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史官”作為“信史”的記錄者、編著者與守護者，其職守顯得神圣而莊嚴;而《周易》則常被人們視為“卜筮之書”。近代學者兼詩人朱自清就說：“《周易》原只是當時一部切用的筮書”(朱自清《經典常談·周易第二》);《四庫全書總目》也認為：“《易》寓于卜筮。”在不少人眼中，作為卜筮之書的《周易》有幾分神秘，甚至有幾分荒誕。然而，內涵、特點等方面似乎相去甚遠的史官與《周易》之間，在先秦時期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先秦史官與《周易》究竟有何關聯?答案要從當時史官的職責方面來尋找。在先秦，史官所掌職責范圍很廣泛，主要有：記言記事、卜筮祭祀、掌天文歷法、保管圖書文獻檔案、草擬詔令，等等。在先秦史官的這5種職責中，有3種與《周易》有著密切關聯。

　　一是先秦史官保管圖書文獻檔案的職責。據《周禮·天官》：“史掌官書以贊治”，又據《周禮·春官宗伯》：“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明確記載了史官之掌管圖書典籍的職責。又據《左傳·昭公二年》：“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大史氏。”“觀書于大史氏”，正是書籍為大史所掌之明證。又《呂氏春秋·先識》記載：“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所謂“圖法”，即國家的各種文獻典籍，由此亦可知它們為太史所掌控。王國維先生曾據此斷言：“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觀堂集林·釋史》)。而《周易》作為圖書文獻屬于當時史官的職掌范圍，應毋庸置疑。

　　二是先秦史官掌卜筮祭祀的職責。殷商時期，統治者大至軍國要事，小至生病、旅行、打獵等，都要舉行占卜活動。在占卜活動中，史官是重要參與者，并且還要將整個過程記錄下來，刻寫在龜甲或獸骨上，這就成了甲骨文亦即“卜辭”。在殷商時期，龜卜是用以判斷吉兇、預測未來的主要手段。西周之后，《易》經開始流行，《易》筮漸興，至春秋時期，占卜方式的壟斷地位已經被打破，《易》筮已成為基本上可與龜卜平分秋色的占測方式。當時，人們據《易》筮占吉兇，預測未來，或引《易》議事論物，評判是非，已成為一種社會時尚。在《周易》及《易》筮的流行中，先秦史官充當了主要角色。在這方面，先秦文獻中多有記載，如《國語·晉語》《左傳》莊公22年、僖公15年、成公16年、襄公25年、昭公7年、昭公29年、昭公32年等。在歷史上有記載的以《易》占筮論事的各種人物中，史官的人數是最多的。并且，當時還出現了“筮史”這樣的名稱，清楚地表明了史官與《易》筮的特殊關系。除卜筮外，先秦史官還兼掌祭祀，如：“丁酉史其告(于)南室?”(羅振玉《殷墟書契續編》卷二、頁六、片三)，“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在先秦，往往是史祝、史巫并稱，如：“祝史陳信于鬼神”(《左傳·襄公二十七》)、“用史巫，紛若，吉!”(《易·巽·九二》)等等，即為明證。

　　三是先秦史官記事記言的職責。先秦史官要將君主、大臣等重要人物以及重要事件的卜筮情況，包括內容、經過、結果以及參與卜筮者的言論等記載并保存下來，履行其記事記言的職責，而卜筮方式如果是用《周易》來預測的筮占，則史官所記就相當于《周易》的應用案例寫實。

　　由上可見，由于職掌《周易》的客觀條件和職責要求，在先秦，精通《周易》成為先秦史官的共同特點。甚至有學者認為，《周易》的編篡就出自西周史官之手(參見朱伯昆：《易學哲學史》上冊第10頁)，如果此說成立，則史官與《周易》的關系當比一般人所認識的更為密切。

