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這種說法是有點絕對化了，但如果我們說所有歷史都是當代人寫的歷史，則是符合事實的。“文學”這個概念中國古已有之，并不僅是西方的概念。根據方銘教授的說法，孔子的“文學”是指六經。那么我們今天的文學史書寫是否要回歸到孔子的六經，按照這樣的文學標準來重寫中國文學史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再例如，“中國”這個概念可追溯到《詩經·大雅·民勞》的“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過，這里的“中國”，僅指周王王畿之地，《毛詩正義》說：“中國，京師也。”這與現在的“中國”概念大相徑庭。看來，編寫中國文學史回歸中國本位，顯然不能回到“中國”“文學”的元初含義。如果按照“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疆域來復原中國文學，那么，許多少數民族的文學顯然也要被排斥在中國文學之外。如此一來，方教授要求將少數民族文學也應包含在中國文學之內的愿望，大多是要落空了。方教授要求我們“文學史的研究目的，首要是復原歷史”，不能以今日的文學觀念來看待中國古代文學，不能將宋以后的詞曲小說包含在中國文學的主流文學之中，這一點我們確實很難做到。我們今天編寫中國文學史，不能完全按照外國人的文學觀念來編寫，這是必須的，但如果說不能按照我們自己今天的文學觀念來編寫，則是很難成立的。所以，盡管中國古代就有文學史，但我們一定不能按照《文心雕龍》和《詩品》的樣子來編寫我們今天的中國古代文學史。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也有一時代之文學史。文學的觀念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地發生變化，如果說這是一個共識，那么，文學史寫作自然也會隨時代的變化而發生改變，這也該是一個常態。

　　西方并非鐵板一塊。近代以來，中國學人開始不斷地學習西方，到“五四”前后，中國學界基本上形成了激進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三大陣營。而這三大陣營中的學人無不與外國文化相浸染。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主義大多是留日的，而保守主義的吳宓、梁實秋，自由主義的胡適則是留美的。同是留美，在哈佛大學學習的吳宓、梁實秋信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而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胡適則信奉杜威的實驗主義，因此兩方的文化立場也是各有不同，甚至是互相對立的。向西方學習，受到西方的影響，也要看向哪些西方學習，又受到誰的影響?更要看這樣的影響在我們的歷史上究竟起到了怎樣的效果?曾留學德國、信奉康德哲學的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在“五四”運動中就起到很好的效果，這樣的文化心態今天仍應該加以弘揚。我們今天的學界文化保守主義大行其道，我想他們大概不應該反對美國的新人文主義吧，不會反對吳宓、梁實秋們吧?可他們也是接受了西方影響的，只不過是不同的西方影響。

　　從理論上講，本源論不等同于本體論。任何人和事都有本源，但本源并不就是本體。正像嬰兒出自母體，卻是不同于母親的個體一樣。來源于西方的，并不就是西方的。我們今天的衣食住行，大多都是來源于西方的，如果僅因為這一點就加以拒斥，我們恐怕沒有辦法生存。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很難再分得清哪些是來源于中國的，哪些是來源于西方的。

　　我很贊同要反對“西方中心主義”，不能把一切西方文學觀念視為普遍有效的，而把中國固有的一切文學觀念看成是特殊的。但克服“西方中心主義”的有效方法，是首先要打破一切“中心主義”的歷史敘事，以“東方中心主義”來克服“西方中心主義”，是用一種錯誤和狹隘的文化心態來反對另一種錯誤和狹隘的文化心態，其結果并不能有效地克服“西方中心主義”。我們過去往往把西方的看成是現代的，而把中國的看成是古代的，這是一種“中西二元論”的看法。我們應該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一種對話的途徑，應該承認以現代話語闡釋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合法性;在東方與西方之間，也應該找到一種對話的途徑，同時承認中西文學各具特殊性的美學價值。以西方、現代貶低東方、古代，或者以中國、古代拒斥西方、現代，都不是我們今天重寫文學史所應遵循的原則。近代以來，中國文學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傳統。我們不能以“大傳統”否定這種“小傳統”。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近現代文學盡管受到了西方的影響，但她首先是中國文學家自己對中國現實的回應，是中國近現代文學觀念的表達。從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到中國近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自身發展的不同階段，不能看成是中國文學的斷裂，更不能把中國近現代文學看成是西方文學的翻版。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科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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