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與文學的生產、傳播、接受環節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一種可以稱為“傳媒機制”的合力，正是這種力量持續推動著文學在現代化的征程上前進。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進程中，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驅者雖然不曾明確提出“文學現代化”這一命題，但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人所提倡和踐行的新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形式，實際上已經隆重揭開了文學現代化進程的序幕。魯迅所追求的“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尤為集中地體現了現代文學的新質。

　　研究歷程：關注文學現代化價值內涵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藝大眾化浪潮及三四十年代文藝民族化問題的討論中，文學現代化的命題已經呼之欲出。至50年代初，馮雪峰在《中國文學從古典現實主義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的一個輪廓》中首次高度理論化地提出了文學現代化的命題。他不僅明確指出五四文學的實質是文學的現代化，還辯證分析了“現代化”與“外國化”之間的關系，更指出文學現代化的根本動力在于現代社會革命的內在要求和世界進步文學的外在引導。這就在學術史上首次標明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起點，也開啟了重視分析歷史背景和發展動力的源頭。

　　新時期以來，嚴家炎等學者充分論證了文學現代化最本質的內容是“文學觀念的現代性”;黃子平等人也指出，文學的“現代化”不只是一個時間概念，更是一種價值判斷與審美期待;張興勁等人從語言、技藝和觀念這三個層面對“文學現代化的實現程度”進行了理論剖析。

　　90年代以來，以朱壽桐等為代表的學者在點、線、面等方面均實現了對相關研究的推進。如朱德發在如何評判文學現代化這個“點”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張光芒則在五四文學這個“點”上，細致考察了文學觀念的現代化、文學精神的時代化特征;湯哲聲闡述了“五四”之前中國文學在思想觀念、翻譯觀和詩文、小說、戲劇方面的變革及其得失;何休則以更長的線索勾畫出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歷程;范伯群、朱棟霖在中國現代文學對外國文學的吸納、排斥、變異與再造這個“面”上取得了具有創造性的成果。21世紀以來，“文學現代化”研究雖然在理論方法上得益于外來的“現代性”理論，但所取得的成績并未超越已有研究。

　　總之，關于“文學現代化”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是開展期，90年代是深化期，而新世紀以來則是維持期。在學術研究的傳承過程中，學界不僅基本辨明了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的歷史起點、社會背景及發展動力，也在文學現代化的價值內涵、民族化與現代化(世界化)等重要問題上達成了某些共識，更在論證某些經典作家作品的現代品格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績。

　　內在動力：提出傳媒機制視角

　　對社會背景的充分重視、對理論思辨的高度追求，業已構成文學現代化研究的某種學術傳統。筆者以為，文學的現代化固然與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現代化之間有著不可脫離的關聯，但終究是抽象的。“傳媒機制”視角的提出，或能有助于呈現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可見、復雜、動態化、富于實踐感的景觀。

　　特定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與文學的生產、傳播、接受環節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一種可以稱為“傳媒機制”的合力，正是這種力量持續推動著文學在現代化的征程上前進。傳媒機制既是促進文學現代化的原因和基礎，又在文學現代化的過程中得以形成和發展，二者互動共生。

　　“傳媒機制”這一視角并非要將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因素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而是有意將它們與文學活動的具體環節結合起來加以考察。這一研究視角的確立，部分得益于近年熱門的文學傳媒研究。文學傳媒研究自20世紀末興起，迄今已在資料整理、個案考察和揭示傳媒如何參與構成特定時期文學的復雜語境方面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績，但鮮有論者明確將文學傳媒機制的形成、發展與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進程關聯起來加以考察。如張天星借對晚清報刊群體的研究，深入探究了文學現代化在晚清的“準備”過程，雖未論及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但其方法論意識仍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以傳媒機制為研究視角，自覺地將文獻學、傳播學、文學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理論方法加以跨學科的融合，不僅能較為全面地總結中國文學現代化歷程的經驗教訓，也有可能為當下中國文學的生產傳播提供有益的理論參照，并為新形勢下中國文學的“走出去”和“引進來”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

　　外部支撐：開拓研究新視域

　　在借鑒吸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文學現代化的首要標志是，涌現一批反映現代人的生活狀況與審美追求的作品;其次，這些作品要具備成為或趨近文學“經典”的美學品格;再次，文學研究工作的完備和成熟;最后，本土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塑造、相互影響。因此，研究工作應始終以全面的調查研究、細致的統計分析為指導方法，充分考察一個多世紀以來報紙副刊、文學期刊、文學出版、廣播影視改編、網絡文學平臺以及媒介聯合互動等現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其一，以關鍵詞的形式，提取百年文學流變中曾經深入人心的審美觀念(諸如“為人生”、“美文”、“人道主義”、“性靈”、“進步”、“現實關懷”和“中國氣派”等)作為分析對象，細致分析這類觀念如何借助傳媒機制參與對“文學現代化”價值內涵的建構。

　　其二，探討20世紀中國文學如何“自我經典化”，而每一次經典化努力的背后傳媒機制又如何發生作用。可以重點分析的對象有20世紀30年代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策劃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五六十年代的“紅色經典”、20世紀末出版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新世紀以來推出的“共和國作家文庫”等。

　　其三，分析傳媒機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這門學科的成型、發展與“成熟”過程之間的關系。主要的工作有：梳理學科化進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紀以來的具體表現;揭示各類學會、刊物與學科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探究各類傳媒所設獎項如何影響文學走向等。

　　其四，探究傳媒機制如何“拿來”特定的外國文學資源，并向“世界”推出自己的作家作品。可采用階段劃分法，依次分析晚清、現代、當代時期各自從世界文學引入了哪些資源;也可采用個案分析法，具體考證中國文學界在此過程中是如何想象與走進現代化的。

　　（本文系福建師范大學青年教師成才基金項目“傳媒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之關系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tbbh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