　　職掌卜筮，是先秦史官與《周易》關系之最突出的紐帶。在先秦，尤其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史官們對這一職責的履行可謂是不遺余力。閱讀先秦文獻的記載，人們有時會為史官們據《易》筮占的準確而感到驚訝。例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后亡也，陳子得政。”周史運用《周易》為陳國占筮，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陳侯的后代將在齊國昌盛并執掌大權;二是陳國將在那時衰敗，后來歷史的發展果如其言。如何來解釋史官們所做的這一類“神奇的”預測呢?其關鍵，是先秦史官對《周易》變化觀精髓的理解和運用。

　　《周易》是一部談事物變化的書。前人稱“易”有三義，即變易、簡易、不易等。不少先哲認為：“易”之精義實為“變易”。《說文解字》引《秘書》：“日月為易，象陰陽也。”這是從字形來釋“易”，“易”原為象形字，上日下月，日為陽，月為陰，陰陽交合變化成宇宙間萬事萬物，陰陽者，變化也。《周易》之基本要素“爻”的意蘊、“卦”的構成方式、八卦及六十四卦之間的關系以及“十翼”對《周易》義理的闡述等等，無不突出地表現出一種變化觀。

　　從表面上看，周史所得出的兩個結論是他占筮的結果，其實，周史在為陳國占筮之前，已對陳、齊等國的歷史和現狀做了一定的了解，即“先人事而后說卦”，在此基礎上，再依據《周易》的變化觀去分析、推測其前景，就得出了這些結論。知道了這個例子所蘊含的道理，就明白了先秦史官的《易》筮有時能較為準確地預測歷史發展變化結局的奧秘。

　　先秦史官以《易》占筮，又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首先，以《易》占筮，憑蓍草這類植物去推斷活生生的、千變萬化的人事，從根本來說是難以成功的。盡管有時占筮者在推斷中也會結合對歷史和現實的了解，但這類占筮法總體上籠罩在唯心主義、神秘主義的氣氛之中，并非科學的方法。其次，先秦史官的以《易》占筮，在具體操作上具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根據《左傳》《國語》的記載，春秋時期人們講《周易》要講下列八項，即本卦卦象、之卦卦象、本卦卦名、之卦卦名、本卦卦辭、之卦卦辭、本卦變爻爻辭、之卦變爻爻辭。然而，在每次占筮時，并不會八項內容都講，因為甲項與乙項的結論很可能不一致，甚至是對立的。選擇哪項或哪幾項來講，先秦史官往往依據自己的意圖來定，朝著符合自己意愿的方向去進行解釋。

　　例如，《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無亨利貞，無咎。’”筮占而得《艮》之《隨》，可從多方面來進行解釋，可據本卦《艮》、之卦《隨》的卦象來釋之，也可依這兩卦的卦辭來解釋，還可以根據本卦或之卦的卦名來釋卦。《艮》卦卦名之義為“止也”，即如山岳般靜止不動，《隨》卦卦名之義為“無故也”，無故，即沒有故處，自然要走出故處，即出走，與《艮》卦的“止”義相反。史官采取的是以之卦卦名之義來釋卦，因而得出“君必速出”的推論。可見，占筮的結果，可以依據多個方面來解釋，占筮者多根據自己的意愿選擇其中的一種或幾種來作論斷，主觀隨意性表現得非常突出，牽強附會的特點也很顯著。

　　先秦史官所掌職責非常豐富，堪稱是當時的“通才”，而《周易》是一部既簡明又涉獵宇宙萬物、社會人生的著作，可謂“通學”;作為“通才”的先秦史官與作為“通學”著作的《周易》，有著一種內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出于職責要求，先秦史官堪稱是《周易》的解讀者、運用者、守護者及傳承者。他們偶爾表現出的運用《周易》對于具體人和事的發展進行準確預測的“奇跡”，主要得益于對于《周易》變化觀的活用，以及對于擬預測人和事歷史、現狀的觀察和了解;而其這方面的敗筆與尷尬，正好說明《周易》唯心、神秘思想本身的致命缺陷。深入探討先秦史官與《周易》的關系，是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它對于《周易》以及中國古代史學史的研究等具有重要意義。

　　(林曉平，作者單位：贛南師范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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