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簪花圖》

　　御宴簪花是宋代宮廷宴會中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禮儀。在宴會中，皇帝要按例賞賜出席官員花朵，官員將之簪戴于頭上以示榮寵，所簪之花俗稱“御花”“宮花”。

　　花象征著喜慶與榮耀，我國古代漢族男子與女子均可簪花，以花為美并不是女子的專利。杜牧有詩“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又咸通年間唐懿宗大宴新科進士于曲江，“命折花一金合，遣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飲酒’，世以為榮”，可知男子簪花在唐代已是一種社會風尚，不會引起非議。不過，簪花在唐代宴會中有沒有成為固定禮儀，現存文獻沒有明確記載，如《韓熙載夜宴圖》中就沒有看到士人簪花的影子。

　　宋朝時期，男子簪花的習俗變得更為普遍，并逐步成為宮廷宴會的固定禮儀。《宋史·禮制》就說“凡國有大慶皆大宴……中飲更衣、賜花有差”。這些大宴包括春秋大宴、圣節大宴、聞喜宴、錫宴、曲宴、飲福宴等。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宋太宗兩朝并未見到宴會簪花的記載，簪花之禮正式在宮廷宴會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時期。宋真宗為了淡化澶淵之盟的負面影響，大搞天書封禪，努力營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慶意味的簪花禮儀大受青睞或許也與此有關。據吳曾《能改齋漫錄》載宋真宗曾兩次在宴會中“御親賜帶花”，一次是在封禪泰山前親賜樞密使陳堯叟，一次是親賜參知政事寇準，“眾皆榮之”。天禧四年(1020年)，直集賢院祖士衡建議御宴簪花時“群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可知真宗時期簪花已成為宮廷宴會的特定禮儀。

　　宋真宗以后，御宴簪花開始盛行起來。仁宗時期，司馬光因“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司馬光拒絕簪花被視為違君之舉，由此亦可說明御宴簪花的重要性。元豐年間宋神宗巡幸金明池，時洛陽進“姚黃”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神宗“遂卻宮花不御，乃獨簪姚黃以歸”，后傳為盛事。御宴簪花禮儀在宋徽宗朝進一步推廣，徽宗巡游之時，“衛士皆戴花”，賜宴過后，回宮途中親從官皆“頂球頭大帽，簪花。”劉昌詩追憶徽宗元宵節設宴時寫道“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勸醉醺醺。豈知頭上宮花重，貪愛傳柑遺細君”，其時御宴簪花的盛況可見一斑。

　　南宋時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姜夔《郊祀后景靈宮恭謝紀事》一詩描述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的飲福宴，“六軍文武浩如云，花簇頭冠樣樣新”，“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見紅云冉冉來”，場面蔚為壯觀。《武林舊事》記載淳熙十三年(1186年)“正月元日，再舉慶典，……御宴極歡。自皇帝以至群臣禁衛吏卒，往來皆簪花。”都城如此盛典，錦繡乾坤，花花世界，以至四方百姓，不遠千里，無不以先睹為快。著名詩人楊萬里也有詩描述這次盛宴，“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與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發生了兩點顯著的變化：首先，皇帝在宴會中逐漸不再簪花，如嘉定四年(1211年)宋寧宗就降旨“遇大朝會、圣節、大宴及恭謝回鑾，主上不簪花”，對此南宋人的解釋是顯示皇恩浩蕩，“惟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群臣”。其次，簪花禮儀進一步細化，紹興十三年(1143年)宋高宗明確規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賜之”，親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欒枝十朵，以下官員按照品級逐步遞減，品級最低者僅簪兩朵而已。同時規定百官用羅花，禁衛、諸色祗應人(內侍官)只能用絹花，規定可謂不厭其煩。

　　簪花是宋代宮廷宴會中非常重要的禮儀，可分為賜花、簪花、謝花三個環節。通常情況下，簪花在御宴進行至一半時進行，“酒五行，正安之樂作。……賜花有差。少頃，戴花訖，……謝花再拜，分東西升階就座。”隨著“正安之樂”的響起，整個宴會已達高潮，這時皇帝宣布賜花，“群臣下殿，然后更衣，更衣后再坐，則群臣班于殿庭”，內侍將事先準備好的宮花捧送于各位官員。皇帝、親王、重臣由內侍簪戴，其他官員則自己簪花。有時皇帝還會親自為某位官員簪花，以示恩寵，前文提到的陳堯叟、寇準就曾獲得這一殊榮。群臣簪花完畢后要向皇帝謝恩，最初官員在謝恩時不需離開自己的座位，天禧四年后，朝廷采納直集賢院祖士衡的建議改為在殿庭中間集體跪謝，成為定制。宴會結束后，預宴官員要簪花而歸，不戴歸私第或由仆從持戴的行為則視為對皇帝不敬，“違者糾舉”，并要受到懲罰。

　　宋代宮廷宴會中所簪之花可分為鮮花與人工花兩種。百花之中，宋人最愛牡丹，其中又以千葉牡丹最為珍貴，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不過，真花在簪戴時極易受損，官員往往不免忙于收拾凋落花瓣，狼狽不堪，因此宋代宮廷宴會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絳《鐵圍山叢談》中記載了徽宗朝的三種人工花，最華麗的是“滴粉縷金花”，以金絲鑲嵌制成，“極其珍藿”。其次是羅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麗”。再次是絹帛花，材質最為普通，只在接待遼使時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禮儉”。南渡以后，由于財政拮據，御花多以普通的羅、絹為主，遠不能與“滴粉縷金花”相媲美。

　　隨著簪花成為一種正式的禮儀，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員在謝花時可以不離開座位，真宗時期改為集體于殿庭中跪謝，意圖明顯在于強調君恩浩蕩。再如高宗對賜花數目的繁瑣規定，顯然是借此來強化現實權力結構。南宋以后，簪花逐漸淡出宮廷，至明清時期男子已不再簪花，“俗惟婦女簪花”，大致已與今日無異。

　　(楊倩麗，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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