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如何承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命脈?這是近代以來糾結于國人心頭卻又尚未真正解決的文化問題。盡管我們已經明確“古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等基本方法論原則，然而古之文化究竟如何“今用”，如何判別“糟粕”與“精華”，如何將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轉化為當代文化的精神資源，至今仍是開放的課題。在具體回答這些問題之前，需要明確一個前提性問題：如何看待我們自身的傳統文化?這是一個基本的文化態度問題。

　　“西方現代性邏輯”中傳統文化命脈的賡續危機

　　從根本上說，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永遠不可卸脫的文化使命。由于近代以來我國社會的深刻變革、轉型，這一文化使命在今天顯得更為重大和緊迫。

　　美國學者希爾斯認為，一事物或觀念若綿延三代及以上者，即具有傳統的意義;其延續時間愈長，則文化價值愈高。在人類文明史上，沒有哪一個民族或文明共同體能夠像中華民族這樣，開創并擁有獨立貫通、綿延五千多年而不絕的文明歷史和文化傳統。古埃及文明的悄然消遁、古印度文明的昨是今非、古巴比倫文明的過早夭折，使得中華文明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幸存綿延的文明共同體和文化傳統。

　　能夠擁有五千多年綿延不絕的文明歷史和文化傳統，原本是中華民族的莫大幸運，但在近代以來卻出現了消極甚至簡單否定傳統文化的心態，這是值得我們認真反省的問題。客觀地看，這種文化心態與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艱難歷程息息相關。這種轉型從一開始便是因外部力量壓迫與沖擊所形成的“植入式”現代轉型，被殖民和被壓迫的民族命運使得我們的現代轉型不獨艱難而且沉重。我們沒有從容的資本積累和技術準備，更須抵抗外部的殖民侵略和內部的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一個龐大且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與文化共同體，能夠歷經如此重負而走過近代百年的風雨歷程，已堪稱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更何況還需要在自覺維護自身傳統賡續的同時完成現代化轉型。在這一重壓之下，簡單否定傳統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然而，獨特的命運和現代轉型的艱難，并不能成為我們怠慢、輕視甚或怨恨傳統文化的充足理由。近代百年曾占主流的文化觀念是所謂“西體中用”，即主張用現代西方文化與價值替代儒家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以建立現代中國文化與價值觀念體系。這一文化立場和價值判定的理由是：文化的“西”與“中”，實質上是文明之先進與落后的分野;若想使中國社會擺脫落后局面，就要使中國文化全盤西化。這種文化觀念的前提預設是：現代化即西方現代化或現代西方化。

　　然而，這一前提預設是十分可疑的。它假定了歐美國家所開創的現代化模式是人類社會唯一的現代化模式。由此所推導出來的結論便是：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等于西方現代化，充滿多樣性、差異性的人類社會文明必將終結于西方現代性這一“普世模式”。用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的話說，隨著“柏林墻”的倒塌，一度高度緊張的、東西方雙峰對峙式的現代化模式或道路競爭已然勝負分明，由此種張力所構造的現代文明史最后以西方自由主義的勝利而宣告終結。

　　這當然是一種強勢的西方現代性邏輯，或者干脆說是“自由帝國的邏輯”。然而直到今天，許多人依舊沒有看清這一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性邏輯。因此，要么簡單地拒絕了解這一邏輯，或者不愿意從中學習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東西;要么簡單地認同甚至服從這一邏輯，不愿意對之付出批判性反思的努力，更缺乏探索適合自身文明與文化特點之現代性模式的勇氣和自信。在此情形下，文化自信與優秀傳統文化的賡續便難以確立。

　　把堅持歷史辯證法與探尋價值合理性有機結合起來

　　如何合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原則，馬克斯·韋伯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相關觀點也值得吸收借鑒。

　　馬克思在談到其哲學的革命性變革時，不僅強調了歷史唯物主義之于傳統哲學的革命性變革，而且反復強調這一革命性哲學變革對古典哲學特別是對黑格爾哲學所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轉換。他反對費爾巴哈以“將嬰兒和臟水一起潑掉”的方式，主張用“批判地揚棄”即在批判中改造、在繼承中創新的方式對待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哲學。將原本首足倒置的哲學和文化顛倒過來的批判性揚棄，無疑也可以成為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合理方式。

