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孔子是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孔子儒學總體上蘊含著文化、倫理、政治、教育、社會治理方面的五大智慧。它們仍可為今所用，甚至可以為全人類共享。

　　其一，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文疲敝，禮壞樂崩，當面臨“古今之變”、重建“文化認同”的時代課題時，孔子應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禮作仁，一繼承一開新，由此禮樂得以存、仁學得以立、儒學得以開。借助于仁，中國傳統文化順利地實現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轉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數千年和孔子之后數千年的文化血脈得以溝通連接，而沒有中絕斷裂。如果孔子之于禮主要是“述”的話，那么全新意義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動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體貼出來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也就是說，面對“古今之變”下的文化創新的問題時，孔子從“述而有作”的原則出發，既承繼了“傳統”之禮，又有“現代”開新之仁，由此建立了“仁禮合一”的學說體系，奠定了儒學的根基。孔子這種“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對當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不無借鑒意義。

　　其二，仁禮合一的倫理智慧。

　　“仁”之要在于使“禮”合乎主體內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謂“吃人的禮教”;“禮”之要則在于將主體內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實于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仁”的內在情感與“禮”的外在行為合而為一，方是道德實踐之整個過程的完成。孔子的這種“仁禮合一”之學體現的是一種“美德”與“規范”(規則)并重、“德性”與“德行”統一的倫理智慧。孔子這種“仁禮合一”的倫理智慧，對克服當代道德困境，建設新型倫理價值體系，極具指導意義。

　　其三，德治民本的政治智慧。

　　“德治”(孟子叫“仁政”)構成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為政以德”“道之于德，齊之于禮”的思想主張是孔子儒家政治智慧的集中體現。這種“為政以德”的具體要求主要表現為對統治者個體自身“正身正己”的“德位”自覺，即要求在上位者能夠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從而達到“正人”“不令而行”的目的。其言如是：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子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最后，將這種“正身正己”的德性訴求外化、落實，就是儒家“庶民富民教民”“安人安百姓”“博施濟眾”的民本觀念及實踐。

　　孔子儒家這種面向人本身，強調統治者之“德位”自覺的德治理念無疑是一種極其深刻的政治智慧。美國人文主義大師白壁德認為，孔子之教能夠提供民主領袖所需要的品質。儒家“以身作則”精神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僅僅是“抽象的公正原則”，這是儒家可以貢獻于現代民主之所在。

　　其四，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

　　作為師長，孔子能夠自覺做到以“因材施教”“教依人立”的原則教授門徒，“順其氣質才情而教”，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學生各遂其性、各盡其才、各有所用，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這種高超的教育智慧，仍值得當代“好老師”取法和借鑒。

　　其五，“以和為貴”的社會治理智慧。

　　孔子開出“仁”，是要開辟價值之源，為“禮”提供意義支撐。而他之所以要“復禮”“從周”，所求者在“天下有道”，即以“禮”來調節人際關系，實現社會和諧。“禮之用，和為貴”(《學而》)，此之謂也。從“克己復禮為仁”到“禮之用，和為貴”，孔子談仁說禮，其終極追求在一個“和”字。可以說，“仁”“禮”“和”構成了孔子儒學思想體系的三個基本支點，仁禮合一的孔子儒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種以追求和諧為目的，包含調節社會關系，鼓勵人向上向善諸多內容的社會治理之學。

　　“仁”由己而人，從內向外的層層打開和具體落實，就是人依循忠恕的原則，按照“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為仁之方，做到“克己復禮”的過程。這就是說，“克己復禮為仁”的深層意涵當在于：道德實踐(為仁)的落腳點是要將自我的道德信念與道德自覺(克己)不斷向外擴展、落實，推己及人，從而在與家庭、社會、國家的關系中完成自我之角色定位，確立個體所當有的責任和義務(復禮)，這叫“禮以辨異”。孔子稱之為“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通過“禮”來明分君臣父子、貞定社會角色、明確責任義務，使每個社會成員都依禮而行，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從而實現人際關系的和諧。當然，人在對“禮”的踐履過程中，本身也就開顯了統歸于“仁”(廣義)之下的諸多道德價值，比如孝、悌、慈、愛、恭、敬、忠、信等。也就是《大學》說的，“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總之，以“仁”作為“禮”的價值支撐，又以“禮”來“正名”，促成社會關系的和諧，“仁”“禮”“和”確立了孔子社會治理思想的基本框架，而一個“和”字最是其社會治理智慧的精髓所在。孔子仁、禮、和“三位一體”的社會治理思想體系中，包含著許多適合調理社會關系和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內容，若能結合時代條件加以調整，賦予其新的含義，完全可貢獻于當代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作者單位：曲阜師范大學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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