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中國文化的相“因”繼承和“損益”發展有著自覺的意識。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這里的“因”可以說就是文化連續性發展的“常道”，而“損益”就是對原有的文化有所減損和增益，以實現文化創新性發展的“新命”。

　　雖然孔子講了夏、商、周三代之禮(文化)有相“因”的繼承性，但他并沒有說出此相“因”的具體內容是什么。我認為，儒家文化真正的“常道”應是先秦儒家與秦后儒家所一以貫之、始終堅持、恒常而不變、具有根本的普遍意義的那些道理、原則、理想或理念。以此為判據，如果從“祖述堯舜”講起，那么，崇尚道德、以民為本、和諧社會，可以說就是儒家文化所承自堯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常道”。而孔子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疇，因此，儒家文化的“常道”又是以仁愛精神為統率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2月24日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我認為，這里說的“固有的根本”“自己的精神命脈”，當就是指中國文化的“常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的一種發展創新，但它“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此即中國文化發展“變中有常”的辯證法。

　　習近平特別強調：“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淵源。”我認為，這里說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可以說是對儒家文化乃至中國文化之“常道”的一個精辟概括和表述。“常道”之常新，就在于它不僅傳承久遠，而且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它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淵源”，這正是我們要傳承和弘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常”或“因”是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而“變”或“損益”就是要實現文化發展的“新命”。那么，在中國的古今之間有哪些重要的變化呢?第一，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已經轉變為以工商為主的市場經濟;第二，從君主制已經轉變為民主共和制;第三，從服務于君主制的科舉制已經轉變為服務于社會多種需要的現代教育制度;第四，從經學的“權威真理”的思維方式已經轉變為廣義的“哲學”或“學術”的思維方式。

　　儒家文化要實現現代化的“新命”，一方面要適應這四個方面的變化，另一方面也要轉化或優化這四個方面所出現的問題。如市場經濟中的義利關系問題，政治制度方面的以德治國與自由、民主、法治的問題，教育制度方面的人文素質(“明體”)與工具性知識(“達用”)的問題，思想觀念方面的繼承經學之“常道”與“博稽眾說而唯真理之從”(王國維語)的問題等，這些問題是需要現代儒學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來解決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年在曲阜市召開的“世界儒學大會”承擔著重要的學術使命。(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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