　　當眾聲齊呼“中世紀是黑暗的世紀”、把中世紀當作西歐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死敵和障礙時，馬克斯·韋伯則指出，中世紀教會的所作所為并非都是西歐資本主義的歷史包袱，恰恰相反，教會準許甚至組織的多種行業協會、技術組織，為西歐資本主義的迅速興起和發展積累了經驗;宗教改革是西歐社會近代化的先導和動力;新教倫理更被韋伯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構成要素。韋伯對中世紀教會的深刻洞察和獨特把握，其歷史主義方法與探尋價值合理性的方式對我們合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馬克思的“批判地揚棄”、韋伯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內在關聯的分析啟示我們：任何關于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不僅要遵循文明與文化相互啟發、相互印證的歷史辯證法原則，而且要關注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和精神品格。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客觀了解傳統文化及其傳承的歷史意義和內在價值，并最終懂得如何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

　　事實上，國內外許多文化研究者都承認，古老的中華文化是人類文明和文化最具影響力和生命力的文化傳統之一。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把孔子及“諸子百家”視為人類先期文明之“軸心時代”(公元前800—200年)的東方文化代表。黑格爾盡管傲慢地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哲學，但也不能不承認孔子所開創的儒學足以使中國成為“道德文明古國”。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崇文尚德、道法自然、中道而行、知行合一、修身養性……不單凝聚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卓越智慧，構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精華和核心價值，而且具有普遍人類文化精神品質和基本價值意義。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物質文明可以而且需要變革和轉型，但基本文化價值精神應世代傳承、與時俱進，這是古今中外文明史反復證明了的律則和真理。

　　在兼容整合多樣性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合理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蘊涵著三個必須解答的問題：其一，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如何實現漢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整合?其二，就漢文化自身而言，如何實現作為傳統文化主導的儒家文化與道家、佛家、墨家等文化的整合?其三，在現代文明和文化語境中，如何實現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這里僅提出一些基本看法或原則性主張。

　　美國當代倫理學家麥金泰爾認為，各種文化傳統或道德譜系之間必定是相互異質、不可相容或“不可公度”的。然而，這一主張對中華文明史和文化史而言并不成立：早期巫楚文化、吳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相互滲透和逐漸融合即為顯證，更不用說晚清文化中滿漢文化的融合了。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華文化是一個兼容多元、不斷融合的文化系統。因此，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然是對這一多元整合型文化系統的綜合傳承，而不是對其中某種或某幾種文化元素的傳承。

　　就漢文化傳統本身而言，麥金泰爾的主張更難成立。歷史地看，儒釋道諸家在不同歷史階段或社會情境中所發揮或顯示的文化作用的確是各不相同、與時變化的。但是，它們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并不是絕對不相容的。恰恰相反，相容乃至相輔相成更近乎歷史常態。諸如“陽法陰儒”“儒表法里”“三教合一”等理念，以及唐宋之后以禪宗為代表所展示的兼容多元、共享共榮的文化風貌和精神氣象，都可以作為佐證。當然，強調中華傳統文化這種兼容多元、有機整合的特征，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視漢唐以來儒家文化的主導地位。但即便如此，對儒家文化的特色，也只有將其置于整個傳統文化體系之中，才能獲得充分而全面的理解。

　　解答第三個文化問題的關鍵在于：應如何理解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關系?一種較為流行的看法是，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斷裂式的，因而是一種替代性關系。換句話說，現代社會是對傳統社會的結構性、革命性變革，其結果必然是前者對后者的替代，即現代新文化對傳統舊文化的替代。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盡管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形態，但就人類社會文明的歷史演進而論，二者之間具有無法割裂的內在連續性，所不同者只在于文明發展的方式、形態和水平，因之在文化上也是無法割斷的。毋寧說，二者之間存在一種變革或轉換式的連續。

　　歷史辯證法告訴我們，更為合理的解答應是上述兩種觀點的合題：一方面，無論對于文明還是對于文化來說，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確存在一種革命性的變革，因而會呈現根本不同的形態。然而，這一革命性變革并不意味著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是截然兩分的，更不意味著人類文明演進和文化發展的斷裂。相反，它們之間是相互關聯的。這種關聯不獨表現為文明變革中的保存，更體現為文化傳統、樣式、基本價值觀念和精神特質的傳承與弘揚。

　　從對上述三個問題的解答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華傳統文化是一個以儒學為主導、儒釋道三位一體的悠久而宏大、多樣而融貫、古老而常新的文化體系。這一文化體系是一個孕育著豐富多樣性的文化母體，具有巨大的文化包容性、親和性與融合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中華傳統文化能夠歷經五千年風霜雪雨而薪火不滅、面對無數次挑戰沖擊而不失自我和自信。對這樣一個兼容整合多樣性的文化系統的合理傳承，也應堅持兼容整合多樣性的立場和方法。

　　(作者為中國倫理學會會長、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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