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農家、兵家等各個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蕩，形成了百家爭鳴的文化大觀，豐富了當時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雖然后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長期取得了主導地位，但中國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發展的。”

　　多向多元而一體，是中國文化一個突出的特點。今天我們倡導大力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應有之義就是全面開展對諸子各家的研究，推動出現一個新諸子時代。在此基礎上我們期待通過會通融合，構建起多元一體的當代中華文化。近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召開的“由禮到法——法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許抗生、王曉波先生對法家的思想價值、歷史地位發表了看法，提出實事求是看待法家的主張。本刊現整理發表，以饗讀者。

　　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大概從太史公開始，至少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中國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這是個天大的誤會。儒家主張封建，秦漢以后有沒有封建?儒家主張井田制，秦漢以后有沒有井田制?都沒有。蕭公權就認為，儒家講仁義道德，法家講制度，秦漢以后整體上都是法家。所以我在《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一書的看法是“陽儒陰法”。倫理學是儒家，政治制度是法家。這是很奇妙的結合。“陽儒陰法”的制度，兩千多年歷朝輪替，但這個原則始終沒有改變。

　　有人認為，中國沒有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社會的有序性是最好的。美國的民主制度200年，中國的“陽儒陰法”卻已2000多年。秦亡看似法家思想的缺點，但我認為秦之所以滅亡，是因為其實際行為超越了法家思想的界限。韓非子曾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因為下雨遲到就要殺人，這符合人情嗎?這是違背人情的，不合人情的。秦始皇迷信法治，而法家是根據現實而制定法律的。不是法家有太多的問題，是秦始皇的政策問題。因此，歷代學者對法家的看法，大部分我是無法接受的。首先，中國社會是“陽儒陰法”，并非大部分學者所主張的“獨尊儒術”。其次，從胡適之到郭沫若，他們都認為韓非子主張性惡。然而在我看來，韓非子根本不認為有先驗的人性論。性惡也好，性善也好，這些都是天生的、先驗的人性論。韓非子所討論的始終都是人情，而非人性。好利惡害是人情，不是人性。我無法接受性惡論、性善論的說法。另外，一些學者，包括陳啟天在內，都認為法家是從管子開始的。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因為管子沒有鑄刑書。《漢書·藝文志》將李悝作為法家第一人，我也不能同意。

　　我認為無論從事跡還是思想來看，子產才是先秦法家的先驅、第一人。首先，如果沒有公布法，就沒有法家。其次，法家所主張的兩點：人情好利、嚴刑峻法。這些都是子產的主張。所以我認為法家是從子產開始的。這次會議交給我們的題目是“法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我想起子產給叔向的回答：“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救世，這就要求變法。所以，法家的思想，就是從“吾以救世”開始的。所以我也許會與傳統學者唱反調，不但以子產為法家的第一人，而且認為子產開啟了法家的政治和政策。請注意，我這里沒有用“法家思想”，而是說法家之治。在全世界范圍內，大家研究政治思想都要研究其經濟背景，而這正是唯物史觀。

　　子產為何要變法?子產的變法并非無緣無故，其所在之世已經維持不了了，所以他要救世。他所在之世為何維持不了了呢?我們從幾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是農業的問題。上海博物館挖出一條銅牛來，銅牛鼻子打洞，這說明當時已經開始在農業中使用畜力。在此之前，生產工具非常簡陋，如貝殼、石頭，因此，耕田需要大量的人力。正如《詩經》所言：“十千維耦。”要動員如此多的勞動力，只有通過政治手段。因此周初以來的封建制度，實際上是封民封土。君子居于國中，而民居于野。以魯國而言，被封之民為殷民六世。因此，只有了解這個背景，我們才能夠了解孔子在《先進》篇中所言“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的深刻含義。以今天的思維來看，我們很難理解孔子的這個觀點。但是，這里所講的“野人”，實際上就是殷民。孔子也講得很清楚：“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所以，所謂“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其實也就是“先進于禮樂，殷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其實也就是“后進于禮樂，周人也”。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實際上就是周喪失了禮樂，就到野中求之于殷人。在農業具備了牛耕和鐵器的條件下，就不需要動員龐大的勞動力來開荒。但是，新的問題產生了，即人口數量的幾何級膨脹。正如韓非子所言：“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耕地的數量有限，無法滿足大量人口的生存。面對這一壓力，人們只能選擇“辟草萊”。而這一選擇，逐漸地動搖了井田制度。這樣，我們就讀懂了孟子的言論：“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之所以反對開荒地，是因為其動搖井田制。隨著人口的增長與“辟草萊”的發展，社會上出現了一批不繳稅、不納糧的私田農。隨著時間的發展，魯國開始實行“初稅畝”，即向私田農收稅，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相應地，私田制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同時，另一部分面臨生存危機的人則到了國中，成為國人，給國都政治帶來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子產頒布了刑書。刑書的具體內容我們并不清楚，但我們知道一個反面教材，即晉國大夫叔向對刑書的反對。叔向認為：“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并有爭心，以征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人民熱衷于爭訟，名家也就隨之而生。后來晉國鑄刑鼎，孔子也加以反對。然而，法治的思想依然在不斷地發展。

　　子產之后，又有李悝、商鞅、韓非等人。商鞅至秦國而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在這樣的情形下，商鞅被車裂。商鞅與吳起都因損害貴族利益而身死。吳起死后，變法不存;商鞅雖死，而商君之法仍存。隨后，沛公入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形成了漢律，一直沿革到了《大清律典》。我們可以看到，法家之治的形成，其來有自。更有漢宣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之言，這也說明中國社會向來是“陽儒陰法”。這也相應地佐證了中國的法家之治起源于子產，而子產的思想又與當時的社會經濟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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