下來斷定《中庸》作者到底是不是子思，面對將來可能發掘出來的材料，都會有很大的冒險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中庸》的作者并非子思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性概念。或者說，《中庸》是不同時期的多個人陸續完成的作品。這應該是一種比較保險的說法。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生活哲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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